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4月19日網絡安全與信息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確立了新網絡輿論觀，這是當下認識、做好網絡輿論工作最重要的價值指向和方法論依托，更是社會的敏感點，所以具有持久指導意義。
一、新網絡輿論觀必將推動黨的執政理念新拓展
習近平指出：“網民來自老百姓，老百姓上了網，民意也就上了網。群眾在哪兒，我們的領導干部就要到哪兒去。各級黨政機關和領導干部要學會通過網絡走群眾路線，經常上網看看，了解群眾所思所愿。”這“是新形勢下領導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一定要不斷提高這項本領”。同時，提出“讓互聯網成為我們同群眾交流溝通的新平臺，成為了解群眾、貼近群眾、為群眾排憂解難的新途徑，成為發揚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監督的新渠道。”這就意味著，網絡意識與走進網絡，是黨政機關和領導干部是否堅持群眾路線的檢驗標準和重要尺度，而這種新標準、新尺度的確立，必然內含或奠基于新網絡輿論觀。
習近平總書記對領導干部的要求，觸及的是根本命題，即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宗旨與執政思想。黨的思想路線和優良傳統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只有和人民群眾同向同頻同步，才敢言堅持群眾路線；“以人為本，以民為本”是黨的性質宗旨決定的，要實踐執政為民思想，就必須關注網絡民意與訴求，必須走進網絡；人民是主人，領導干部是公仆，要讓人民真正產生當家作主的感受，就要求領導干部親力親為，跟著民眾上網，這不僅僅是姿態問題，更是能否找到真實民意，有效履行職責的問題。
處在網絡時代，要有網絡思維，這是邏輯的起點。所謂網絡思維，就是充分認識網絡的巨大作用，真切理解網絡正在深度改變世界，改變中國。換言之，今日之世界已經網絡化，不管主動和被動進入網絡，很少有人能夠真正遠離網絡。特別是中國已有7億網民，主流或主體人群已經在網上。人在上網，民意就上網，社會情緒也上網，輿論場隨之移到網上。能不能有效引導，有沒有主導能力，直接反映為黨在新時代背景下的執政能力，反映著領導干部的思維方式和價值判斷，進而折射出黨是不是和能不能保有先進性與創新能力。
二、新網絡輿論觀必將引導領導干部的思維方式與價值觀念更新
習近平指出：“對廣大網民，要多一些包容和耐心，對建設性意見要及時吸納，對困難要及時幫助，對不了解情況的要及時宣介，對模糊認識要及時廓清，對怨氣怨言要及時化解，對錯誤看法要及時引導和糾正。”更具指導意義的是，習近平明確要求“對網上那些出于善意的批評，對互聯網監督，不論是對黨和政府工作提的還是對領導干部個人提的，不論是和風細雨的還是忠言逆耳的，我們不僅要歡迎，而且要認真研究和吸取。”哪怕錯誤的批評，也要理性對待，因為“網民大多數是普通群眾，來自四面八方，各自經歷不同，觀點和想法肯定是五花八門的，不能要求他們對所有問題都看得那么準、說得那么對。”這些思想觀點極富方法論意義，并且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真正落實好這些思想和理念，對于引導網絡觀，優化網絡輿論生態，實現管理者與網民的良性互動極其重要，極其必要。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有多大的胸懷和包容度，就有多大的發展空間，就能走多遠，上多高。這一規律適合于國家、民族和集團。所以，毛澤東說“讓人說話天塌不下來”，鄧小平說“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這些具有方法論的思想，都影響了一個時期，且產生巨大思想推動。習近平此次講話中強調：“不是說只能有一個聲音、一個調子，而是說不能搬弄是非、顛倒黑白、造謠生事、違法犯罪”。這種廓清內涵、厘定邊界式的思想闡發，同樣具有或更具有現實針對性，因而具有廣泛的啟發意義。
一段時間來，有些部門和一些領導干部，不追求真理，不創新思想理論，即不靠真理的力量服人，而是把精力集中于“管制”，加上久治不愈的“過敏癥”，不時做出一些違規律、違公理的舉動。比如，一看到群眾批評之聲，或與自己觀點不一致的新銳看法，匆忙下結論，這個“與某某精神不一致”，哪個“沒有經過我允許”，不分析討論，不啟發引領，直接“封殺”“一禁了之”。這種不講理，不寬容，不僅會扼殺網絡乃至社會活力創新力，甚至可能逆轉群眾對黨和政府的擁護。
其實，某些部門和領導干部，不是弄不清習近平的新網絡輿論觀，他們很明白刪除有形文字易，刪除無形思想和情緒難，更知道“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一個重要手段就是發揮輿論監督包括互聯網監督作用”。只是因為懶政，再加上僵化觀念、慣性思維，認為掌握了公權力就掌握了一切，通過限制思想，鉗制言論，搞“抓辮子扣帽子打棍子”，就能萬事大吉，這顯然是十分錯誤的。如果繼續下去，必定惡化政治生態，甚至消解新一屆中央領導通過反腐贏得的廣泛民意支持。正因為此，我們必須深刻認識習近平新網絡輿論觀內含的方法論，以此為指導改變一些彌漫在網絡空間的僵化落后的觀念和思維，才能更好實現“網上網下要形成同心圓。”
三、新網絡輿論觀必將推動網民與網管部門步入良性互動
習近平指出：“網絡空間天朗氣清、生態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網絡空間烏煙瘴氣、生態惡化，不符合人民利益。”“整天亂哄哄的，那就什么事也辦不成。”“如果弄成那樣一個局面，就不符合人民利益，也不符合國家利益。”這點出了網絡空間存在的問題和亟待改善的現象，內含著對廣大網民的期待，以及對網信部門的要求。
相對而言，中國的網絡要比西方的網絡更“熱鬧”，更復雜。互聯網出現之前，中國普通民眾發聲渠道有限，一旦進入“自媒體”時代，人人都能夠到網上發聲，一種強烈的表達欲望，甚至發泄欲望被激發出來，所以出現了網絡輿論“山呼海嘯”。
人人都可以發聲，這是社會的進步，有利于民眾在自主活動中成熟起來。但也應當看到，由于不成熟而導致目前較為嚴重的網絡“暴民”現象，任其發展下去，是很危險的。這也正是習近平為什么要求：“本著對社會負責，對人民負責的態度，依法加強網絡空間治理，加強網絡內容建設，做強網上正面宣傳。”
要解決網絡世界的亂象，根本在于網民走向成熟，而這個成熟過程離不開引導乃至啟蒙。正是基于這樣的原因，網信部門正在承擔起和必須承擔起更大的責任。這個責任反映在兩個方面：一個是工作在網絡輿論第一線，肩負著正確解讀黨中央和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責任，這項工作做得好不好，直接關系到引導民眾，凝聚正能量的效力。另一個是網信部門有責任把網絡民意上達中央，為中央科學決策提供支持，過程中是否有效獲得網絡民意，直接影響著中央決策的科學度，意義重大。或許有這樣的考慮，習近平才把網信工作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有為才有位，有位更要有為。既然習近平強調，“網信事業代表新的生產力、新的發展方向，應該也能夠在踐行新發展理念上先行一步。”那么網信部門就需要發揮主體和主導作用，真正做到先行一步。這個路徑就是：科學把握習近平的新網絡輿論觀，更加深刻感知人類文明的前進方向，在不斷提升世界觀、方法論的同時，做到與時代同行，與文明同行，在網絡大潮中立身潮頭，引領潮頭。
（作者系國防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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