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學生占領“立法院”的“太陽花學運”已持續數天，在媒體鏡頭中最活躍的幾個人，被稱為這次運動的“靈魂人物”，包括臺灣大學政治研究所學生林飛帆以及“清華大學”社會所學生陳為廷、黃郁芬等人。臺灣中天新聞稱，這幾個“學運領袖”并非“政治稚鳥”，在臺灣社運界，他們被稱為“90后旗手”，近年來島內重大的社運活動中，都有他們的身影。
總指揮“一文一武”
據臺灣《聯合報》報道，這場學運多數時間由林飛帆、陳為廷發號施令，他們輪流指揮現場人員與場外聯系，并隨時說明警方動態，黃郁芬則擔任發言人，一一回答媒體質疑。三人堪稱這場行動的“靈魂人物”。
現年25歲的林飛帆出生于臺南。2008年11月，大陸海協會會長來臺時，警方對臺灣抗議群眾的執法遭綠營批評，一些學生為此靜坐抗議，開啟“野草莓運動”。當時還是成功大學政治系學生的林飛帆，在成大開辟“野草莓學運”臺南戰場，這成為他的“政治啟蒙”。不久后，林飛帆組織成立“零貳社”，先后參與華隆罷工案、反“旺中”案及“大埔拆遷”案抗議活動。2011年，林飛帆及“零貳社”聯合臺南幾所學校，在成大校園里舉行“反國光石化游行”，是成大20年來第一樁校園大游行。不過，林飛帆真正成為學運“標志性人物”還是2012年。當年7月，林飛帆為了反對所謂“旺旺中時集團”對學者黃國昌和學生陳為廷的“打壓”，率領學生發起“反旺中游行”；隨后又率學生團體于9月參與“反媒體壟斷大游行”。在這幾次抗議行動中，站在學生團體第一線的林飛帆對于抗議場面、群眾情緒掌控純熟，令人印象深刻。
作為林飛帆“最佳搭檔”的陳為廷名頭更響。據臺灣東森新聞報道，陳為廷出生于臺灣苗栗，父親在他出生前3個月就因車禍過世，母親也在他13歲時因癌癥病逝，父母早逝令他常對時事憤憤不平，熱衷學運與社運。從“野草莓運動”開始，陳為廷幾乎參加了島內歷次重大社會運動，包括反學費調整方案、華隆罷工事件等，并逐漸成為“學運領袖”。2012年12月，陳為廷赴“立法院”參與聽證時，當場痛罵“教育部長”蔣偉寧“偽善、滿口謊言、不知悔改”，令島內輿論嘩然。2013年7月，苗栗縣大埔里居民反對政府區段征收與強制拆除房屋而爆發抗爭事件，苗栗縣長劉政鴻赴現場勸解。陳為廷當場向劉政鴻丟鞋表達憤慨，這令他“一擲成名”，但也被一些媒體批評行為“暴力脫序”。3月18日學生包圍“立法院”行動當晚，陳為廷喊出第一聲“沖”，成為此次學運的肇始。偏綠媒體三立電視臺稱，林飛帆個性成熟穩重、頭腦冷靜，能清楚判斷時局，整合各界意見；陳為廷則是熱血少年，敢言敢沖，善激勵人心，兩人可謂“一文一武”。
作為此次學運發言人的黃郁芬，是陳為廷的師妹，也是黑色島國青年陣線創始成員，這兩年參加過十幾場社會運動。據臺灣“新頭殼”網站報道，22日，“行政院長”江宜樺到“立法院”探視靜坐抗議學生，黃郁芬作為對話代表之一，直嗆得江宜樺“唯有一臉苦笑”，為她在抗議學生中賺得高人氣。
多為民進黨外圍分子
除了以上“靈魂人物”，“太陽花學運”參與學生中還有一些“特別人物”，他們就是綠營政治人物的子女。前“總統”李登輝辦公室主任王燕軍之子王云祥，不僅參與運動，而且專門負責場內外的通訊設備，時常穿梭在議場內。就讀臺灣藝術大學三年級的王云祥過去參與多次社會運動，父親王燕軍最近還前往議場探視他。但王云祥說，希望媒體別把焦點放在他與父親的關系，應多關注服貿議題。
議場另一焦點是臺北大學法律系女生賴品妤，她站在椅子堆起來的“堡壘”上與警察對峙，“女漢子”形象吸引眾多媒體拍照，后被媒體發現她就是民進黨前“立委”賴勁麟的女兒。今年22歲的賴品妤熱衷社會運動，之前因洪仲丘案和反媒體壟斷多次走上街頭。賴品妤毫不諱言自己未來可能從政，她說，“從政是一條不排斥的道路，當幕僚也是一個很棒的選擇”。
有島內分析稱，林飛帆、陳為廷、黃郁芬等“學運領袖”，都不是單純在學校讀書的學生，而是一進入學校后就不斷上街頭抗爭，成為“街頭運動常客”、“職業抗議家”，他們也都是民進黨的外圍分子。民進黨一向重視校園工作，比如在臺北大學，好幾個和“臺灣”、“鄉土”有關的學生社團，都是大家心照不宣的親綠社團，許多島內年輕人也認為，民進黨的青年政策比國民黨要有趣。
從政的終南捷徑？
島內近年“盛產”年輕社運人士，緣自臺灣不斷僵化的政治格局，年輕人從政之路越來越窄，不得“另辟蹊徑”借力于公民運動，而這一切與上世紀90年代的“野百合運動”很相似。1990年3月，數千名來自全臺的大學生集結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上靜坐，提出“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等訴求。借著運動，一大批青年學生躋身政壇，包括民進黨的林佳龍、鄭文燦以及不久前剛辭任“行政院”發言人的鄭麗文等人。他們的經歷令不少青年學生認為，學運是走向從政之路的終南捷徑。于是現在很多年輕人有樣學樣，紛紛揮起“學運大旗”。
不過也有島內分析稱，相較于“野百合一代”，現在年輕一代更熱衷追逐名利場，這使得其政治參與的沖動性、功利性更強，同時現代通訊技術的發達，令社群集聚更便捷、迅速，導致青年社運的組織性降低、破壞性增加，此次“太陽花學運”出現的暴力場面和負面集聚效應，就是最好的印證。(環球時報 本報駐臺北特約記者 蕭師言 本報特約記者 李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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