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紀委官網3月24日發文披露了山西省紀委書記黃曉薇的“殺招”——“談話函詢”。通過談話，截至2016年2月29日，山西省已有1556人向組織主動交代問題。
2014年9月，素有“女包公”之稱的監察部原副部長黃曉薇“空降”山西，出任山西省委常委、紀委書記。彼時，她面臨的是7位省部級官員接連落馬、山西陷入系統性塌方式腐敗的局面。
如何扭轉塌方式腐敗的局面？“女包公”怎么出招？各界對此高度關注。
今年1月，“政事兒”在《山西如何扭轉“觸目驚心”的“塌方式腐敗”局面》一文中，分析了山西反腐阻擊戰的一系列“殺招”，王儒林和他的新山西省委領導班子，通過大面積“拍蠅”，打開局面；黃曉薇所在的山西紀檢、組工系統“清理門戶”等等。
“政事兒”注意到，中紀委官網3月24日發表的《山西：相信組織依靠組織1556人主動交代問題》一文，披露了黃曉薇的另一“殺招”——“談話函詢”，“（山西）全省各級紀檢監察機關都加大了談話力度。通過談話，截至2016年2月29日，全省已有1556人向組織主動交代問題”。
這是一種什么樣的“談話函詢”，有讓1556名官員主動交代問題的威懾力？
特殊的“談話函詢”
用山西基層紀檢干部的話說，這種“談話函詢”不同于約談、日常談話、任前談話、廉政談話等一般意義上的談話，而是線索處置五類方式之一，“是收到群眾反映帶有苗頭性的問題后，給予黨員干部向組織說明情況的一次機會”。
“政事兒”注意到，長治市紀委第一紀檢監察室方磊今年3月在一篇文章中，如此描述他所承擔的“談話函詢”任務：
“反映郭副縣長的問題線索，內容籠統，多為主觀臆測，需要予以澄清，按照問題線索處置相關要求，建議市領導擇時與其談話”。主任將領導簽批過的《問題線索處置呈批表》交給了我，“咱們室務會集體研究的處置意見，領導簽批同意了，你趕緊作好談話前的準備。”
“又一個談話件啊，有你受的!”辦公室的同事一邊打趣我，一邊走出了房門。
說實話，真羨慕他們這些“查辦大案要案”的，工作雖然累，但很有成就感啊。
感慨完了，工作還是得抓緊完成。我立馬撰寫《談話方案》及《談話提綱》，就談話時間、參加人員等事項向分管領導、主要領導請示。并與縣紀委進行溝通了解，掌握被談話人的基本情況和反映問題的相關背景資料。
可見，這種“談話函詢”針對的是較為籠統的問題線索，而且還有嚴格的操作流程。
據中紀委旗下中國紀檢監察報的發自今年1月的一篇報道顯示，對于反映干部十八大后的問題線索，山西紀委采用的做法是“談核”，該談就談，該核就核。也就是說，接到群眾反映的問題線索后，如果線索具體、詳實，則核查，查實即立案；線索如果籠統、模糊，要談話，“給予黨員干部向組織說明情況的一次機會”。
點穴刺痛、旁敲側擊、刨根問底
中紀委官網3月24日發表的《山西：相信組織依靠組織1556人主動交代問題》一文披露，“談話函詢”有以下四個關鍵環節。
首先，開門見山，亮明政策。每次談話時，談話人都要明確指出，所進行的談話是根據群眾舉報反映進行提醒、打招呼，被談話人必須相信組織，誠心誠意與組織交心，實事求是講清情況，如有隱瞞，要視為對黨不忠誠、不老實，一經發現從重從嚴處理。
接下來，如果證據比較具體，那么點穴刺痛，“如果被談話人還在遮遮掩掩、避重就輕，要給予其當頭棒喝，直戳痛處，形成強大攻勢和壓力，促使其徹底講清問題”。
如果問題線索比較模糊，則旁敲側擊，“從被談話人任職經歷入手，通過深入細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進行感化，通過分析過去政治生態惡化情況下的一些潛規則、不良社會現象進行引導，促使被談話人實事求是地把自己的問題講出來”。
被談話人開口說情況后，“乘勢而為，刨根問底”，“要求其對有關問題逐一做出詳細說明，當場記不清、說不清的問題，在談話后提交書面情況說明，講不清的不讓過關。特別是對于談話中發現的新的問題線索，注意捕捉稍縱即逝的時機，揪住不放，直到徹底講清楚為止”。
黨政一把手擔任主談人
“政事兒”注意到，這種“談話函詢”經常是紀委、黨委“聯動”，由黨政一把手擔任主談人。
長治市紀委第一紀檢監察室方磊在手記中寫到，他所負責的那個郭副縣長的談話，就是由市委盧副書記擔任主談人。“政事兒”查詢發現，長治市委副書記為盧建明，《長治日報》3月22日發布的任前公示顯示，盧建明被提名為該市市長人選。
據方磊描述，對郭副縣長的談話是這樣進行的：
主談人，市委盧副書記說：“郭副縣長，現在就群眾反映你的有關問題與你進行談話，你要如實向組織說明情況，并且書面作出承諾和情況說明。向組織提供虛假情況，掩蓋事實，回避問題，一經查實，要追究黨紀政紀責任。你聽清楚了嗎？”
在郭副縣長向組織說明情況后，作為陪同談話的市紀委謝副書記說：“你的思想不要僅僅局限在群眾反映的這幾個問題，你要仔細查找自己存在的各種不足，尤其是在黨十八大后，是否存在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和'四風'問題，都要如實向組織說明。”
郭副縣長主動向組織說明了被反映以外的問題：“黨的十八大之前，由于自己在紀律方面約束不夠，有隨波逐流的現象，礙于情面請吃吃請、暖房開鎖、婚喪嫁娶等陋習應酬也有參加，也存在超標準接待和搭車辦事的問題。”“我虛心授受群眾的批評，感謝組織的寬容和信任，以后要對照黨章嚴格要求自己。”
主動交代問題的都要寫保證書
在談話中不僅主動交代了線索所反映的問題，還主動說明了被反映以外的問題，盡管如此徹底，但并不意味著談話完結。
據方磊描述，談話結束后，郭副縣長在談話筆錄上還寫下了承諾：“我承諾，關于反映我的問題，這次談話我已經向組織講清楚了。除此之外，我沒有需要向組織說明的其他違紀違法問題。我的陳述句句屬實，如有隱瞞、愿以違反黨的政治紀律，接受組織的加重處理。”
3個月后，方磊還和同事到郭副縣長所在的縣進行回訪。“我很感謝你們今天能過來找我談心。幾個月來，我一直在反省自己，同時也在不斷學習，努力改進工作作風，提升工作水平，要做政治上的明白人、經濟上的清白人、作風上的帶頭人。”郭副縣長一邊說著，一邊從抽屜里拿出一張收據，上面是寫著郭副縣長向市紀委廉政專戶“主動上繳違規收受禮金1.3萬元”。
山西省紀委負責人接受中國紀檢監察報采訪時曾表示：“主動交代問題的干部都要寫保證書，承諾對組織沒有隱瞞。如果今后發現瞞而不報的，會老賬新賬一起算。”
談話效果：“用行動痛改前非、將功贖罪”
這種“談話函詢”的效果如何呢？
“政事兒”注意到，太原市紀委孔崇明、李合順等紀檢干部在一篇手記中這樣描述干部談話前后的態度變化：
接到談話通知的憂心忡忡，正如有的同志說的那樣：“市里象我這種情況的有很多，為什么偏偏找我談話”；
進入談話室前的忐忑不安，正如有的同志說的那樣：“不知主要領導是不是信任我了”；
從談話室出來的如釋重負，正如有的同志在情況說明上寫的那樣：“我深切感受到這是市委對自己最大的關心和愛護，及時指出了自身存在的問題和不足，不啻是猛擊一掌和當頭棒喝，使自己從麻木中驚醒，又如懸崖邊止步”；
回訪時在談話心得體會上寫的那樣：“通過這次談話，使我打消了多干不如少干，少干不如不干的錯誤思想，下一步我要好好規劃，輕裝上陣”。
中國紀檢監察報則報道稱：“多名主動交代問題的干部告訴記者，感謝組織給了自己第二次政治生命。犯了錯就要認錯認罰，不論將來組織給什么樣的處分都無怨無悔。只要在崗一天，就全力奉獻一天，用行動痛改前非、將功贖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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