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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立場日漸成為大陸和香港、大陸和臺灣之間異常敏感的一個痛點。
繼香港“占中”時的杜汶澤、臺灣大選前的周子瑜之后，另一個支持“占中”的香港藝人何韻詩，因為法國蘭蔻的一紙聲明被推到了兩地輿論的風口浪尖。
何韻詩之前獲邀參加蘭蔻的一場音樂會，引發內地網友抗議抵制后，蘭蔻一日之類兩次發表聲明，表示何韻詩并非其品牌代言人，試圖與何韻詩劃清界限。之后又以安全為由，取消了原本與何韻詩合作的演唱會。
一石激起千層浪。就在昨天，香港多個反對派跑到廣場集會抗議，聲稱蘭蔻受到政治壓力自我審查，侮辱香港異見藝人，有害言論自由等等。還號召全香港人抵制蘭蔻及其母公司旗下所有品牌，導致蘭蔻在港全部門市和專柜暫停營業。
從整個事件的始末看，都沒有大陸和香港政府的任何影子。政治壓力何來呢？只不過是兩邊輿論的對立下，作為商家的蘭蔻，選擇了不得罪大陸市場的穩妥手段，以維護自己在大陸這邊的利益。把商家的這種自我保護策略，上綱上線到“政治壓迫”，無非又是香港反對派借機生事而已。
反對派的這種“受迫害癥”已經產生了臆想，用泛政治化的視角看待一切兩地間的矛盾與異見。就像一個極度不安的孩子，任何一點風吹草動，都會被視為冒犯，引起狂暴的反抗。
但事實呢？隨著這些年內地的發展，香港與內地的關系產生了非常微妙的變化。明面上看，是經濟差異的縮小甚至趕超，香港的經濟地位發生了動搖。暗地里卻是香港人與生俱來的對內地的優越感遭到了現實的挑戰，而內地人的自信在香港的徘徊中找到了最好的支撐。
這我們在內地的輿論場可以得到明確的印證。
在民主、自由等話題上，內地的輿論場往往會產生嚴重的對立。但在反對港獨、臺獨的話題上，幾乎都能獲得內地網友一邊倒的支持。這背后不能理解為都是政府在背后的慫恿、鼓動，更不能把這些網友都看做是被政府蒙蔽的傻子。
可惜，很多反對者依然把內地視作落后的愚民統治，在心理上固執著一種虛幻的政治和文化優越感。這種優越感絕對不是來自于身為中國人本身，而是來自幾十年前的殖民時代。他們無法接受，也難以理解內地突然高漲的愛國主義和文化自信。
這需要很長一段時間的調試，但“識時務者為俊杰”。
至于這些被輿論推到前臺的藝人，無非還是這個話題：政治與金錢。
先說政治。政治是眾人之事，任何一個人只要對公眾生活有想法，自然會涉及政治立場。因此，藝人持有政治立場很正常。但你一旦把自己的政治立場放到公眾場合中，去影響他人的時候，政府就有權利干涉。
你有你的表達自由，政府同樣擁有維護公共安全的義務。如果你的表達自由是煽動對抗，甚至顛覆政權，政府有權采取暴力措施制止。個體表達自由和政府的公共安全之間留有多大的空間？這個在不同國家有不同的限度。但古往今來，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政權都無法容忍對政權挑釁和對共同體團結的危害。這也是國家暴力存在的理由。
但可惜，不少反對者明顯“自由過了火”。他們把“表達自由”扣上了泛道德的帽子，只要反對政府就是有理，越是過火的舉動，就越是能成就道德的光環。于是，政府和反對者之間就沒有一個緩沖的地帶，動不動就上街游行，動不動就打砸搶燒。政府平息騷亂，反對者則覺得受到了“政治迫害”，在道義上就無懈可擊。
所以，一些人就在兩方的激烈對峙中“火中取栗”。以受到“政治迫害”為由，賺取所謂的同情和民心。
但可惜，不是所有的民眾都吃這一套。尤其是對于港臺歌手來說，內地的龐大市場根本無法忽視，但內地的聽眾同樣有自己的“政治立場”，尤其在對港獨、臺獨這些涉及國家根本利益的態度上，表現出了高度的一致性。無論反對派如何污蔑內地，這種民族的自信和團結是客觀事實。
藝人如果想討好本地的反對派，那就得面對內地“衣食父母”的反對，在內地的經濟收益上受到損失。這不是兩頭賣乖的買賣。要想賺錢錢，就要尊重市場規則。企業找代言、簽約工作合同，當然要考慮市場號召力，套用一句港片臺詞：“當我做慈善的？”想掙這份錢，謹言慎行、保持形象是職業道德，否則別指責別人“不道德”，惹毛了買家還非得強賣，掙不到這份錢就是“被打壓”，這樣的傲嬌無人喝彩！
政治，反對可以有，而且可以表達，可以堅持，但絕不因為反對就是當然的英雄。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在“言論自由”下明言“得受某些限制”，其中一條就是“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自由表達”也有邊界。
美國廣播公司的一個談話節目，曾有一名兒童脫口說出“殺光中國人”，沒人因“童言無忌”而原諒這個表達，美國廣播公司出面向社會道歉。《公約》的“言論自由”限制還包括“不得侵犯他人的權利與名譽”。所以，當港臺藝人說“大陸人上廁所不關門”、“就應該又來掙人民幣又來X你媽”時，就是在傷害別人的感情與名譽。這算哪門子的自由？
總之，話不能亂說，飯也不會白吃，雖然到了21世紀，老話沒過時。
文/獨孤九段、終年無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