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劍荊
目前，中日關系已降低到1972年兩國邦交正常化以來的最冷點：最高層連續幾年沒有實質性接觸，在2005年的兩個重要場合——11月份亞太經合組織首腦會議和12月份首屆東亞峰會——兩國首腦的會面僅是禮儀性的，在有外交關系的國家之間(更何況是近鄰)，這不能不說是很不正常的。
2005年，中國民間爆發了大規模的反日示威和一直持續到9月份的反對日本“入常”的運動。對不少人來說，“日本問題”上升為中國外交中的最大難題。而在日本，“嫌中”情緒也明顯上升，小泉重組內閣，保守勢力主導了對華政策。
中日關系究竟出了什么問題？
日本打出意識形態牌
中日關系陷于困境有深刻而多方面的原因，但就表面來看，是小泉首相不顧中方抗議一再參拜靖國神社。小泉上任以來，在所謂歷史問題上采取明顯的強硬立場，以至于兩國關系就此形成了類似“膽小鬼游戲”的博弈困境：誰先躲開，誰就算輸。
日本在歷史問題上變得越來越倔強，這是中日關系遇到的一個挑戰，但不止于此。觀察近來日本輿情和小泉內閣的政策，可以看出，日本對華政策出現了一些新動向。
首先，日本開始強調對華政策中的意識形態方面。戰后以降，尤其是邦交正常化以來，中日關系很少受意識形態差異的影響。美國知名的日本問題專家肯尼思派爾認為：日本只有務實的民族主義，沒有固定的原則，他們有時也會為外交政策做些意識形態上的解釋，但那都是借口，不是真正的動機。
但近來，日本開始強調對華關系上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在首屆東亞峰會，它主張東亞共同體應當是講民主、重人權的組織。日本的這一變化，集中地體現在2005年東京財團對華外交政策研究小組提出的一份報告中。這份報告建議，“日本應該要求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在遵守國際準則、改善人權、民主和市場經濟方面更加積極”，“中國的政策很容易與當今世界諸如人權、言論自由、司法獨立以及自由市場經濟等準則發生沖突。日本應該指出事實真相，并敦促中國遵守國際準則和慣例”。日本的這一對華政策動向放在中日邦交以來的歷史中衡量，是非同尋常的。
地緣政治思維活躍
其次，日本更為注重對華關系上的地緣政治因素。與意識形態因素不同，地緣政治考慮一直是日本對外關系的重要方面，這與日本島國的地理位置有關。近代以來，盛行一時的“脫亞論”，20世紀前半葉甚囂塵上的亞洲主義，戰后著名學者梅棹忠夫提出的“生態史觀”等，都包含地緣政治的思維成分。但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日本對華政策中地緣因素并不十分突出。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日本建立起以日本經濟為頭領的雁型結構，由日本整合起來的東亞經濟體系，將地緣政治考量掩蓋起來了。
但隨著中國參與東亞經濟的競爭，原先的雁型結構瓦解了，日本似乎面臨著重回按其自然稟賦所具有的地理政治位置的可能。
在這樣的背景下，地緣政治思維開始活躍起來。學者川勝平太在日本《追求》雜志上撰文，主張日本要以海洋聯邦對抗“不斷膨脹”的中國。其構想的海洋聯邦除了包括太平洋以外，還包括中國南部的香港、臺灣和東南亞的華僑，“如果在東海-南海-東南亞這條連線上建立海洋亞洲聯合體，那么，就會出現三個日月狀板塊與中國大陸對峙的局面”，在這個聯邦中，日本可望獲得主導地位，發揮領導作用。
這樣的地緣政治思維不是孤立的。上面提到的東京財團的報告也明確提出，“跟中國打交道，日本應當充分利用自身是一個亞洲國家、太平洋國家和海洋國家的地理優勢”，“日本應該重新思考作為全球海洋國家的優勢”。對海洋國家的強調，意圖顯然是為了與大陸區別，尤其是與中國區別開來。
日美同盟關系在2005年得到了進一步強化。年初，日美舉行的安全保障協商委員會(2＋2)通過了《共同戰略目標》的文件，文件首次明確了過去沒有明言的共同戰略目標，最值得注意的是將臺灣納入安保范圍。2005年10月29日，美日安全咨商會談(2＋2)又達成了《美日同盟：未來的轉化和調整》的14頁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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