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怪現狀”！“做小姐”“做混混”被羨慕,鄉村道德潰退令人痛心
對于很多人來說，故鄉是被稱為“根”或“歸宿”的場域，那里有中國人的傳統生活方式、價值認同、行為規范和自生秩序，這些構筑了鄉村道德體系。
無論是出于對傳統的守望，還是對現代化的反思，鄉村道德都是值得重視的最為成熟的文化譜系。
“簫鼓追隨春社近，衣冠簡樸古風存”，桃花源般的田園生活，千百年來構建了穩定的社會秩序，也為民眾提供了穩固的“生活道理”。
然而，當工業、資本、現代交通、網絡等快速發展，現代化潮流席卷而來，鄉村道德大廈面臨嚴峻考驗。
當下，一定程度上存在的鄉村道德失范問題帶來種種怪現狀，如不贍養父母、賭博泛濫、村霸治村、拜金盛行、迷信充斥等，這提醒我們必須探尋鄉村道德重建之路。
鄉村“怪現狀”：
“做小姐”“鄉村混混”被羨慕
當下，對鄉村秩序侵蝕最嚴重的是主流價值觀的扭曲。金錢，成了評價的至高標準。在傳統鄉村的價值體系中，財富雖是重要指標，但萬萬不是唯一的。
傳統的鄉村道德是有綱領、有價值觀基礎、有內在靈魂的，倡導忠君國、孝父母、敬師長、睦宗族、隆孝養、和鄉鄰、敦理義、謀生理、勤職業、篤耕耘、課誦讀、端教誨、正婚嫁、慎交游、急徭稅、守本分、效忍耐、尚節儉、從寬恕、息爭訟、詰盜賊、杜奸淫、戒賭博、防偽詐、重友誼、謹言行等。
綜觀這些道德規范，無不是從孝擴展到忠，從家擴展到國，這是一部完整的道德譜系，其中并沒有把對財富的追逐與占有作為評價標準和人生目標。
隨著經濟發展，鄉村一部分人先富了起來，大量人員進城務工導致鄉村結構變化，傳統道德受到猛烈沖擊，漸漸失去規范作用，人們越來越向“錢”看，能賺到錢就是有本事，至于賺錢的方式則不那么重要。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陳柏峰在其《去道德化的鄉村世界》中舉了兩個例子，一個是性工作的去道德化，一個是混混的職業化。
在一些地方，以前村民對在外面“做小姐”的婦女及其家庭都會在背后指指點點，這些婦女的家人覺得抬不起頭，但現在，在外面“做小姐”掙了錢的婦女，穿著打扮上檔次，出手闊綽，說話時尚，靠此發財的家庭甚至成了村民羨慕的對象。
“鄉村混混”也是如此。以前誰家里出了一個流氓混混，親戚朋友見了人都不好意思。今天不一樣了，如果混混的狠勁和暴力能牟取利益，說話行事有氣魄，揮金如土，走親戚也比較慷慨，往往會受到很多人的羨慕，以至于很多小混混把做“大混混”當成人生目標。
這些“怪現狀”所反映的是鄉村社會價值觀的扭曲，鄉村道德秩序令人痛心的潰退。
有錢就是孝順、發財就是成功、讀書無用、金錢換選票、婚喪嫁娶大操大辦……甚至在一些地區還出現了“造假村”“販毒村”“詐騙村”“乞丐村”，這是我們必須正視的一些可怕的現象。
找回漸寒的鄉村道德靈魂，需要到鄉村的現代化變革中尋找答案。
鄉村秩序呼喚精英回歸
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對于大國來講，秩序尤為重要。
中國傳統社會治理模式并不把公權力視為唯一的力量，歷史上除了少數時期，往往只把政府設到縣一級，而將廣闊的基層置于一種自治狀態中。這種以鄉村精英為主體的治理模式成為鄉村社會治理的基本機制。
20世紀70年代末，隨著人民公社制度的解體、農業集體化時代的終結，國家與鄉村的關系發生了巨大變化，鄉村社會逐步向村民自治秩序轉化，鄉村治理面臨新的局面。
應對這一局面，需要新的經濟基礎、組織基礎，也需要建立在優秀傳統文化上的道德基礎，而鄉村道德秩序重建，離不開新鄉村精英群體。
新鄉村經濟精英作為改革開放后率先致富的群體，其中不少人對鄉村道德秩序重建特別是民主政治建設起到了促進作用，但諸如賄選、假公濟私、將集體資產壟斷經營等問題也層出不窮，如何將經濟精英塑造為德才兼備的新鄉村精英是一個新課題。
新鄉賢在許多地方成為鄉村道德建設的精神引領。新鄉賢文化的核心是文明進步，其影響力很大程度上體現在道德與法治層面。
新鄉賢群體既包括土生土長的德望長者、鄉村文人，也包括返鄉的退休干部、老黨員，還包括第一書記、大學生村官這些外來的“文化人”。
河北寬城：鄉村道德講堂傳遞“正能量”
他們以協商民主議事會、民主懇談會、鄉賢參事會、村規民約等為載體，搭建基層社會治理的新平臺，在鄉村治理中融入核心價值觀，促進了基層秩序和諧和道德體系構建。
未來，社會組織將成為鄉村道德秩序重建的重要力量。
當下，一些社會組織在鄉村經濟建設、科技服務、基礎教育、公共衛生、公共文化、生態環保、公益慈善等領域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有望成為新鄉村價值體系的引領者、鄉村道德體系重建的塑造者和鄉村文明新風的推動者。
新鄉土中國呼喚新治理
現代化進程給鄉村帶來了什么？對此，當下存在兩種不同的看法。
有的人以開篇所描述的那種田園牧歌式傳統鄉村圖景作比照，對于鄉村發展感到悲觀，發出懷念故園的哀怨；
有的人認為，在現代化進程中，農村的暫時衰敗是不可避免的，人力、物力、財力向城市流動并促成城市高度發展后，自然會得到反哺，屆時將實現整體社會的現代化。
我們說，前一種觀點忽視了社會不斷向前發展的基本規律，“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后一種觀點則把鄉村看成了現代化進程的附屬品。這兩種論調都是不可取的，應該到實踐中積極探尋鄉村現代化之路。
我們放眼望去，在廣袤的中國鄉村已經有了很多有益的探索與實踐。諸如監委會、理事會、議事會、政經分離，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新家訓家風，公共服務站、政府購買服務，新鄉賢、大學生村官、第一書記……鄉村治理方面的新元素不斷出現。
這些鮮活的實踐，讓我們看到中國的鄉土社會并沒有荒蕪，一棵棵小苗讓我們感受到一個新時代的鄉土中國正在茁壯成長。
構建新鄉土中國為我們提出了一個新命題。
我們需要更多地釋放鄉村社會自治空間，為構建新鄉村道德體系提供土壤；依托中華傳統文化，挖掘傳統道德資源，按照現代社會發展規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重建由正確價值觀支撐的鄉村道德體系；以人的現代化為核心，重塑新鄉村社會治理主體，培育新型鄉村道德共同體。
沿著這條路，我們一定可以找回那個溫暖的鄉村道德世界，重溫那一份鄉愁。（來源：《半月談內部版》2018年第1期，原標題《找回漸寒的鄉村道德靈魂》 作者：天津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劉志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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