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做了一回男一號
潘石屹
這是一篇舊文章，剛拍完《阿司匹林》時寫的，現在電影要上映了，翻出來給大家看看。
我拍《阿司匹林》最多的場景就是吃飯
有網友問我，幾個月之前聊天的時候還說對拍電影不感興趣，怎么現在已經拍完了？這種事情此一時，彼一時，原來覺得電影離我很遙遠，他們說要我拍的時候，我就想著可以試一試，正好手頭上的事情也不多。尤其是今年，整個周圍環境的變化還是挺劇烈的，像8.31大限、宏觀調控、農民耕地凍結、銀行要漲利息等等，人在周圍環境變動較多的時候，反而需要更加安靜一點。拍電影，實際上也是讓我能跳出圈子去看一看，保持安靜的一種方式，讓自己在這個行業里面不要有太多的想法，也不要有太多的動作。
決定拍《阿司匹林》基本上沒什么波折。有一天我在開會，洪晃給我發來短信，問我有一部戲，里面有個“海歸”的角色演不演？我回家后就和張欣商量，她說：“你一個純種的‘土鱉’還敢演‘海歸’？”我想也是，可后來見了導演，導演跟我說，雖然我不是‘海歸’，但我夫人是‘海歸’，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吧，至少我是最理解“海歸”的人。加上我本身多少也有那么一點氣質，所以最后決定接這部戲。在拍電影之前，一直都是看電影，小的時候，家里沒有電視，特別是沒有互聯網的時候，電影對我們的影響還是很大的，尤其是在偏僻的小山村里面。我印象最深的是《地道戰》、《賣花姑娘》、《地雷戰》這些。都是露天電影，用大機器每個村輪流放。1969年之后我們村里裝上了喇叭，只要喇叭一喊“今天要放電影了”，大家晚上就都跑過去看。有好多村子沒有裝喇叭，就靠口傳，很快一村一村的人都傳到了。
那時村子里基本上大半年甚至一年一個村子才能放一次電影。我記得最有意思的是我們到一個臨近的村子看電影，那時候放電影之前要先播放革命歌曲，我們想看電影等不及了，就大喊“別放革命歌曲了”，我們去的那個村子，里面的老農從來不知道看電影可以不用聽革命歌曲，他們以為多聽一首歌就多占一些便宜，死活不讓放，也跟著喊，“再聽一首歌，再聽一首歌”。
電影對我小時候的影響還是挺深的，那時候人們接觸信息不像現在這樣多，特別單純，看完《地道戰》、《地雷戰》，第二天大家能記下各種各樣的臺詞，而且記得很熟。輪到我演電影的時候，背臺詞成了一大負擔，背了好幾天，臺詞死活也記不住。可能是如今需要記的東西太多了，多就不容易深入。
拍電影，我最大的一個體會就是電影完全是導演一個人的作品，在一個攝制組里面，導演是高度的集中，導演說什么就是什么，剩下燈光、道具、服裝、場記、攝像、音響都是配合的，包括演員都是配合的。導演說該笑了，我就趕緊笑；導演說左手舉起來，我就趕緊舉起來。不像電視訪談里面完全是自己做主的，愿意說什么就是什么。表面上看電影和電視沒有區別，實際上區別很大，尤其是直播，直播的時候說5、4、3、2、1，一開機，你說什么就是什么了，說的時候你要不斷動腦筋，可是拍電影時動腦筋的是導演。
導演和一個企業的領導者相比，導演更集權一些，企業顯得更民主一些，執行的力度也不那么緊張。以前一看見導演蓄著大胡子或者說好長時間不收拾，常覺得是裝酷吧？這次發現他們拍電影，確實是顧不上刮胡子，也顧不上吃和睡覺，通宵就是通宵。好像老母雞在孵小雞，到最后幾天，老母雞死活不出來，不吃也不喝，等孵完小雞以后老母雞都是枯瘦如柴，它是在用自己的能量把小雞孵出來。
《阿司匹林》的導演鄢潑剛從法國回來，比較客氣，什么事都跟大家商量，好多演員就說，“你怎么跟副導演似的。”一般導演是說干什么就干什么，只有副導演是做說服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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