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畢業后孩子們
紛紛從校園“蒸發”
就在去年，該村有一個孩子初中畢業，會考成績都已經達到香山中學的錄取分數線了，可是家里最終卻讓他去讀了技校。 這是讓梁永波覺得最可惜的一個孩子。“家里人覺得培養一個大學生的成本太高，但是出來后卻可能連謀生都有困難，還不如早早出來打工做生意。”
“和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相比，我的感受是現在農村的重教風氣確實不像過去那么濃厚了”，在德慶縣一級中學悅城鎮龍母中學任教的湖南人楊明偉已經做了18年的初中教師，多年來他的學生98%以上來自當地的農村。
“18年前，我教的初中班上，起碼有60%的學生選擇報考重點高中，而18年后的今天，頂多只有1/4的學生會考了。要了解為什么現在農村大學生越來越少，從初中開始就發生變化了。”他認為，讓這些農村孩子從初中畢業后就開始蒸發的最大原因有幾個方面：學費高、就業形勢和社會風氣。
中國青少年基金會秘書長涂猛曾透露，據青基會調查，60%以上的農村學生在接受完義務教育之后，不能接受高中和大學教育而回鄉務農或外出打工。
再往前追溯，中學并非農村孩子們進入大學的第一起點。農村的孩子們正在如何開啟他們的求學之路？
回看榮村，全村人口約為1200人左右，該村村辦小學容納的學生數量約為200人左右。在過去的近20年里，這所建造于上個世紀90年代的小學翻新過兩次。“和我們住的房子相比，校舍還算可以，最大的問題是老師。”作為村委會副主任，老戴沒少受村辦小學校長的嘮叨，“他每次跟我說的都是，能不能撥經費多招兩個老師？”
年輕英語老師太搶手
只能在3個村“走教”
如今，這200名孩子的老師一共有7個。每天他們都在各個年級連軸轉，一人身兼數個科目，“這實在太正常了”，老戴認為這簡直不值一提。
讓他最擔憂的是英語老師。前幾年，榮村村辦小學好不容易盼來了一個從肇慶師專畢業的年輕英語老師，“縣級師范來的，很不錯了，所以很搶手，只能幾個村"走教"。”
所謂“走教”，和孩子的“走讀”不是一個概念。意思是，由于附近兩三所村辦小學都只有這一名英語老師，所以她必須每天“走著上講堂”——剛在這個村上完課，就要馬不停蹄地往下一個村子趕。不過，雖然“搶手”，這名英語教師的工資和其他老師沒有什么差別，都是統一的標準，月薪1600元左右。“她雖然辛苦，但是別的老師一人教很多科目，也一樣辛苦。”老戴說。
近年來，雖然各級政府為解決農村師資短缺問題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由于城鄉之間的生活環境和辦學條件的差異、農村教育經費短缺、教師工資不能按時足額發放、交通不便等，眾多農村優秀教師流向城市的趨勢已屬不可逆轉。
像榮村這樣期盼多年才盼來一名英語教師的現象在農村相當普遍，大中專院校畢業生不愿到農村任教，即使來了也會迅速流失。據媒體報道，陜西省寶雞市某農村高中統計，近三年就有10多名優秀教師流向城市，但縣政府因財政不足，又拒絕大學生回縣工作，造成農村中小學教師的嚴重缺編。
去年12月25日，“南方網廣東發展論壇”出現的一組紫金縣舊塘小學岌岌可危的現狀的圖片，至今讓人印象深刻。全校21名小學生，只有一名已屆71歲的老教師。該校被冠以“廣東省最破爛學校”的響亮名號，雖然情況極端，但多少濃縮了廣東很多村辦小學的窘況。
除了師資，同樣不容樂觀的是學校的教學設施，“校舍可以，但是里面沒什么內容”。老戴坦言，村小學的孩子們從來不知電腦為何物，其他所有電教設備更是一應俱無，孩子們最熟悉也最永恒的，就是他們手里的舊課本。
“附近幾個村子都這樣，兒子說，讀上鎮初中后，終于知道電腦長什么樣。”老戴憨厚地笑笑。
誰把農村孩子們
早早攔在了門外？
“到底是誰把農村的孩子早早地攔在大學門外？”多年從事高等教育研究的華南師范大學人才測評與考試研究所所長張敏強表示，他對這個問題早有研究。
1998年是高校擴招前最后一年，這一年張敏強正在擔任中山大學高教研究所的所長。“教育部組織我們開會，談高考改革。”沒想到，這成為他關注農村孩子上大學問題的起點。
“當時我和廣東省教育廳的一名領導上京，在恭王府閉門參加一個重要會議。”張敏強回憶，時任教育部領導召集各地高教專家，研討英語高考是否要增加口語考查的問題。“教育部領導拍板，廣東有改革條件，先做試點。”
可是臺下的張敏強，心里卻暗暗打起鼓來。出生在農村的他，最先想到的是這個改革對農村孩子將產生的不利。“我心里最清楚，廣東的教育資源有多么的不平衡。不要說好的英語口語老師，就連優秀的英語老師都不容易找啊。連老師的老師都是中國人，各地都是客家英語、潮汕英語，對農村的孩子來說，考口語最先考的是當地師資的水平。”
與此同時，近幾年大量師資向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的“聚集效應”也讓他深感擔憂。“綜觀近幾年廣東的高考成績，過去曾經很優秀的廣東粵北山區如梅縣等地，現在也大不如以往了，主要就是因為師資流失。很多人說，粵北粵西等地區的中學就是珠三角的師資培訓地，一冒尖就往外跑。”
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初開始，廣東一直在推行標準化考試的高考改革。客觀地來看，在高考改革中確實有很多不利于農村學生的因素。“很多農村學校，連必要的實驗設備或電教設備都沒有，怎樣開展課程改革？農村學生從小生活在封閉的環境里，連閱讀材料和外界信息都沒多少，怎樣適應越來越講究考察綜合素質的高考？”
“又比如實行3+X，可是在很多農村的學校，實際狀況是連教授主要科目的老師數量都不夠，還怎么撥出老師來專門應付選擇"X"科的孩子？可以想象，如果一個班上只有一兩個孩子選考某個科目，那么學校一定會因為沒法配備老師而勸阻。”張敏強指出。
從那一年開始，張敏強敏銳地嗅到了高考改革對農村生源的不利影響。因此從北京開完會回到廣州，他馬上在中山大學開展了一項不完全調查——到底有多少大學生來自農村？
調查結果讓他大吃一驚。1998年中山大學招收的大學新生中，90%都是來自縣城或城市的學生。“和我讀大學的時候區別太大了”，上個世紀70年代讀大學的張敏強記得，當時班上像自己這樣的農村娃占70%~80%。
一晃10年過去，一直在高校工作的張敏強感覺到，雖然連年“擴招”，但不意味著農村學生在重點大學里有增加數量和比例的機會，“擴招對城市學生更有利，我沒感到農村來的孩子有增加。”
在廣東的重點高校里，目前來自農村的學生到底有多少？占多大比例？記者分別走訪了中山大學、華南師范大學、華南農業大學等高校。遺憾的是，各高校多年來都沒有專門做過相關統計。“從來沒有按照學生的來源做過分類，而且現在學生的戶口界定也比過去復雜，這項工作需要一定的人力和時間才能完成。”華南師范大學一名招生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
農村大學生比例
30年幾乎降一半
“我只能告訴你一個大的感覺，近幾年農村孩子的比例在數字上不會有很明顯的變化，如果和10年前相比，確實有一定的減少趨勢。 ”華南農業大學曾經負責招生工作多年的鄧基澤老師認為，這主要是過去10年里農村和城市發展差距拉大的結果。
華南理工大學學生處的有關人士則表示，該校每年本科招生面向省內外達6300人，其中至少一半招收來自農村的孩子，從每年的貧困助學數據看，農村孩子進入重點高校人數逐年減少已經成為一種趨勢。
“如果廣東確實存在這樣的狀況，這將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議題。”廣東省社科院社會學與人口學研究所所長鄭梓楨坦言，目前廣東還未就此問題作出相關的調查研究。“如果有足夠的對比數字支撐，那么將是一個值得我們充分注意的問題。”他表示，按照人口百分比，目前我國城市和農村人口比例基本上對半分，“那么理論上高校里的農村大學生和城市大學生比例也應該達到1：1。”
從全國范圍來看，目前城鄉大學生的比例分別是82.3%和17.7%。而在上個世紀80年代，高校中農村生源還占30%以上。因此有專家認為，近年來農村孩子上大學的絕對人數沒有減少，甚至還有可能增加，但農村孩子在大學生源中的比例在明顯下降，與上個世紀80年代相比幾乎下降了近一半。
2006年1月，國家教育科學“十五”規劃課題“我國高等教育公平問題的研究”課題組發布了一項調查研究結果。研究表明，隨著學歷的增加，城鄉之間的差距逐漸拉大——在城市，高中、中專、大專、本科、研究生學歷人口的比例分別是農村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
課題組同時還對國家重點高校進行了調查。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等國家重點大學，20世紀90年代以來招收的新學生中，農村學生的比例呈下降趨勢：清華大學2000年農村學生的比例為17.6%，比1990年減少4.1個百分點；北京大學1999年農村學生比例為16.3%，比1991年減少2.5個百分點；而北京師范大學2002年的農村學生的比例為22.3%，比1990年減少了5.7個百分點。
差距是高中階段
機會不均等延續
與此同時，課題組對2003年唐山學院、華北煤炭醫學院、河北理工學院的高校在校生的調查表明，2003年，農村學生的比例占到63.3%，高于2001年這一比例7.9個百分點。這表明近年來，新增加的來自農村的大學生主要分布在非重點的地方院校。
“瓶頸還是在高等教育前階段，尤其是高中階段。”張敏強認為。這一結論和相關調查不謀而合——按照教育部《2005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的數字，2005年全國高中階段教育在校學生4030.95萬人，按毛入學率52.7%計算，將有3500多萬初中生流入社會。其中，這些流失的孩子，大部分都是農村初中生。
“初中升高中的升學率遠低于擴招之后的高考升學率。進入重點高中的競爭比考大學更為激烈。高中教育已成為影響獲得高等教育機會的最大瓶頸。”
張敏強指出，現實中存在的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差距，是整個教育體系結構性不均等的一部分，在相當程度上是高中階段機會不均等的一種積累和延續。
近幾年積極進行的教育改革，埋藏著不少不利于農村孩子的因素。“各地大力培養重點高中，大量的示范高中把生源集中起來，不斷加大城市高中的優勢。但是資源集中不意味著最大化，結果就是城市高中和農村高中教育資源的嚴重不平衡。”張敏強表示，可以算一筆很簡單的賬，把多年來給廣州一所省重點高中和一所縣城高中的投入平均分攤到每個學生頭上，“你就會發現可能是數十萬元和幾千元的對比”。
“教育資源分配不公的問題已經顯現出來了，無論是師資流動還是資源分享，廣東已經到了有條件也必須作出改變的時候。一方面是每年大量高校畢業生就業難，一方面是農村師資嚴重缺編。能不能把大城市和縣、鎮、村級學校教師的工資標準統一一下，讓教師像公務員那樣統一待遇？也可以像選拔公務員那樣選拔教師，抬高教師的從業門檻，從而使更多高素質人才充實到教師隊伍中去？”他指出。
“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教育上給予農村的傾斜政策確實不多。如果真的出現了這種現實狀況，那么我們是應該考慮作出一定的調整了。客觀來看，近年來城市的成長系統要比農村優越，如果確實存在教育資源分配不平衡，會與經濟發展產生惡性循環。”鄭梓楨指出。不過他也提出，也不應只把眼光盯在農村，在教育資源的分配上城市里也有“弱勢群體”，比如城市的貧困人口等。“如果非改不可，那么要照顧到社會的各個階層，找出目前教育政策下最不利的社會階層，找出主要矛盾，是對目前的教育政策作一定的調整還是根本性調整，這個課題非常復雜，需要謹慎對待。”
“不管如何，這個問題的提出還是有一定的意義。如果尋找積極而迅速的做法，提示我們目前至少能做一些事情，比如把以學位為主的教育資源均衡化，能否通過加強農民工教育培訓、職業培訓、剩余勞動力培訓等方法來補償農民缺失的大學階段教育？”他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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