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的住房可以在市場上進行買賣，其中容易出現國有資產流失
文/汪玉凱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秘書長
官邸制，作為一種官員住房的制度，已在國外實施多年。簡單來說，官邸是國家為一定級別的官員提供在任期間居住的住所，官員本人對此沒有產權。在中國實行官邸制，有現實的意義。
有資料顯示，從2008年開始媒體頻頻曝光官員住房腐敗的問題，一些貧困地區修建官員別墅，重慶打黑中查出文強有8套房產，前段時間江蘇一官員也被曝出名下房產8處的丑聞，而山西蒲縣煤炭局原黨總支書記郝鵬俊在2010年4月接受法庭審判時，曝光其從2000年開始經營煤礦，事發前花1.67億多元在北京、海南等共購買了35套房產。這都凸顯出干部住房監管制度缺失的問題。同時，由于市場與權力的結合，以權謀房的現象普遍，從而造成大量的國有資產私有化和住房腐敗。
現實來講，很多官員在任期間的住房由當地政府提供，但隨著他在不同地區任職，在各個地區都有住房，出現了一名官員占有多套住房的現象。一個案例顯示，某省一個有29套省級干部住房的大院，其中在任省級干部住房占28%，調離干部家屬住房占7%，離退休干部家屬占59%，還有兩套空著。而且經常出現每新來一任官員，就要搞一個(書記)大院的情況，這也造成資源的嚴重浪費。
另外，官員的住房可以在市場上進行買賣，其中容易出現國有資產流失：官員從國家手中以低價買入房產，當市場價格上漲后再賣出，其收益就成為個人資產。
官員獲得住房總是伴隨著公權力的使用。最開始，有官員利用“自有土地自建房”等名義建設自有住房，后來出現了以職權低價“團購”住房。《人民日報》曾報道，廣西柳州市的柳江東岸，有一片專為市四大班子領導建的高檔住宅小區，名為“河東苑”，每套320~340平方米，每平方米售價相當于周邊商品房價的一半。
在這樣的現實下，官邸制可以作為抑制國有資產流失和預防住房腐敗的一項措施。
在制度建立中，要考慮到三個先決條件。首先要明確的是，這個制度的實行范圍僅限于掌權的、重要職位的官員，比如縣級、市級、省級的一把手，其他公務員住房通過市場化、貨幣化或其他方式安置，不在此制度考慮范圍內；其次，大家要對這項制度達成共識，沒有認識上的一致，就沒有制度上的執行；第三，該制度即便是推廣，也不會是大范圍的，先從試點開始，有了成熟良好的效果后，再擴大范圍實施。
對于這個推廣試點，從制度設計完善性上講，縣級帶頭推行是有可能的，因為這一級的領導人最容易出現以權謀房的情況，也容易導致與百姓之間的隔膜，所以要從問題發生的地方開始改革。其次，從代價的角度來講，不能立刻從最高層建立這樣制度。在縣級摸索出成功的經驗后，再市級、省級的逐級向上推廣。中國的很多改革需要從上到下的推行，而官邸制則需要自下往上推動。
雖然目前還沒有在國內實行官邸制的詳細制度建設的規劃，但是西方國家已有多年的實踐經驗，其完善的制度設計也能借鑒。
我們最終要將職位和住房相掛鉤，誰在這個職位上，誰就享受同等級別的待遇，這要在政策中明確表達出來，形成“鐵打的房子流水的官”的制度。
美國就是一個很好的效仿對象，即便是小布什卸任何時搬離白宮、奧巴馬何時入住這樣的細節，也均有嚴格的時間限制。
但需要說明的是，官邸制并不是一個萬能的制度，它不能解決所有出現的官員住房問題，僅只能解決重要職位官員在任期間的住房，減少官員占多套住房的情況。
此外，它的有效運作還要配套措施來協助。官邸制解決了在任官員的住房，一旦卸任了，住房怎么解決呢？這就需要設計補償制度，無論是市場化還是貨幣化的補償，讓退下來的官員也能有合適的住所，他們住得安心，也能得到社會的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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