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張畢業證書，40年前我很珍視對它們的保管，藏在木箱底層，上面放了些書和當“禮服”穿的的確涼襯衣，以及一條半新不舊的茄色褲子。
1986年到江西當省長時，不知是由于淡忘還是衣服多了幾件，也不知是誰有意無意的“幫助”，證書找不到了，政務纏身，無暇以顧，也未放在心上。
約兩年前，要搬家，雜七雜八的東西不少，家人在破爛堆里扒拉，可能是找找還有沒有可用的東西。據說在一個舊塑料包里發現了我小學、初中、高中、大學和研究生的畢業證書，通電話告訴我時，我說：“莫燒掉了，請放到我樓上書桌抽屜里。”去年回南昌時，看到了它們，翻了翻，又放回去，也沒多想。
退休后，閑來無事，不知怎的，又想起它們，拿出來看看。
小學畢業證書上的照片，剃了個瓦片頭，似乎向人炫耀說，土改時，人民政府分給我家瓦房，不再住茅草屋了，頭頂上的這片瓦可以作證。臉部是皮包骨、棱角清晰的孩子相。之前沒照過相，第一次擺姿式，顯得很不自然；齜牙咧嘴，好像餓狼吃食，沒個看相。
1953年，我對小學畢業證上的照片就很不滿意，也不相信自己是這般模樣。一天，我到王老師房間里去，向她借鏡子照了照，盡管擺過幾個姿式，都差不多。當時想，算了吧，不是照片的問題，就是這個又黑又瘦的樣子，再說又不是我的錯。
這張照片，勾起了我一段難忘的記憶。解放后，想讀書，家里窮無錢上學。一天，我下定決心，把父親的土布褲子的一條褲腳扎死，“偷”了米，到學校報了名。后來父母知道了，也沒責怪我，只是無奈地說：“實在沒錢，家里人多勞力少，還去讀什么書？你不聽，我們也沒法。”
余干初中畢業證書上的照片，頭發有些亂，比3年前“一團茅草”蓋在頭上好了一些，臉還是那樣瘦、那樣黑，嘴巴還是張開的，但牙齒外露已不太顯眼。對這張照片，我雖不滿意，但還勉強能接受。
這張畢業證書得來可真不容易啊！1954年發大水，家里田地幾乎淹光，住的破牛欄磚瓦房被水浸了兩米高，拆了家里一些舊船板做擋風壁的板子，在高的地方露天過夜，蚊子很多，我得了瘧疾，死里逃生。沒有錢上學怎么辦？母親把自己的耳環，姐姐、妹妹頭上、手上的首飾都狠心地摘了下來，幾經周折才到縣銀行換了10元4角錢，用10元報了到。由于政府的關心，學校的照顧，我得了乙等助學金，才得以延續學業。這張畢業證后面，隱含著多少生活的艱辛、人情的淡薄、師長的關懷！
鄱陽高中畢業證書上的照片，發型是與時俱進了，但因長時間生病，樣子更難看，像個撿垃圾的，面無表情，病態木訥，毫無精神，看了心酸。
怎么能不心酸呢？得了副傷寒，差點兒死了，還有一連串的苦難，至今不堪回首。填報大學志愿時，班主任薛番琛老師的建議，影響了我大半輩子的命運。學校給了我20元到北京的路費，實在是喜從天降，要是這時照畢業照，臉上興許會有點兒笑容啊！
清華大學畢業證書上的照片，發型在大城市都不算落后，臉上長了點兒肉，表情還比較自然，也有點兒自信的樣子。在首都上大學，黨和政府關懷照顧，一直領的是最高等級的助學金。后來，生均伙食費每月增加了4元，生活改善了，再不長肉，效益太差了吧？恐怕也對不起助學金。大學6年，辛辛苦苦，順利完成學業，心里好像放下了一塊石頭。想到今后當個工程師不會有問題時，眼前好像一片光明。
清華大學研究生畢業證書是參加工作后補發的。一些造反派說我們這樣的人是走白專道路的，是修正主義苗子，不給我們發畢業證，也不按研究生發工資。當時家庭負擔很重，讀了9年大學同讀4年大學的發一樣的工資，心里很有想法，對發不發畢業證書倒無所謂。清華大學通知補發研究生畢業證書時，要我拿照片去，我選了一張自己認為對得起觀眾的照片。頭發有些長，向左邊倒，是個貨真價實的“左派”。臉上還是很瘦削，額頭上多了幾條淺淺的皺紋，五官尚端正，嘴巴的樣子自然從容，頭微昂，兩眼有神，看上去像個年老學生。這時，我已是葛店化工廠黨委委員、車間主任，還做出了點兒成績，同工人和技術人員在一起，心情很好。
這5張畢業證書上的照片，印記了我艱難的漫漫求學路，印記了黨和政府對我的恩情，印記了求學路上恩師與同窗的關愛。
看到這些照片，我心里難安的是，沒有為母親的哺育做半點兒回報，她就過早離開了人間；沒能對賣首飾為我籌學費的姐姐有所關照，她也離我而去；沒有為對我人生命運起關鍵作用的張泗安、薛番琛二位班主任做什么事情，兩位恩師也過早離世。這些有恩于我的親人，沒得到我半點兒好處，也沒看到他們的心血和期望沒有被辜負，想來又何以心安！
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國家發生了巨大變化，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民生改善，黨和政府重視教育，資助學子。只要個人努力，考取了中學、大學、研究生的都能完成學業，怎么能不為今天的青年、為祖國的明天而欣慰！
5張畢業證書和上面的照片，塵封起來，也許隨著時間的流逝或許被扔掉、被燒掉，或許被保存下來，這都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見證了我個人艱難曲折的成長，也從細微處見證了共和國歷史的變遷！
（本文寫于2009年3月，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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