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其國家發展戰略和安全戰略中將中國“定錯了位”，從而對中國心存疑慮，這便是日本對華采取強硬外交的原因所在
日本外交思想中有一個根深蒂固的“傍霸主”的理念，認為只有與強者為伍，向弱者索取，才能維護和擴展自己的國家利益
外交是一門追求雙贏的藝術，僅靠蠻勇和施壓是搞不好外交的，也無助于日本從根本上改善與鄰國的關系
近日從日本傳來若干信息，令人費解，發人深思。其一，據英國《泰晤士報》報道，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在9月27日接受其專訪時，給人以“在今年年底之前還會參拜靖國神社”的印象。其二，9月22日，日本經濟產業大臣中川昭一表示：“中國方面應當停止開采(所謂‘日中中間線’中方一側的東海油氣田)。作為與中國對抗的措施，(日本)政府委托帝國石油進行的開發正在進行之中。”又據共同社9月27日報道，中川昭一在當天內閣會議后透露，對于中國正在開發的東海“天外天”油氣田，日本政府已為其冠上了一個日本名稱，曰“樫”(意為“橡樹”)。其三，有報道說，日本在“入常”受挫的背景下遷怒他方，鼓噪聯合國修改規則，在要求削減聯合國會費的同時，希望中國和俄羅斯增加會費。
人們不禁要問，日本當局為何在對華外交上態度如此強硬，缺乏必要的靈活性？其實，日本的上述之舉絕非偶然，也不是未經考慮的魯莽之舉。只要將日本近年來在兩國關系方面的所作所為聯系起來分析，就不難發現其奉行對華強硬僵化路線背后的深層因素。
一、對中國“看走了眼”、“定錯了位”
近代以來日本一向不把中國放在眼里，只是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經濟的快速發展，綜合國力的逐步提高，日本才開始另眼看待中國，重視中國。但是由于它帶著一副有色眼鏡(堅持錯誤的價值觀、安全觀)，對中國“看走了眼”，在其國家發展戰略和安全戰略中將中國“定錯了位”，從而對中國心存疑慮，視為“另類”，這便是日本對華采取強硬外交的原因所在。
冷戰結束之后，日本國內一直存在著關于日本未來走向問題的兩條路線分歧，即自由派傾向與保守派傾向之爭。前者以“民生國家”為國家目標，對外主張國際協調主義；后者以“普通國家”(即政治大國、軍事大國)為國家目標，對外主張在世界做美國的戰略伙伴、在地區爭取主導權。在小泉執政期間，隨著一系列法案的制定及若干份帶有戰略性文件的出臺，這場爭論塵埃落定，最終“普通國家”論戰勝了“民生國家”論。今天，走向政治大國與軍事大國已成為日本21世紀的國家戰略。在該戰略中日本給中國的定位是政治上的“對手”，軍事、安全上的“威脅”與“潛在威脅”。
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威脅論”在日本市場大增，日本在安全領域逐步將中國視作主要防衛對象。其所謂的“依據”是：一、認為中國一直致力于國防現代化，特別是核力量的現代化與多樣化，中國的國防預算顯著增加且不限于公布的數額，中國的國防政策還“不夠透明”；二、日中之間存在著 釣魚島問題；三、中國“加強”了在南沙群島的活動，該地區的局勢趨于“緊張”；四、中國“不斷”在臺灣周圍進行軍事演習。
日本還特別強調其認為的中國軍事戰略中的兩個“特征”：一是中國不放棄武力解決主權問題和領土糾紛；二是中國海軍的活動范圍“擴大”至西太平洋“第二島鏈”，即小笠原群島、馬里亞納群島一線。日本因此無端擔心將來中國統一臺灣以后，日本海上航線的大部分可能“陷于中國的控制之下”。為此日本制定了以本身力量與中國抗爭、加強日美同盟制衡中國以及加強與周邊國家關系牽制中國的三項對策。
二、信奉“霸權主義”理念
早在幾十年前，中國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就曾經嚴厲譴責過日本的霸權行徑，指出日本既有東方的“王道”也有西方的“霸道”。近代日本對鄰國外交主要堅持霸權行徑，當今日本奉行的外交理念依然是強權政治思想。
日本政府認為，國際社會是一個金字塔型的等級結構，各個國家按照其國家實力的大小、強弱、貧富分別處于這一等級結構的不同層次和位置上。小國、弱國、貧國只能在大國、強國、富國控制和左右的國際秩序下生存。當今的國際社會依然是依照“弱肉強食”、“物競天擇”的“叢林原則”而存在和運行的。因而日本極力主張建立單極世界，擁戴美國充當世界霸主，在亞太以“美主日從”的架構確立地區秩序。
此外，日本外交思想中還有一個根深蒂固的“傍霸主”的理念。日本認為只有與強者為伍，向弱者索取，才能維護和擴展自己的國家利益，使國家由弱變強。無論是上個世紀初期的“英日同盟”，還是上世紀30年代與法西斯德國結成“軸心”，以及戰后“日美同盟”的建立與加強，都是這一外交理念的體現，也是近代日本“暴富”的秘訣所在。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有一句名言，“日美同盟越加強，越有利于日本開展對其他國家外交”。正是基于此，日本才敢將軍艦派到印度洋，敢于出兵 伊拉克，敢于在臺灣問題上和中國叫板，公然宣稱臺海地區是日本關注的戰略目標之一。
三、非理性思維與極端化的價值取向影響日本外交思想
從政治、哲學、文化、社會學多元視點觀察、分析，不難發現日本外交思想模式中存有非理性思維和極端化的價值取向等特點，如：鋌而走險，不計后果；好勇斗狠、以力服人；只在乎自己的尊嚴名譽，視他人的生命如草芥；只追求本國利益的最大化，無視鄰國的正當利益；追求安全的絕對化，不惜將自身安全建立在對方不安全之上；只記得東京大轟炸、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爆炸，諱言或者掩蓋 南京大屠殺、731部隊的暴行等。不可否認，上述因素也是導致日本對亞洲鄰國、對華外交僵化強硬的原因之一。
四、日本社會國民心態發生重要演變
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社會陷入嚴重困境，經濟長期低迷，政治動蕩，犯罪增加，教育狀況惡化。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對形勢的概括是：“日本處于戰后最嚴重的危機之中，政治、經濟、社會三種泡沫均已破滅。”
危機導致了日本國民自信心下降，使得國民心理加速由自信向自危的方向轉變，民眾對強勢政權、鷹派政治家的期待趨向強烈。日本政府對長期不振的經濟無計可施，小泉鼓吹的改革缺乏實質性內容，因此便在外交和安全領域推行強硬政策以轉移國民視線。強烈的危機意識也促使國內的民族主義意識高漲，社會上保守主義思潮泛濫，右翼勢力市場擴大。日本社會的國民心態發生了重要演變。在這種背景下，政府更便于制定強硬的對外政策。
正常的外交宗旨，一方面是追求國家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則往往需要退讓、靈活，追求雙贏。外交是一門藝術，其內容、形式和手法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變化。日本當局應該明白，畢竟時代不同了，世界變樣了，僅靠蠻勇和施壓是搞不好外交的，也無助于日本從根本上改善與鄰國的關系。只有平等協商，互諒互讓，追求雙贏，才能實現地區繁榮與穩定、本國利益最大化的目標。(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作者：姚文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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