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谷大像山大佛坐落于高約200米的崖壁間，是全國相對地面高度最高的大佛，為石胎泥塑。經考證，石胎雕于北魏時期，泥妝塑于盛唐年間。大佛整個身軀為半圓雕，高23.3米，寬10.2米，面相莊嚴，軀體厚重，靜穆慈祥，兩眼平視，手施拔濟眾生印，足踩蓮臺，作善跏趺坐于束腰須彌座上，造型精美，是全國大型石窟造像中為數不多的珍貴文物，自古為絲綢之路著名勝跡，大像山也因之而成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甘谷地處佛法東漸的必經之地，大佛以及窟東一連串平頂方形禪窟，較好地保存了佛教傳入中國時最早的窟龕式樣，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魏晉南北朝時，佛教逐漸興盛，北朝時期全國范圍內名山勝地鑿窟造像之風大盛，大像山石窟就是這一時期的產物。大像山石窟雖沒有確切的始鑿年代記載，然據現存洞窟形制和《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論述，大像山早期石窟的創鑿在北周之前應該是沒啥問題的。還有一個重要的旁證是北周保定五年（公元565年），大都督李允信在麥積山“為亡父造七佛龕”，其規模宏大，堪稱麥積山石窟之首。時著名文學家庾信專門撰《秦州天水郡麥積崖佛龕銘》以記其盛，文中有“異嶺共云，同峰別雨，冀城余俗，河西舊風”句。該銘通篇言開窟造像之事，尋繹文義，則甘谷當時石窟之建，堪與麥積山佛龕先后輝比者，在冀城非大像山石窟莫屬。而冀城正是北周時甘谷的舊名。
從大佛龕開窟塑像至唐末，大佛窟沒有木樓的記載，整個中國石窟也沒有這方面的記載。中國石窟寺研究專家宿白先生在《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中通過大量資料論證認為：“9—10世紀，石窟開鑿漸趨衰落，窟前接建木構堂閣的做法開始流行。”在全國，樂山、敦煌等地的石胎大佛，都是在宋代加架樓閣，并在面部妝泥塑作。今大像山大佛窟壁存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立《重建大像山碑記》，文曰：
大像山者，邑城西南山古佛也。山開陡出石像，高百二十余尺，覆以重樓數層。肇于宋嘉祐三年，迄今八百余歲，地方于以庇神庥焉。同治初，經兵燹，佛樓被焚，露立八載，無復起宇者。任于庚午正蒞斯邑，議重建之。其工巨，需數千緡。募之各統戎，慨然諾。任督其事，率會首等，越五月而工乃成。非致侈言煥然，亦聊以蔽風雨云。是為記。
文中“任”為時伏羌縣令強任，這是一位對大像山建設保護極有貢獻者。宋嘉祐三年為公元1058年。這段文字既是正確的，也是錯誤的，正確與錯誤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對上述文字如何斷句。
“大像山者，邑城西南山古佛也。山開陡出石像，高百二十余尺。覆以重樓，肇于宋嘉祐三年，迄今八百余歲，地方于以庇神庥焉。”
這種斷句是正確的，也是符合歷史事實的。宋嘉祐三年，大佛“覆以重樓”，“迄今八百余歲”，符合中國石窟寺的發展歷史，也符合大像山大佛窟樓閣的歷史。宋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大佛窟前興工建成樓閣保護佛身，同時又用泥塑技藝重妝佛身。從此，大像山興建木構殿宇，并在所有窟前興木架閣，成一時之風。
“大像山者，邑城西南山古佛也，山開陡出石像，高百二十余尺，覆以重樓，肇于宋嘉祐三年，迄今八百余歲，地方于以庇神庥焉。”
這種斷句便有問題，將大像山大佛窟的開鑿歷史推到宋代，將開鑿年代、妝塑和覆樓的年代混為一談，便既不符合中國石窟，特別是大型石窟的開鑿歷史，更不符合大像山大佛窟的開鑿歷史。卻是這種錯誤和訛傳，為研究大像山的開窟造像緣起平添了許多麻煩。
“覆以重樓”。嘉祐年間的“重樓”究竟幾層無記載可考，不得而知，民間傳說最早為七層，七層符合佛教儀規，亦非空穴來風，口耳相傳，似有一定道理。
明·葉應甲《伏羌縣志·地理志·山川》載：“大像山：在西南三里，巔止有佛，就崖刻像，高百丈……上覆以樓，今樓廢。”
該記載表明，至《伏羌縣志》纂成的明熹宗天啟七年（公元1627）年前，大佛樓已毀，樓層數依然未記。
清·鞏建豐《伏羌縣志·山川》在“八景”條下有：“懸崖大像：山頂有石佛像，高百二十尺，覆以重樓七層，仰樓云漢，一奇觀也。”
鞏建豐《伏羌縣志》的記載清楚地表明，這時，清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大佛窟前的木樓為“七層”。而這“七層”，很可能就是明時已廢的“重樓”，宋時始修未記的“重樓”。
清乾隆四十六—五十年間（公元1781年—公元1786年），縣令楊芳燦主持重修大佛窟樓閣。工成，楊芳燦撰《大像山佛龕銘并序》，文中有：“琉璃耀日，七重雀目之窗；金碧憑霄，百尺蛇鱗之角”句，由是可知，楊芳燦主持所建大佛窟樓閣亦為七層，且每層有一窗。
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回民舉行反清起義，義軍上大像山，毀塑像，焚大像樓及全山梵宇祠廟。此為大像山有史以來最大之劫難，除大佛以外的塑像和木構建筑無一幸免。
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縣令強任“募資興修，一復承平之舊”，將大佛樓由九十年前的七層限于財力改建為五層三間。此事由平襄劉伯龍撰《重修大像山碑記》立于大佛窟左側窟壁。與此同時，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修無量殿，有魏觀象《重建無量殿敘》記其事；修圣母殿并山門，有駱維祺《重建大像山并關圣殿碑記》述其事；修玉皇閣，有原筮貞《大像山創修玉皇閣記》述其事。
大佛露立八載之后，大佛窟樓閣由七層變為五層，雖有刪削，而氣象不減。民國安履祥《甘谷縣志·山川》載：“文旗懸崖間鑿佛像一尊，金容彩衣，輝映渭川。高約十丈余，足趾一甲之大，直如箕；一指之大，巨如甕。清末，右手一指墮，壞護身層樓一間。”這條記錄包括了這樣兩條信息，一是大佛窟樓閣至此已成危樓，二是這時的樓閣距大佛極近，甚至有幾層就在大佛手指之下，要不，是不會因指墮而“壓塌層樓一間”的。
民國九年（公元1920年），海原特大地震波及甘谷，大佛五層樓閣木架傾塌。先因指墮而成危樓，再遇地震，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興建的五層三間樓閣壽終正寢。
民國十年（公元1921年），李繡鎕等人募金重修大佛樓閣，將原五層三間樓閣改為三層五間。民國安履祥《甘谷縣志·建置·宮祠寺廟》載：“護身樓共三層，樓寬五楹，允稱巨工。”苦于財力有限，這時的三層樓閣基本上是利用原有材料作了一些刪改，其簡陋有民國年間照片為證，它和同治年間的五層樓是不能比的，更是和嘉祐時的七層樓閣不可同日而語的，甚至，已算不上嚴格意義上的樓了，只是一個防雨設施罷了。
此后半個多世紀，由于缺少必要維修，至1977年時，木樓全毀，大佛露立，為保護大佛不致風雨侵襲，僧眾于當年和1979年兩次給大佛全身裹罩塑料布遮風擋雨。1983年10月，修復大佛窟龕，補塑大佛手足，增修窟前平臺、欄桿。大佛窟樓閣至此徹底退出歷史舞臺。
關于甘谷大像山大佛窟樓閣，歷代方志和有關典籍的記載是一個方面，為數稀少的民國照片是一個方面，但更重要，更有價值的還是大佛窟內至今保留的歷代樓閣修建時開鑿的椽眼、梁眼和其他窟眼，它們是大佛窟木樓曾經存在的最重要的資料和最有力的佐證。這些窟眼不僅多，而且密，稍加研究發現還有一定的規律，左右兩側的窟眼大致對稱分布，而窟后大佛頭頂的上下兩排椽眼極為整齊。估計宋嘉祐年間的七層樓閣，或者清同治年間的五層樓閣，是將整個大佛完全置于樓閣內的，是名副其實的石窟寺。正因如此，才有“清末右手一指墮，壞護身層樓一間”之事。大佛窟木樓的意義，除起裝飾作用外，最為重要的作用還是“護身”。
理清大像山大佛窟樓閣的演變，不僅對于我們認識中國石窟寺的演變有重大的意義，而更重要的還在于鑒古知今，吸取古人的成功經驗，加強對大像山大佛這個“國之瑰寶”的保護，讓祖國優秀的文化遺產魅力永存、代代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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