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8月15日，是日本戰敗投降整整60周年的日子。在這60年里，特別是近10年來，日本在“反省侵略歷史”方面是如何做的？是如何處理與亞洲鄰國關系的？日本眾議院通過的“戰后60周年決議”真正反映出什么動向？
本報記者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金熙德博士。
記者（以下簡稱“記”）：本月2日，日本眾議院通過了“戰后60周年決議”，與1995年通過的“戰后50周年決議”相比，有哪些本質上的不同？這些不同反映出日本什么新動向？
金熙德（以下簡稱“金”）：與1995年“戰后50周年決議”相比，“戰后60周年決議”有其共性，也有不同。
共性是：兩者本意都是要對那場戰爭的認識做個總結；也都避重就輕，回避侵略者的責任，玩弄了很多文字游戲，把日本的侵略行為歸咎于當時所謂的“侵略時代”，以此來淡化日本自身的侵略罪行。
不同之處是，它比1995年的決議進一步倒退。第一，它刪除了1995年決議中“侵略”、“殖民統治”這樣的字眼，而只用“日本過去的行為”這樣模糊的方式來表述日本在戰爭中的所作所為，進一步模糊和淡化了日本的侵略責任；第二，它又加進了“日本是受害國”這一點，出現了“日本是惟一被原子彈轟炸的國家”這樣的語句，通過強調“日本受害”進一步掩蓋其侵略行為；第三，加入了“紀念聯合國創建60周年”這一內容，以配合日本的“爭常”外交。
總起來說，“戰后60周年決議”反映了當前的日本政治全面向右轉的動向，以及為走向政治大國而表現出的強硬姿態。
記：上世紀90年代以后，日本的右翼勢力日益抬頭并擴大，作出了一系列傷害鄰國感情的事。您能否對近10年來日本對華外交中日益表現出的“右傾化”趨勢進行分析？這一傾向有什么具體表現？
金：上世紀90年代以后，日本對中國的態度與七八十年代的確不一樣。由于國際環境、經濟發展速度、日本國內政治等一系列因素的變化，日本90年代以后的對華政策越來越向右轉和強硬化，具體表現在一系列問題上。
首先是歷史問題。最突出的就是參拜靖國神社，小泉連續4次參拜，到現在也沒有任何反悔的跡象；另一個表現是日本在篡改歷史教科書問題上無所顧忌，文部科學省縱容扶桑社的右翼教科書出臺；此外，一些閣僚不斷發表否認侵略歷史的言論，這種勢力日趨蔓延、越來越無所顧忌，首相和閣僚的錯誤舉動也越來越公開。我想強調的是，日本在歷史問題上的態度對中日關系的政治基礎形成了嚴重挑戰。
第二是臺灣問題。日本不應干預臺灣問題，不應和臺灣發生任何官方關系。但近年來，日本與臺官方關系日益升級，如解除了課長以上官員不能訪臺的禁忌、允許李登輝訪日、公開表示日美同盟當然包括臺灣、恢復在臺灣紀念天皇生日等等。
第三是安全問題。日本越來越顯示出不但要成為政治大國，也要成為軍事大國的野心。具體表現為海外派兵、日美軍事一體化、日本軍事外向化等，這對中日關系的政治氛圍和安全互信形成了嚴重的負面壓力；而且，日本還倒打一耙，宣揚中國對日本形成威脅，是最積極反對歐盟解除對華軍售禁令的國家之一。
第四是領土問題。日本在東海和釣魚島問題上咄咄逼人，違背了中日之間和平解決領土爭端的協定，不斷單方面改變尚有爭議的現狀，挑戰中日關系底線。
記：在這一系列事件中，可以看出日本怎樣的用心？
金：日本想加緊實現成為政治大國和軍事大國的目標，為此，一方面協助美國實現其東亞戰略，另一方面借助美國的扶植達到自己的目的。背靠美國的情況下，日本采取兩個重要手段。第一是否認侵略歷史，認為要成為政治大國，就要摘掉二戰侵略國的帽子，而這一做法勢必引起日本與那些曾受其侵略的國家的摩擦和對立；第二是為了主導東亞而防范和抑制中國，認為日本要走向大國必須與中國一爭高低。
總之，日本在其“協美制亞”總體戰略的指導下，抑制中國的發展，自己卻要在政治、經濟、安全上確立高于中國的優勢。這兩點都與中日關系的健康發展格格不入，勢必激化中日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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