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9日這天，當蘭州人顧革命（化名）趕上了下午2時19分發車的T70次列車時，覺得“很僥幸”。因為上車前，他看報紙上天氣預報預告，這天氣溫會劇降，后半天要變天。
“我可趕在變天之前了”，“趕快跑”。這位常在甘肅新疆之間跑動的人士沒料到，自己“跑”進了一場百年罕見的大風暴中。
T70次開出烏魯木齊，天正下著雨，并夾著雪珠。不到兩小時，過了達坂城，到天山山口時，顧革命看到窗外起了沙塵暴，風揚起了沙土。他曾在新疆呆過18年,這在戈壁灘上是家常便飯，“已經習以為常，麻痹了。”
在到新疆旅游的乘客穆曉光記憶中，T70次開出烏魯木齊后半小時左右，窗外即漫天黃沙，偶爾掠過一兩戶人家。
“跟北京的沙塵暴差不多，沒什么大不了。”這位22歲的北京小伙子說。車在吐魯番站停靠時，他若無其事地在站臺買了一支蒙牛三色冰淇淋。
然而當天下午6點多，列車從鄯善站開出不久，風越來越大。穆曉光聞到車廂里逐漸彌漫起一股土腥味。他去盥洗室投了把毛巾，捂住口鼻。
列車內的旅途生活一切照常。
晚7點過，溫州人陳安成從10號硬臥車廂出發，走進位于13號車廂的餐廳。他點了一盤18元的青椒羊肚，2元一份的蝦皮紫菜湯，以及2元一碗的米飯。7時33分,服務人員打出一張單據。
陳安成坐在鋪著干凈桌布的餐桌前，等著他的晚餐，并且有點焦急地向服務員催了一次。他沒料到等來的是一場大變故。大約7時38分，突然一聲銳響，他身邊的雙層鋼化窗玻璃被擊穿，玻璃碴子濺了一桌，沙土直接灌進餐車，立刻把陳安成和其他正在進餐的10多位乘客趕出了原本洋溢著飯菜香味的車廂。
據悉，這是T70次列車被這場大風暴擊穿的第一扇玻璃。
陳安成正在等餐時，邊疆則在緊挨餐車的14號硬座車廂“斗地主”（一種撲克玩法）。突然聽到乘務員一邊嚷著說餐車窗戶破碎，一邊跑去關上車廂門。但沙土還是從餐車飛快地卷進來，彌漫了半截車廂。
這位中國政法大學的本科生“一開始以為眼鏡模糊了”，趕緊擦了擦，才發現原來是沙土。
沒過幾分鐘，14號車廂列車長辦公席邊上的玻璃傳來了“啪”的破裂聲。接著陸續有其他玻璃破裂。
30多歲的女乘務員叫道：把大行李放在座位下，帶上隨身小行李，大家往前走，大家往前走！
邊疆趕緊背起背包，夾起朋友送的一包馕，一手用毛巾捂住嘴，另一手抱著頭，擠在人群中，彎著身子快步向硬臥車廂轉移。
當邊疆穿過13號餐車時，見到廚師們正用棉被堵著已經破碎的車窗，好讓乘客通過。走過操作間，邊疆看到一筐茄子，被風吹得像皮球一樣滿地滾來滾去。
疏散中，邊疆似乎沒聽到什么人聲，只聽到風在咆哮。
12號軟臥車廂中，顧革命記得，不到8點，車停在一個叫小草湖的小站。顧革命看到小站只有一個小院，院內還種著一棵歪歪斜斜的樹。
列車“像大海里的船一樣在鐵軌上晃動”。
天已黃昏。
顧革命朝窗外照了一張相。他記得車子右邊停著一輛油罐車。
這時，邊疆正在從14號車廂往硬臥車廂轉移的路上。他心想：幸好有這油罐車，要不玻璃碎得更多。
8點左右，餐車玻璃破碎的消息傳到顧革命耳朵里。幾分鐘后，這節軟臥車廂的第一扇玻璃也開始破碎，像彈弓打過來的聲音，“啪”地一聲巨響。
沙土瘋狂地卷進來，“啪啪”地砸到包廂的門板上。沙土涌進包廂，空氣壓力驟然增大。顧革命覺得耳膜生疼。
這位54歲的西北漢子說：“只有上到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才有這樣的感覺，感覺（空氣）壓力比飛機起飛時還大。”
顧革命趕緊將毛巾倒上水，捂住口鼻。硬座車廂的人們向硬臥車廂轉移，他聽見車廂走道里腳步聲慌亂急促。
他瞥了一眼窗外，一片混沌。
接下來，車廂的玻璃一塊接一塊地破碎，每碎一塊，他“心也碎了一樣”。
他們用枕頭堵包廂門縫，堵不住，沙塵依然拱進來，彌漫開來。
邊疆穿過一節節車廂，一路上，不時看到乘客拿棉被去堵破窗戶。
餐車和硬座車窗破碎的消息在飛快傳遞。
“能碎成什么樣呢？”穆曉光想。他沒覺得這事有多嚴重，只是用濕毛巾捂著口鼻想睡一會。
他回憶，自己的確睡著了一會，直到轉移過來的人們把他吵醒。
有人過來問：“上鋪有人嗎？”
穆曉光聽到有兩名乘客為了一個鋪位在爭吵，直到乘警干涉。
此時，6車廂的玻璃還沒被擊穿，其他車廂的旅客正往這里轉移。
很快，6車廂安全的局面就結束了。
穆曉光半夢半醒之間聽到“咣當”一聲巨響，他的鋪位正對的玻璃窗被擊穿。窗戶上的棉被被狂風掀開，西北風怒吼著沖進來，把坐在窗邊的一位50多歲的女人刮倒在地。
穆曉光從中鋪上跳下來，來不及穿襪子，撲過去摁住棉被。
接下來的情景令人恐懼：午夜11時過后，6車廂的第一塊車窗被擊穿；大約凌晨3點，車體運行方向左側車窗全被擊穿；狂沙帶著黑暗和寒冷從11扇車窗外涌進來。
穆曉光把手伸出窗外，幾分鐘，手指就凍得沒感覺了。
6車廂沒放棄努力。
男人們裹上被子，背對車窗，想堵住風口。11扇車窗前站著三四十個男人，形成一堵人墻。穆曉光也在人墻里。他感到了窗外的強大推力，像是有人踹他的背。
“拆床板吧！”穆曉光大喊。
立即有人響應，三四個青壯年，有踹的，有頂的，也有用背扛的。
剛開始，有列車員過來制止，很快，也拿來螺絲刀，跟大家一塊拆。
22張中鋪，拆了20張。
“咱們堵得挺好的。”邊疆事后回憶說。
“絕對是經典工程。”穆曉光附和說。橫一塊，豎兩塊，再用一塊兒卡住臥鋪位的鐵架，“非常瓷實”。
乘客被告知，列車要“沖到哈密”再休整。
但是，次日凌晨3時多，T70次停在戈壁灘的高坡上。前方的鐵軌被風沙掩埋了。
顧革命有“等死的感覺”，“等到右側玻璃也爛了，那就死吧。”他說。到時“也許只有趴在地上，才能勉強再延長一點生命”。
他坐在滿是沙土的鋪位上，一夜無眠。
黑瘦的溫州人陳安成疏散到了9號硬臥車廂。
當人群轉移到這里，混亂中，青島人房克信曾找列車員，問：“你們有沒有緊急預案？”
對方答復：“我們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的情況。”
這位曾經的共青團干部主動站了出來：“大家聽我指揮！”
他站在車廂門口一遍遍地說：“請大家有秩序地往前走，不要亂，拿好自己的物品！”
這節車廂的玻璃也相繼被擊碎后，人們裹著棉被，三四個人并肩堵一面窗戶，手抓著鐵架，腳蹬住下鋪，以防被風吹倒。“像抗洪的人墻”，凍得發抖。
大家幾個小時換一班，而有些乘客，就這樣站了一宿。其中一位小伙子，被風刮來的石頭擊中了腰部。
房克信來回在車廂里走動。這位臨時組織者要求大家不要喧嘩，不要大聲說話，因為“車廂里有心臟病患者”，“怕大家恐慌”。
幾位乘客證實，人們積極組織了自救。但并非所有的乘客都參與了“抗風抗沙”。有一些乘客，自始至終只是躺在自己的鋪位上“呼呼大睡”。“我們堵了多久，他們就睡了多久。”穆曉光說。
在列車由于怕引起火災而切斷一切明火之后，一些乘客依舊抽煙，甚至有人躺在被窩里抽煙。
還有一個未經證實的說法在人群中傳播：軟臥車廂里有一位官員，當老人和孩子被轉移到軟臥車廂時，這位官員不愿打開包廂門。
許多人無法與外界聯系。邊疆聽到穆曉光抱怨：“我的手機怎么沒信號？”陳安成的手機也沒有信號。如果當時有信號，他說，“我會先求救”。穆曉光則說，要先給媽媽打個電話，只說一句：“火車晚點了，別著急。”
邊疆的手機卻有信號。他思量了一下，沒有給父母打電話，而是撥通了在新疆的叔叔的電話，簡單地告訴他“我們這兒有大風，玻璃破了”，并讓叔叔不要告訴父母。叔叔在電話里斬釘截鐵地說：只要風沒把車吹翻，就不要下車！
接著，他用手機給班級輔導員發了條短信。再接著，他又給同學打了個電話，請他幫忙給手機充值100元，以備急需。然后，便關機了。“我要把電留到最后一刻，”后來回憶時笑著說，如果真到了最后一刻，“說不定我還要跟家里人說一說我的理想什么的。”他現在的理想是當一名法官。
他認為自己的行動一直是鎮定的。在轉移的過程中，當他行進到7車廂時，聽到列車廣播中說：請各位旅客節約用水，不要洗漱。他拐進7車廂的洗手間，接了三瓶生水。
“我最壞的打算是三天三夜車走不了，這是我的底線。”小伙子說，“這些水足夠我未來三四天的生命用水。”
穆曉光記得當時就是感到絕望。“幸好只是等了24小時，再等24小時，我想我一定會從車上跳下去，我會崩潰的。”他說。
但誰都知道，一旦離開列車，在戈壁灘上活下去的希望很渺茫。邊疆后來聽一位曾在內蒙古阿拉善盟當過兵的乘客說起一個故事：一位16歲的小戰士，在阿拉善風口迷路了，搜救隊伍在曠野里發現了他的尸體。他槍里的子彈一顆不剩，手里緊拽著斷了的老鼠尾巴和斷成兩截的蜥蜴。
房克信的車廂里，有人寫下了遺書。
車廂里很冷，穆曉光估計氣溫在零攝氏度以下，裹著被子還哆嗦。挨到4月10日早上,他撿起地上的一瓶白酒喝了兩口。
與邊疆同鋪位的一位唐山大叔，據說是從上世紀唐山大地震的廢墟中撿回了一條命。他冷得受不住，將原本帶回家孝敬父母的兩瓶五糧液打開。“不管了，我先喝兩口。”邊疆聽見他說。
邊疆隔壁鋪位的一個漂亮女孩，用被子蓋著腿腳，臉色煞白。24小時里，邊疆只聽到她說了一句話：“這是我第一次出新疆。”
11號硬臥車廂里，乘客張亞東用毯子、被子裹滿全身，與四五個人擠在一起互相取暖。“我在車上思考我30幾年的人生，”他后來笑著說。
他上過一次廁所。當然，上廁所也得快點解決，因為怕萬一翻車，被卡在廁所里。其余時間他還一度盯住窗外一塊石頭當作參照物，觀察列車晃動的幅度和頻率。因為一旦要翻車，好趕緊找抓手。
男人們不能顯得恐慌，還得講些笑話。張亞東對面的女孩手機打不出去，一下子哭了。
張亞東示意她看同鋪位的兩位老人。他倆“滿頭滿臉的沙土”，又“嚇呆了”，“一動不動”。
“像不像兵馬俑？”他對那位20多歲的女孩說。女孩被逗笑了。
在張亞東手機的“記事本”里，2006年4月9日,有這樣一條記錄：“大風。”
他問：你看過張藝謀導演的《英雄》嗎？電影里秦王的兵士要去攻打敵人的時候，他們就吼“風！風！風！”
當風一塊一塊擊穿車廂的玻璃，他“一點一點地絕望”，恐懼就這樣慢慢地到來。
他還在筆記本上寫下幾句私密的話，“不管死還是活，得寫下點什么。”張亞東說。
“那個時候，這列車上人人平等，即使千萬富翁，也不能打個電話說，我有錢，快來救我！有理性的人都知道，只要風不停，就不會有救援。”張亞東說，“感覺就像現在被判了死刑，等著明天上午執行。”
所幸，風在4月10日上午開始變小。
這時，邊疆已經可以將腦袋探出破碎的車窗，順著車身往前看。“太壯觀了！”他說，窗上堵的被子、被單正“像彩旗似地”飄飛。
這天上午，顧革命也往窗外看去，茫茫的戈壁灘，被子、床單、枕頭，甚至鋪板，撒落一地。有一些被子，在空中被風吹得“像飛毯一樣，飄走了”。
但風一直沒停，車體始終搖晃。
后來，顧革命的包廂來了一個拿對講機的人，“看上去像快要凍僵了一樣”。據顧革命了解，他是負責鄯善至哈密段運行的陳（音）車長，這位車長憑二十年的工作經驗估計風最大時在15級以上。
聽車長說，車頭的玻璃也被擊碎，兩名司機行車時用被子上下裹住，只露兩只眼睛。他還聽車長說，上世紀80年代，這里曾經有一輛沒拉夠噸位的貨車被12級大風吹翻。
車長的到來使顧革命成了消息最靈通的乘客。他因此了解到，鐵軌表面被三四十厘米厚的沙土掩埋，要組織人員把鐵軌刨出來，但難度很大，逆風方向鏟土，剛鏟走又被風吹回來；順風方向鏟土，沙土則會被風吹過去掩埋相鄰的另一段鐵軌。
他聽到車長命令，今天無論如何要通車，如果天黑之前通不了車，會有更大的危險。他聽到報話機里布署人員兵分兩路搶修。
10日下午四五點鐘，穆曉光看見一輛工程車開過來，長長地鳴笛，戈壁灘里那“嗚——”的一聲，“我這一輩子都不會忘，”穆曉光說，“終于有救了！”
顧革命從車長的報話機里聽到的最后一個情況是：“局長下了死命，再過1小時10分鐘必須開通！”
晚7時25分，T70次列車開動了。
“終于走了！”
從列車第一塊玻璃被擊穿開始，20多小時內，穆曉光與其他三位乘客共分到了一瓶冰紅茶、一瓶冰綠茶、一袋榨菜和一小包瓜子。房克信與其他十幾位乘客共分到了三瓶水、四小包榨菜、十幾粒果脯和一小袋雞肉串。
晚9時10分左右，傷痕累累的T70次列車開進了哈密站臺。
驚魂未定，另一場“風波”卻悄然開始。
在這里，乘客們每人都領到了紙杯，站上提供免費開水。據穆曉光和陳安成說，一層候車室里絕大部分人享受到了座位，盡管不少人是兩人擠一把椅子，而二層候車室內一兩百人沒有座位，先是站著，后來席地而坐。一樓的人們每人分到了兩個饅頭、一包榨菜和一小瓶飲用水，二樓只有七八個人分到。
房克信回憶，自始至終，站上沒有一位領導出面與這幾百個蓬頭垢面的乘客溝通，告知搶修措施和進展。“我們得不到一點信息。”他說。
像不少乘客一樣，房克信也熬不住了，看見站上穿制服的人，也分不清是不是管事的領導，就問：什么時候能修好？
對方的答復是：很快，很快。T70次列車緩緩開出了哈密站臺，留下了這三位欲找領導反映問題的乘客，卻帶走了他們的行李。
這三位乘客搭乘下一班列車趕回北京。
在他們之前，也就是4月12日晚8點多，左側窗戶釘滿三合板的T70次列車，帶著其他乘客，駛進了北京西客站。
聽到列車廣播本次列車晚點33個小時的消息，不知為什么，邊疆突然覺得很想笑。“怎么會有一輛火車晚點33個小時呢？”他后來說。
走出車廂時，他突然覺得自己被鎂光燈包圍了，等待在站臺上的記者“拍了上面拍下面，拍了列車再拍人”。
而張亞東則看見，一個女孩撲向等在站臺上的男友，兩人抱頭痛哭。
但T70次列車的故事到此并未結束。
早在哈密候車室休整時，一紙聯名授權書便在乘客們手中傳遞。乘客們質疑，既然T70次常年通過這“百里風區”，加上列車出發前早有天氣預報稱將會降溫變天，鐵路部門為何沒有完善的應急預案？
而房克信也認為，“災難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在現代信息傳播和天氣預測技術的保障下，有理由相信鐵路調度人員能預知風區的天氣狀況。
“我并不想要什么賠償，但希望有關部門給個說法，”張亞東說。
據報道，這次風暴無人傷亡。
幾天前坐上T70次時“覺得僥幸”的顧革命，現在卻覺得“很倒霉”。他回到蘭州后即患上呼吸道感染，“病情一天比一天重”。4月14日他在電話中說，他正坐在家里打著點滴，醫生讓他繼續再打3天。
回到了北京的陳安成15日說，“我的包里現在還有土”。他的脖子被風吹得不能轉動，像落枕一樣。而邊疆回北京后，則發現鼻涕里還有土。衣服洗過了，口袋里依然是土。穆曉光則總覺得暈，“似乎周圍還在晃悠”。
15日晚，幾位T70次乘客在北京的一個小型聚會上，乘客張亞東明顯喝多了。他突然轉向在座的一位并未經歷此次驚險的女士，口齒不清地問：“你知道火車上的玻璃是什么樣嗎？”
那位女士還沒來得及反應，他已拿起一只玻璃杯，突然向餐廳的窗戶砸過去，“砰”的一聲碎裂的響動。
“別砸了，地上都是玻璃碴子！”女士驚叫道。
“玻璃碴子？”滿臉漲紅的他吼道，“我告訴你，火車上就是這樣！”
話音剛落，第二只玻璃杯從他手中再次飛向窗戶。
當晚，餐廳的這面窗戶共受到了4只杯子的襲擊。所幸，只露出兩個窟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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