戰火中的背影 ———抗戰時期文化名人在甘肅
抗日戰爭，是炮聲隆隆、刀光劍影、血雨腥風的八年。國破家亡的時刻，許許多多中國人奔赴沙場，用自己的血肉之軀抵抗日本侵略者的炮火。然而，我們可聽到了那些蘊藏在音樂里的民族精神？可看到了那些洋溢在筆端的抗戰力量？可品味到了那些流淌在線條和色彩中的愛國熱情？許許多多的文化精英和知識分子，雖然他們并未拿起刀槍，親身從戎，但他們抱著誓不與侵略者合作的態度輾轉流離來到大后方，或以學識和手中的筆宣傳抗戰，或整理創作鼓舞士氣的不朽樂曲，或埋頭不求聞達不計得失地工作，為保護弘揚中華民族的文化遺產默默地奉獻著。在地處西部腹地的甘肅，就留下了許多中國文化名人的身影和足跡。
張大千：且安筆硯寫敦煌張大千之子張梟現居蘭州，今年７１歲，文質彬彬而健談。關于父親的很多事，都是他憑著記憶，再加上后來長輩和兄長們的敘述綜合在一起的。張梟說，抗戰爆發時，身在北平的張大千不愿為日本侵略者做事，先將全家輾轉上海、香港、廣西、貴州遷回了四川老家。
當時張梟只有三歲，還不大懂事，只知道父親沒有與全家同行，一段時間以后，全家人又欣喜萬分：父親回來了。后來他才得知，父親在北平時，日本人再三請他出山，出任一個相當于今天的“美協副主席”的職務。張大千堅辭不得，連夜逃離北京。張大千的四哥跟張大千相貌非常相像，被日本人當成張大千“請”了去。因此，張大千終生對自己的四哥滿懷感激。后來日本人發現抓錯了人，就把張大千的四哥放了。
回到四川的張大千居住在成都和灌縣的青城山。在此期間，經好友嚴敬齋的多次介紹，他對敦煌莫高窟的石窟藝術產生了濃厚興趣，決定親自去看看。
�。保梗矗蹦甏�，他帶著兒子張心智從成都乘飛機到達蘭州，又經河西走廊長途跋涉來到敦煌。
果然，這座深藏于沙漠之中的藝術寶藏讓張大千驚喜萬分。由于來往人流頻繁，他搬到距下寺兩華里的上寺居住，每天提著一盞煤油馬燈，一個挨著一個地開始了詳細的觀察記錄，包括塑像、壁畫和題記。這項工作不僅頗費思慮，也是對體力和毅力的考驗。一些位置較高的石窟，必須搭梯子或從山上繞道進入，對這些，游覽過無數名山大川，慣于涉足險境的張大千處之泰然。為了提高效率，他請朋友介紹了兩位會畫畫的油工師傅作助手。但進展仍然相對緩慢，兩三個月過去，只記錄了四五十個石窟。
經過反復考慮，張大千決定留到莫高窟，開始了長達兩年的艱苦工作。他白天在石窟考察，晚上回到住處在燭光下作畫，常常到后半夜兩三點才放下畫筆。據張心智后來回憶，盡管張大千的生活受到各方關照，但他并不愿麻煩別人，而是自己出面，借用上寺住持的馬和小毛驢，付給一定的費用，請人每過１０天左右到縣城去買一次生活必需品。由于敦煌當地蔬菜缺乏，張大千父子和助手常常只吃白水面條，有時饃饃夾油潑辣子再加一杯茶就是一頓飯。偶然吃到一頓大米飯，炒一個菠菜豆腐，就是改善生活了。
很快，張大千發現初次的臨時編號把大窟左右兩邊的耳洞也按另一個窟計算有些欠妥，于是決定重新編號。寒冬來臨，天氣日趨嚴寒，石灰水刷在石窟外面的墻壁上就結成冰，要等太陽曬幾天才能干透，再寫上號碼，手凍時只好在火盆上烤一會兒再寫，石窟的編號在１９４１年冬天完成，共編成三百余窟。
�。保梗矗蹦甑椎剑保梗矗材瓿�，張大千在西寧度過兩個多月之后第二次來到敦煌，開始了大規模臨摹壁畫的工作。
寒暑更迭，夏天白天氣溫高達三十多度，但窟里卻很涼爽，下雨不會影響工作。張心智說，在石窟里臨摹壁畫，跟在室內作畫大不一樣，臨摹大幅壁畫的上半部分須一手拿著畫筆，一手提著煤油馬燈爬在梯子上，臨摹到壁畫的底部時，又得鋪著羊毛氈或油布趴在地上著色勾線，沒多長時間脖子和手臂就酸得抬不起來，卻常常堅持一連工作十幾個小時。晚上別人都入睡了，張大千回到上寺住處還要作畫寄回成都，變賣后維持在莫高窟的龐大開支。就這樣，到了１９４３年４月，張大千和他的助手們共臨摹了大小近三百幅壁畫。
�。保梗矗材辏翟�，張大千一行離開敦煌莫高窟，到達距安西縣城二百余里的榆林窟臨摹壁畫。為了方便，他把畫室設在大佛洞窟前面左右兩側的大空房里。房中只有兩個土炕，沒有門窗，只好使用木條、蘆席釘了門窗，再糊上麻紙以抵御風沙的襲擊。一個多月的時間里，張大行帶領助手完成了西夏水月觀音、吉祥天女、大勢至菩薩以及供養人像等大小約６０余幅。
在各界人士的幫助下，張大千從敦煌返回蘭州后，于１９４３年８月中旬在蘭州舉辦了《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展覽》和《張大千畫展》。展出當天，參觀者達萬人次，敦煌石窟藝術引起了社會上的關注。張大千說：“這僅僅是開始，敦煌藝術不僅是中國藝術之寶，也是世界藝術之寶，我們光宣傳還不夠，更應該保護它、研究它�！保保梗矗茨辏痹潞停翟拢稄埓笄R摹敦煌壁畫展覽》又先后在成都和重慶展出，著名書法家沈尹默看后題詩贈張大千：三年面壁信堂堂，萬里歸來須帶霜。薏苡明珠誰管得，且安筆硯寫敦煌。
王洛賓：音樂是表露心靈的工具王洛賓，在抗戰時期搜集、整理、改編了許多展示我們的民族精神的民歌，通過歌聲與旋律來支持抗戰。王洛賓與甘肅有著極深的緣分———他在蘭州學習西部民歌，從此就在西部扎下了根，一輩子在西部貢獻他的才能。
�。保梗常改辏丛�，為了抗戰事業，王洛賓同作家蕭軍、戲劇家塞克等五位進步文化人士，從北京輾轉來到蘭州。王洛賓住在當時的炭市街（現在的中山路）４９號，作為“西北抗戰劇團”的一員，從事喚起民眾的抗日宣傳活動。
王洛賓生性開朗隨和。經常深入民眾下層，與勞動者廣交朋友，注意從群眾中汲取音樂創作的靈感和養分。他結交的朋友中有幾位“葡萄客”，即從新疆來蘭州經營葡萄干、哈密瓜的維吾爾族小商販。王洛賓在同他們的交往過程中耳濡目染，對新疆民歌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同時還學了一點維語，為他后來從事新疆民歌的搜集整理和再創作奠定了基礎。
�。保梗常鼓甑囊惶欤陆恢к囮犨\送蘇聯援助我國抗戰的物資路經蘭州，王洛賓所在的西北抗戰劇團，舉辦了兩次慰勞車隊工友的聯歡會。在歡迎會上，車隊一位維吾爾族司機為表示答謝，即興唱了幾句新疆民歌。因為他是用維語唱的，歌詞也不那么連貫，沒有引起人們多大注意。但是，那特殊的曲調和韻律，卻一下子震驚了音樂家王洛賓。他如獲至寶，歡迎會后專門去向那位司機求教，還請“葡萄客”朋友幫忙翻譯，匆忙地記下了樂譜和唱詞。那天晚上，他興奮得不能入睡，連夜加工整理，一遍又一遍地填詞、改曲，幾易其稿。
一夜功夫，由王洛賓搜集整理改編的全國第一首漢語譯配的維吾爾族民歌《達坂城的姑娘》，在王洛賓的那間斗室里誕生了。王洛賓聽了妻子羅珊的試唱后，覺得十分清新、獨特，且好學易記。第二天，在歡送新疆運輸車隊去陜北的聯歡會上，王洛賓親自登臺演唱，他一邊唱，一邊配合自己摹仿的維族舞蹈動作，臺下歡聲雷動，演唱獲得了空前的效果。于是，這首民歌不脛而走，唱遍全國，久唱不衰。
這首歌曲產生之后，王洛賓還把它用在他在四十年代初編的抗日歌劇《沙漠之歌》中，這部歌劇表現的是一個漢族青年，到少數民族地區去，通過生活、動員，發動了少數民族地區的抗日的隊伍，成為一部抗日內容的愛國題材的歌劇。
１９４１年，王洛賓被國民黨抓進監獄。監獄在蘭州黃河南岸。王洛賓在山上呆了３年。他說：“我一輩子跟監獄結下了不解之緣，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但是王洛賓對音樂的熱情并不因此有絲毫損減，他在監獄里，還寫了《來，我們排成隊》、《囚人之歌》、《大豆謠》等，反映他的監獄生活。
他的創作都在表達他自己的心情、感受，有的時候就像記日記一樣。他將音樂當作自己一種表露心靈的工具。直到１９４４年３月，王洛賓才出獄。
蕭軍：用筆端的鋒芒喚醒人民當代作家蕭軍在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變后開始了他的文學生涯。
１９３８年初，應先期來蘭州創辦救亡刊物《戰號》的青年作家白危的邀請，作家蕭軍、戲劇家塞克、舞臺美術家朱星南及作曲家王洛賓夫婦等５人，于當年４月２８日一同到達蘭州，住在民眾通訊社居住。
�。翟拢保慈眨癖娡ㄓ嵣缪s蘭州各界民眾組織和文化團體，舉行歡迎蕭軍等人的聯歡會。
�。保梗常改辏翟麻g，蕭軍到《甘肅民國日報》主辦副刊《西北文藝》，塞克主辦《劇運》。蕭軍主張文藝要為抗日救亡服務，他在這塊副刊陣地上，宣傳抗日民族統一陣線政策，介紹進步文藝作品，揭露國民黨頑固派破壞抗日的陰謀。通過各種文藝題材，喚醒人民，積極熱情地鼓舞青年投入到抗日救亡運動中去。
他說：“這是你們的責任，你們應該把‘五四’、‘五卅’、‘一二·九’在北平、在上海學生運動光榮的傳統繼承下來呀！
你們應該做這暴風雨里的海燕、民族解放的先鋒�！笔捾妬硖m不久，結識了扮演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劇中人物的王氏兄妹，并與王德芬確定了婚姻關系。這年６月６日，蕭軍與王德芬離開蘭州去延安。臨行前，他經與叢德滋商量決定，《西北文藝》副刊從第八期起，由塞克和王德謙兩位先生負責發稿。
常書鴻：尋求真正的藝術之神１９３５年，在巴黎深造美術的常書鴻，偶爾接觸到了敦煌藝術，深深地為之傾倒，并在巴黎的奇美博物館看到了一幅標榜法國的漢學權威、法蘭西研究院院士伯希和１９０８年如何深入中國腹地，在敦煌花了３個多月的時間，從藏經洞盜竊了近萬件有明確紀年和重要內容的文獻、畫卷等稀世文物經過的“自供狀”。
“九一八”事變后，在外學習深造的不少青年人都準備回國投身于抗戰救亡的工作。常書鴻畫了一幅《還鄉曲》的油畫，曾得到里昂沙龍的獎章。在這樣的情勢下，一種難以排遣的濃烈的鄉思時時襲擊著常書鴻的心，他反復地對自己說：“在苦難中擁有稀世之珍的敦煌石窟藝術的祖國啊，我要為你獻出我的一切！”１９３６年的一天，常書鴻收拾起畫具和他到西方尋求“藝術之神”的幻滅了的美夢，匆匆踏上了歸國的旅程。
上世紀３０年代的中國內憂外患，滿目瘡痍。很少有人知道和關心那沙漠之中的藝術寶藏，加之由于軍閥割據，戰亂頻仍，關山阻隔，要到敦煌去，真是太困難了！直到１９４２年秋季的一天，著名的古建筑學者梁思成教授找到了常書鴻，問他愿不愿意擔任擬議中的敦煌藝術研究所的工作。而到敦煌去正是常書鴻的夙愿，于是他表示愿意承擔這一工作。
�。保梗矗衬暝绱憾碌囊粋�清晨，籌備敦煌藝術研究所的先遣人員一行６人，披著老羊皮大衣，冒著西北刺骨的寒風，沿著絲綢之路開始了敦煌之行。
３月２７日，他們終于到達鳴沙山腳下。一下駱駝，來不及整理行裝，他們就對石窟群作了一次巡視探索。在危樓斷壁的石窟里面，那些金碧輝煌的彩畫和彩塑，將他們的心都俘虜了。而他們在莫高窟的第一餐，是用當地生長的紅柳做筷子，向上寺喇嘛借了鍋盆碗盞。雖然工作和生活條件非常簡陋清苦，但是大家的情緒非常高漲。憑著民國政府中央教育部的招牌，還能向政府借到一些錢，作為展開工作的資金。
他們首先雇用了１００多個民工，沿著千佛洞崖面用夯土打了一堵保護石窟的長達８００米的圍墻。這項工程總共花了１萬多元錢。整理洞窟，第一步必須清除長年堆積在窟前甬道中的流沙，據工程師估計，堆積成山的流沙體積超過１０萬立方米。此外還要修補頹圮不堪的甬道、棧橋，修路植樹等等。這些工作，他們從春到冬，整整干了１０個月。
當看到圍墻里的幼樹，因為沒有人畜的破壞而長出了青枝綠葉，越來越多的游人在沒有危險的棧橋甬道上往來觀摩石窟時候，他們心里感到無比的高興！
但是他們也因此而債臺高筑，向重慶教育部函電催促，如同石沉大海，未見分文。堅持到１９４３年底，連經費和工資，他們共向敦煌縣政府挪借了５萬多元錢。在這種情況下，大家還是想辦法進行工作。比如向來此游覽的人們做工作，勸說他們捐錢保護敦煌文物給石窟造門、造窗……做出各自的貢獻。
作為酬謝，他們以自己臨摹的《飛天》等繪畫贈給游人作為紀念。還完成了石窟群全部石窟的編號，并編寫了一整套石窟內容的說明書，使參觀的人們能對各個洞窟的時代和內容有所了解。此外，他們還和四川成都華西大學聯合集資編輯出版了一冊《供養人畫像題識》，借此擴大影響，以求得到社會人士的支援。
西北師院：在艱難中發展壯大上世紀上半葉，整個西部地區的教育狀況還相當落后，初級教育的覆蓋面本就不大，高等學校更是稀少�？箲鸨l，平津淪陷，當地的學校不得已遷向大后方，許多專家學者也隨校內遷西北。
如今坐落于蘭州，已列為全國重點高校的西北師范大學，就是在抗戰的特殊時期由最初的國立北平師范大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保梗常纺辍捌咂摺笔伦儾痪�，當時的國立北平師范大學與北平大學、天津的北洋工學院一同撤離平津，在西安合組“西安臨時大學”。后太原淪陷，潼關告急，學校遷往陜南漢中一帶，并改為“國立西北聯合大學”。
�。保梗常鼓辏冈�，西北聯大再次改組，師范學院獨立設置，稱為“國立西北師范學院”，李蒸自１９３９年８月至１９４４年１２月任西北師院院長。
�。保梗矗澳辏瑫r任甘肅省教育廳廳長的鄭通和提出建議，原建于陜西省城固縣的西北學院遷移蘭州建立永久性校址。此建議得到各方響應和支持，經過積極籌備，１９４１年１０月，一批師生乘坐由漢中發往蘭州的木炭車，同時運送一批圖書、文具來到蘭州。
１９４２年秋，作為西北師院院長的李蒸攜全家、張德馨教授夫婦和其他幾位老師也踏上了由城固前往蘭州的艱辛歷程。從１９４１年起，城固本院的人員及教學設備逐步遷至蘭州，１９４４年，遷校工作結束。院長李蒸在１９４３年１２月１７日學校成立４１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中說：“本院全校師生約有２５００人，教授有三分之二是師大的老教授，雖然生活困難，及外界的引誘，仍隨學校遷移跋涉，歷盡艱苦，仍不離此，此為本院可以自豪的一點�！痹诘乩砦恢闷В洕鄬β浜蟮奶m州新建一所學校，其條件的艱苦是后來人難以想象的。當時的學校負責人出差或拉運公雜用品僅有一輛馬車可以使用。師生如果要進城，只有坐羊皮筏子，或干脆徒步行走在塵土飛揚的土路上。學校飲水全靠兩輛鐵輪車、幾頭小毛驢和從城固趕來的一頭牛到二三里以外的黃河邊去馱。因馱水量十分有限，經常發生水荒，有時碰到汛期，河水渾濁，師生只好喝泥水。盡管如此，學校的規模仍然很快地得到擴大，遷至蘭州的西北師院在學科設置上也作了很大的調整和充實，除原有的１０個系、一科并繼續招收先修班外，又設立了國文、史地、理化、國語、體育５個專修科。另外還設有勞作師資訓練班、優良小學教師訓練班。師范研究所的工作也有了發展。當時蘭州新校址的種種經費開銷如流水，市場物價飛漲，西北師院的師生們就在這樣艱難的情況下支撐著學校一步步發展壯大。
現在西北民族大學外國語學院任教的申文安老師的父親申維屏先生，也是抗戰時期來到蘭州的。申維屏先生于１９１１年出生于河北�。ㄔ旃柺。⿷寻部h柴溝堡。
�。保梗常的�，經張恨水先生介紹并擔保，他和郭沫若等人同船赴日本東京大學學習土木工程。
１９３７年抗戰爆發，導師挽留他繼續讀書并擔任助教，他婉言謝絕，將所有家當都存在導師家，就離開了日本。
申維屏先生回國后即被送到中央政治學校留日學生班學習，由于他日語很好，很可能被分配去為日本人服務。他決定逃離北平，在離開之前回家鄉看看父母。當時的柴溝堡已經淪陷，申維屏先生回家當天就看到日本人將抓來的百姓按在縣城大街上的大木板上用刺刀挑死。申文安老師多次聽父親講起：父親的一個鄰居是貨郎，碰到一個鬼子拿著大刀亂砍人，他嚇得扔了貨郎擔就跑，鬼子在后面追，他無處躲藏，鉆進一家賣席子的店鋪放在門口的席子里，被鬼子連席子帶人攔腰砍斷，血流了半條街。這些情景，更增加了申維屏先生抗日的決心。當時申維屏先生的兩個妹妹一個在南方打游擊，一個在保定鬧革命，他家被列為重點審查對象，他的父母只得讓他連夜逃離家鄉，跑到郊區時，正好碰到國民黨在盤查洋學生，一位農婦急中生智，把他拉進農田讓他脫去上衣，拿上鐮刀冒充她的兒子才得以逃脫。
逃離途中為了維生，他賣掉了自己心愛的懷表。
�。保梗矗蹦�，申維屏先生來到蘭州暫時安定下來，在蘭州中學及蘭州師專任教員。由于學校經濟緊張，發給教員的工資就是“配給粉”，難以維持一家人的生活，他不得不在１９４５年來到西安準備另尋出路。在當地他聽說北師大的大部分人員已遷往蘭州，由于他１９３３年至１９３４年曾在北師大教育系學習工作，有不少朋友，因此他決定再次來到蘭州。經康世成（國務院原副總理康世恩的哥哥，察哈爾老鄉）的介紹，他先在西北圖書館工作，后經西北師范學院袁敦禮、李端魁教授的推薦在西北師范學院地理系教書。為實現自己教育興國的理想，他又跟隨趙元楨先生創辦志果中學、興文中學（均為蘭州二中的前身），任教導主任，“文革”時期因為“歷史問題”受到迫害成為普通代課老師，后來又到圖書館工作，文革結束才得以平反，在蘭州二中工作了３０多年直到近７０歲退休。
申文安老師說：“父親在世時經常給我們講日本人在中國的惡劣行徑。他只身一個跑到蘭州是因為蘭州尚未被日本人占領，至少他可以不給日本人服務。但即使是在蘭州，戰爭也沒有一刻的停止，躲避日軍轟炸鉆防空洞是家常便飯，偌大的蘭州城大部分人疏散到鄉下。有一天警報拉響了，他像往日一樣躲進一個防空洞里，那天不知怎么回事他總感到心里不踏實，呆不住要往外跑，一連換了５個防空洞，警報解除后，他才知道他換過的前４個防空洞都被炸塌了�！倍忿D星移，多少的歲月已經流失。
而文化名人抗戰時期在甘肅為人們創造的精神財富卻依舊鮮活，，將后來的人們帶進那些已逝的而又永恒的年代里，給我們的人生帶來一種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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