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育改革將全方位啟動
教育是國家發展和民族振興的基石。然而，多年來我國教育領域存在諸多問題，包括義務教育、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
以義務教育為例，北大附中是屈指可數的一流名校，擠破頭想進去的學生成千上萬，可是原校長康健卻對中國經濟時報記者發出這樣的感慨：“好學校的差等生比差學校的好學生難過多了，壓力太大了。”
普普通通一句話反映了我國現階段義務教育存在的最大問題就是不公平、等級制。學校被分為三六九等，班級分為重點班、普通班，學生也被人為地分成不同的等級，出現了所謂的好學生、差學生，給成長期的孩子造成了心理傷害。
分析這些現象，宏觀層面是應試教育和素質教育的二元沖突，中觀層面是行政教育體制和學校運行體制的矛盾，微觀層面是課程標準導向應該怎么做，是方法重要還是知識本身重要、要能力還是要分數之間的矛盾。這些讓辦教育者感覺無奈。
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關鍵是學校均衡，學校均衡的關鍵在于師資力量均衡，可以說，義務教育能否均衡關鍵看教師，教師隊伍能否均衡關鍵看流動，教師流動能否實現關鍵在于教師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再來看高等教育，從1999年至2007年，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從9．8％提高到23％，已實現了由精英教育向大眾化教育的轉變。然而許多高校畢業生的能力和素質還不能適應市場的需要，部分大學生的知識結構不完善，運用知識的能力欠缺。
高校存在同質化傾向，缺乏辦學特色，更缺乏世界一流大學。怎么辦出特色、創造一流大學，成為擺在中國高校面前的一個難題。
除此以外，職業教育的問題依然不能忽視。溫家寶總理在不同場合反復強調職業教育的重要性，“對職業教育發展的藍圖，怎么描繪都不過分；對職業教育的重要性，怎么強調都不過分。”但目前，與國家對職業教育的重視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職業教育在我國的社會認可度很低，現實發展狀況不樂觀。大部分普通百姓仍不愿意讓子女接受職業教育，認為上職校低人一等；職業學校招生困難，生源素質大幅下降；大部分企業并不樂于與職業學校合作。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經過前期征求意見并修改，將于5月份正式公布，這預示著中國教育將開始全方位改革。
義務教育不均衡：兩位校長的無奈
宏觀層面是應試教育和素質教育的二元沖突，中觀層面是行政教育體制和學校運行體制的矛盾，微觀層面是課程標準導向應該怎么做，是方法重要還是知識本身重要，要能力還是要分數之間的矛盾。
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關鍵是學校均衡，學校均衡的關鍵在于教師均衡，可以說，義務教育能否均衡關鍵看教師，教師隊伍能否均衡關鍵看流動，教師流動能否實現關鍵在于教師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本報記者 朱菲娜
北大附中是我國義務教育階段屈指可數的一流名校，擠破頭想進去的學生成千上萬，可是原校長康健卻對中國經濟時報記者發出這樣的感慨：“好學校的差等生比差學校的好學生難過多了，壓力太大了。”
普普通通一句話卻反映了我國現階段義務教育存在的最大問題，那就是不公平、等級制。學校被分為三六九等，班級分為重點班、普通班，學生也被人為地分成不同的等級，出現了所謂的好學生、差學生，給成長期的孩子造成巨大傷害。
這些問題的根源都來自于義務教育資源的不均衡，“在以前經濟很落后的條件下，只能實行精英教育，效率優先，一定是保證重點優先培養，這是那時的策略。但是現在經濟發展了，到了大眾化、普及化、公平化時代，義務教育法也頒布了，那么就必須真正做到義務教育均等化。”康健說，因為義務教育的本質就是解決弱勢群體和貧困人口的受教育問題，這是宗旨。
模式化培養不符合教育規律
盡管今年公布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綱要）明確提出，教育支出要占GDP4％的目標，可康健對當前義務教育改革還是憂心忡忡。有人認為教育均等就是搞平均主義，把好學校變普通，失去效率。還有人認為偏遠地區那么窮，老師都沒有，國家還要投錢，這是一種浪費。他對記者說：“精英主義教育理念的影響力還在持續。”
以淘汰制作為主要方式層層篩選出“高分精英”，這是我國義務教育的主導理念。康健前段時間剛去了趟英國，參觀他們的學校，發現英國的學生只上半天課，于是很納悶地問校長，校長回答：“只要學完了規定課程，其余時間完全讓學生自主支配，沒必要知道他們都干嘛去了。”兩種教育理念出現了巨大差異，到底哪種才能培養出真正的精英？
“精英的差異性應該是非常大的，個性很強烈、很張揚，不可能用一種模式去培養。而在我國，為什么要分重點班、普通班，進行分層教育，因為一切為了考高分，其他一概不管。其實追求的是一種同質標準，但實際上‘一白遮百丑’，被機械化訓練出來的怎么會是精英？真正的精英不是成批模式化訓練出來的，而恰恰是在復雜的環境中自由成長起來的。”康健說，同質教育法不符合教育發展規律、社會發展規律和人的成長規律。
校長的矛盾和無奈
為此，康健在任校長期間，曾經試圖改變這種現狀，讓一個好老師教一個重點班，然后必須再教一個普通班，但他最終還是感到無奈：“教育理念的差異很大，校長的自主性非常小，會出現很多矛盾。”
比如義務教育階段最后一個重要考試是會考，到底以什么標準衡量？在他看來應該按照課程標準，學完了就算達標了，不應有什么優劣之分，但現在會考和中考掛購，必須分個優良差，出題目就有難度系數了，等級就出現了。
這其實就是應試教育和素質教育的二元沖突，小學、初中就是為了升高中，競爭、優勝劣汰必然出現，但義務教育的第一步是保證人人都有學上。所以在制定課程標準的時候，爭議也非常大。如果課程標準太低，學生學不到更多知識，如果太高，又無法保證人人都能及格。康健認為，義務教育當前要解決的主要核心問題是在權利公平下重新制定質量標準，但在這次公布的綱要里卻沒有涉及。
這也造成了義務教育階段和高中階段的尖銳矛盾，康健經常聽到高中老師抱怨，初中老師教的知識這么少，怎么考大學，簡直拿孩子開玩笑。一邊是要降低標準才能面向全局大多數，一邊是升學競爭，造成巨大鴻溝。
在這一點上，康健也力圖改革，實行大循環的方式，把高中老師派到初中部，從一個完整的角度使學生在完成義務教育的課程之后，再對其進行能力和方法的教育，到高中適應更繁重的學習任務，這樣老師跟著上高中，矛盾就會緩和很多。
可后來又碰到問題，現在的工資標準、初中高中老師的聘任方法、新課程標準，都要求初中高中必須脫鉤，這和國家制度又形成尖銳沖突，是尊重教育規律還是尊重國家制度？康健又一次感到無奈。
總的來說，宏觀層面是應試教育和素質教育的二元沖突，中觀層面是行政教育體制和學校運行體制的矛盾，微觀層面是課程標準導向應該怎么做，是方法重要還是知識本身重要，要能力還是要分數之間的矛盾。
自籌資金讓校長白了頭
“我當校長的時候，整天就是發愁怎么賺錢，這是我當時的第一任務。”從1989年到2003年，王晉堂在北京一中當校長時，正值我國教育開始產業化改革。
20世紀80年代末，北京市中小學管理體制改革出臺，主要內容是：校長負責制、教師聘任制、結構工資制。
“結構工資”是在公立學校國撥工資之外，由學校自籌資金。至此，中小學“創收”風潮愈演愈烈。校辦企業、出租校舍、辦小賣部、與大機關共建等紛紛涌現。這個時候，校長就處在了風口浪尖上。“自籌、自籌、校長白了頭。”“校長姓‘錢’還是姓‘教’？”一系列問題困擾著王晉堂，他告訴中國經濟時報記者，校辦企業辦得很艱難，沒賺錢，校長聘任老師就沒底氣，當時的一些風云學校都是那些創收最多的。但后來的實踐證明，校辦企業對教育是不利的。
“教育是一種資源，可以用來創造利潤。中小學校擁有的地皮、校舍、師資和品牌等無形資產都是可以創造利潤的資產，但是，把教育資源用來生產或經營就把其變成了資本，這與教育本身是相違背的。”王晉堂這樣認為。
后來，在20世紀90年代初，多數校辦廠都下了馬，似乎一夜之間，學校自籌就斷了糧。此后，學校轉移了自籌的方向，那就是贊助費。過了幾年，教育部門出臺“三限”政策：限人數、限分數、限錢數，等于承認了收費的合法性。“這個口子一開，權錢交易就成了公開的秘密。”王晉堂說。
淘汰制教育只是“丟卒保車”
一直以來的重點校制度是以升學率為主要標志的，它是以犧牲一批沒被設定成重點的人為代價的，不僅大大挫傷非重點學校老師和學生的積極性，而且一時間，擇校成風，學區房、亂收費、尋租現象、“奧數”暴利、分校分班分層等等不公現象越來越為人們詬病。王晉堂給記者舉例說，比如為數眾多的學生想進好學校所出現的供大于求，導致在“小學升初中”時，好學校就會提出種種苛刻條件：如連續三年三好學生、奧數考試優勝、文體特長證書等等，有的中學還給小學畢業的學生在雙休日辦綜合班，不僅加重了家長的經濟負擔，也加重了學生的學業負擔。
一位學生家長對記者說：“我女兒今年上小學六年級，從早上七點二十到校，到晚上十點多上床，每天學習十多個小時，她們班里45個人，只有13個人沒帶眼鏡。”“還有，我女兒前兩天過生日，邀請班上同學參加生日會，學習好的孩子清一色全沒來參加，因為他們有各種各樣的課后班。”
為此，今年公布的規劃綱要的三大突破之一就是提出義務教育均等化。
“在中小學特別是義務教育階段，這種淘汰和選拔體制，本身并沒有產生什么智力的增量，只是一種所謂高分好學生的轉移，充其量只是‘丟卒保車’而已。”王晉堂對記者說。
教師流動是實現均衡的關鍵
王晉堂認為，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關鍵是學校均衡，學校均衡的關鍵在于教師均衡，可以說，義務教育能否均衡關鍵看教師，教師隊伍能否均衡關鍵看流動，教師流動能否實現關鍵在于教師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當前學校之間教師收入差距客觀存在，成為制約教師流動的最大障礙，最嚴重的能相差四五倍。上海市首先對教師收入實行了一刀切的辦法，規定年薪7．2萬，不低于公務員工資，根據職務、工作量有所浮動。王晉堂認為這一模式可以效仿。北京市朝陽區從2009年開始基礎教育階段的老師工資由政府買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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