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受的財物用于公務支出，那么受賄的情節就減輕了，可以適當從輕處罰。周其華特別強調說，這里的“酌情”是指酌定情節，不屬于法定情節。主觀上有無占有財物的目的，這個要弄清楚，如果沒有弄清楚，證據不足，就不能定罪，疑罪從無。
對于貪官污吏要嚴懲不怠，這是一貫的政策。但是受賄來的錢，沒有據為己有，而是用于公務或公益事業，司法機關從寬處罰。“這是一種合乎情理的一種考慮，當然老百姓可能不會滿意，認為這是給他們減輕罪責。”盧建平說。
不大可能出現主動受賄增多現象
上海《紀要》的出臺，會不會導致一些公務人員利用職務之便，以公務和公益的名義而主動受賄呢？盧建平表示，不管什么目的，收取他人的財物就是受賄，超過5000元就可以定為受賄罪。即使全部用于公務或公益事業，只能在量刑時減輕處罰。所以，不大可能出現主動受賄增多的現象。
有一種情況不同，比如某官員貪污了10萬元，聽到風聲后趕緊用于公務支出，是否也可在定罪時從寬處罰？對此，盧建平回答說，這種情況就要從主客觀方面進行考慮。假如有證據證明他是在事情敗露，司法即將介入調查，緊急處置這筆錢，那么罪責就不應該減輕。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官員將受賄的錢，名義上用于公務，卻開了發票又到單位報銷了，這樣，受賄罪就變成貪污罪了。
“感情投資”可能導致兩種罪
《紀要》中說，行為人接受不具有具體、明確請托事項的“感情投資”，一般不能認定為受賄犯罪。如果“感情投資方”多次給予行為人數額巨大的財物，最后行為人接受具體請托為其謀利的，應當將多次收受的數額巨大的財物予以累計，以受賄犯罪論處。
周其華把所謂的“感情投資”比作是“放長線釣大魚”。他的看法是，行為人在請托方今天送、明天送，數額已經巨大的情況下，為請托人辦事了，那就構成了受賄罪。如果沒有給人辦事，則應以貪污罪論處。
《紀要》中還規定，如行為人收受的健身卡、高爾夫會員卡等，申辯不想也確實未曾使用的，可以考慮扣除該部分受賄數額。周其華解釋說，行為人收受了他人的健身卡、高爾夫會員卡或者銀行卡等，沒有使用也是受賄。如果僅收了一張銀行卡，數額又不足5000元，那就不能定受賄罪。
被迫受賄應該減輕處罰
據報道，合肥某三甲醫院一位醫生，多年來無法拒絕患者的紅包，便以匿名的方式全部匯給了希望工程，資助貧困學生讀書。盧建平指出，這種被迫受賄的現象應該從輕處罰。
被迫受賄也是一些窩案形成的重要原因，但是案發之后，對于被迫受賄者，也可以考慮從輕處罰。“有些時候受賄是一種無奈。”盧建平說，“一個班子，人家都收了，你一個人不收能行嗎？比如一把手說每人一份你就不要推辭了。”這種情況屬于輕的，而有些時候受賄具有強迫性，你不收還可能遭到威脅。“假如金額很大，你不收，他們會用匿名電話警告你，‘你不收是不是想把我們都弄進去？有一天事情敗露了，你想作證人？”
針對這種情形，盧建平的意見是，確實屬于被迫受賄，最后在定罪量刑時，應該給予考慮，從輕處罰。
據了解，目前我國還沒有一部法律規定賄款用于公務可從寬處罰。盡管上海的《紀要》具有一定前瞻性，但是仍然有不少人提出質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專家指出：無論是檢察官起訴案件，還是法官判案都只能嚴格依據法律條文執行，隨意“造法”是對現有法律的褻瀆。 (□法制早報 王壽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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