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訊 （首席記者王姝）昨日，中組部通報了專項整治超職數配備干部進展：“全國超職數配備干部問題整治工作取得階段性進展，截至目前，全國超職數配備的4萬余名副處級以上領導職數中，已消化15800多名，完成近40%”。

　　中組部已多次對超職數干部進行整治

　　去年是全國各級黨政機關的“瘦身年”。“一仗接著一仗打，解決一個問題是一個問題。比如，去年我們針對違規破格提拔問題開展了專項治理，今年將會同有關部門，專項整治超職數配備干部等問題”，去年1月，中組部就《關于加強干部選拔任用工作監督的意見》答記者問時，曾做如上表態。

　　此番對于超職數干部的全國性整治，并非第一次。

　　2007年《機構編制監督檢查工作暫行規定》頒布施行，明確規定對于超職數、超規格配備領導干部的行為，“可以采取通報批評、建議改正或者責令限期糾正、予以糾正、建議財政部門對超編人員不予核撥經費、建議對負有直接責任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給予處分等處理措施”。

　　2007年當年以及2009年，中組部、中編辦等部門都曾推出過超配干部專項清理。但專項行動過后，各地的超配干部迅速反彈，陷入了“越減越肥”的怪圈之中。2013年起開始的四輪中央巡視就發現，31個省區市中，19個省區市存在超配干部問題，僅遼寧一地的超配干部數量就達26272人。

　　專家建議建立官員退出機制

　　此番中組部通報的數據，“全國超職數配備的副處級以上領導干部達4萬余名”，系近年來首次披露全國超職數配備干部的“規模”。這4萬余名超職數配備的干部中，截至目前已消化15800多名，完成近40%。這意味著，還有約60%的超職數干部待“消化”。

　　如何“消化”六成超配干部？本輪專項整治后，怎樣避免超職數配備干部現象再度反彈？對此，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等受訪專家認為，超配干部現象之所以成為頑疾，“根子”就在于“官本位”觀念，“破解超配干部問題，首先應該建立能上能下、能獎能罰的良性官場生態，建立官員退出機制。而且，必須‘依法治編’，強化法規的實際執行效果。以《機構編制監督檢查工作暫行規定》為例，如果執行到位，超配干部就不會‘規模化’。”

　　焦點

　　超配干部有多嚴重？

　　巡視組查出19省區市超配干部

　　超配干部有多嚴重？中央巡視組“曬”出的巡視問題賬單以及各巡視點的巡視整改報告，披露了“詳情”。

　　此前四輪中央巡視，完成了對31個省區市的全覆蓋。巡視問題賬單和巡視整改報告顯示，19個省區市被中央巡視組指出超配干部問題：江西、重慶、甘肅、寧夏、海南、北京、山東、湖南、遼寧、山西、內蒙古、吉林、上海、青海、河北、陜西、黑龍江、四川、江蘇。此外，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也被指出了相同問題。

　　其中，湖南“干部超編超配問題嚴重”；山東“超職數、超規格配備干部問題比較突出”；黑龍江、四川、江蘇則被指出超編制、超規格配備干部較為普遍。北京也被指出，“存在違反機構編制和職數管理規定等問題”。青海不僅被指出超職數配備干部，而且違規設立機構。

　　遼寧、江西、吉林、內蒙古的巡視整改報告，呈現出了超職數配備干部的規模。

　　內蒙古全區12個盟、市，設有30多個巡視員、63個副巡視員，區發改委班子成員多達17人；吉林則一次性解決和消化23個超配的副秘書長職位。

　　遼寧一省查出的超職數配備干部就達26272人，江西也查出超職數配備干部5202名。

　　新京報記者查詢發現，上述省區市中，湖南省早在2004年就印發了《關于進一步學習貫徹〈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幾個問題》的通知，稱“將用三年時間清理超職數配備的領導干部”，但該省的超配干部現象并未“剎車”。

　　哪些職位“集納”超配干部？

　　10余省區市向副秘書長“開刀”

　　超職數配備干部現象是如何形成的？哪類領導職位“集納”超配干部？

　　新京報記者梳理發現，在中組部的“瘦身令”之下，去年，至少10余省市整治超配干部時，“刀口”落在了超配的副秘書長身上。

　　例如山東，去年9月26日，山東省政府官網發布了23條人事任免信息，其中就包括四名山東省政府副秘書長的免職信息；去年12月12日，北京組工網公布了65名市管干部的任免信息，其中也有四名市政府副秘書長的去職。

　　被中央巡視組點名通報“超配干部”的吉林、安徽，也采取了相同的裁撤副秘書長舉措：去年上半年，吉林在省和市（州）層面上至少減掉了23名副秘書長；安徽蕪湖在去年3月，集體調任了5名政府副秘書長，蚌埠市也在相同時間，調整了6名政府副秘書長。

　　此外，浙江、青海以及銀川市、杭州市、廣州市也在去年調整了政府副秘書長。

　　竹立家認為，各地整治超配干部時之所以向副秘書長“開刀”，源于“副秘書長”超配已成一種普遍現象。

　　雖然早在2009年，中編辦就印發文件提出要求：省級、副省級、地市級政府副秘書長的職數，按不超過其同級政府領導班子副職的職數來掌握。但實踐中，由于各級政府對副秘書長的職數設置有“自主權”，所以副秘書長崗位就成了超配干部的“彈性空間”，有的地區將副秘書長崗位用于“獎勵”提拔、福利照顧，安排那些多年未獲升遷的干部，甚至出現了多名副秘書長“輔助”一名副職的現象。

　　竹立家強調，副秘書長超配也與副職干部數量過多有關，比如此前被曝光的“一個縣級市配十多名副市長”。

　　2013年11月，新京報記者曾盤點全國24個省級行政單位中250個地級市的副市長數量。結果顯示，250個地級市共有1750個副市長（不含掛職副市長），平均每個地級市配置有7名副市長。其中，共有219個地級市配置有6-8名副市長。副市長數量最多的地級市是江西贛州，共有12名副市長（4人為掛職），四川宜賓等15個地級市配備了9名副市長。

　　超配干部如何“消化”？

　　部分地區要求官員“自愿免職”

　　超配干部如何“消化”？各地“曬”出的去年專項整治“報告”顯示，對于超配干部，一般采取取消兼職、調崗、免職等方式“消化”。

　　例如山東去年9月一日之內免掉的四名省政府副秘書長中，3人身兼數職，即除了省政府副秘書長之外，還兼任其他職務。如于毅，自2008年3月起擔任山東省政府副秘書長，同時兼任山東省駐京辦主任。免掉山東省政府副秘書長職務后，三人此前擔任的其他職務仍然保留，以于毅為例，仍擔任山東省駐京辦主任。另一人馮瑞免掉省政府副秘書長之后，調任山東省國土資源廳巡視員。

　　北京也如此。去年12月12日公布免職的4名北京市政府副秘書長中，2人因為年齡原因被免職；另兩人則身兼其他職務，如周立云，擔任北京市副秘書長時兼任北京市政府研究室主任職務。目前已調任北京市委研究室主任。

　　湖南湘潭采用的是“末位免職法”，對績效考核排名末位的干部予以誡勉，連續兩年末位的予以免職，通過加大調整不勝任現職干部力度，騰出的職數用于消化超配干部。湘潭市委組織部發布的信息顯示，截至目前全市共有17人被誡勉，4人被免職。

　　但也有地區要求官員“自愿免職”，鄭州市中牟縣就被曝采取了這一措施。據南方周末報道，2014年6月，中央巡視組到中牟調查超職數配備干部的情況，當時統計的數據是超職數配備干部有280多名。為了完成2016年年底前“消化”所有超職數配備的干部，該縣縣委組織部要求接近50周歲的干部遞交書面材料，申請“自愿免去現職”，申請免去現職后，可保留職級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