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年說龍:龍與天水的淵源
□直播天水 2012年1月

▲圖為天水龍城廣場 天水在線攝于2019年10月1日
天水被稱為羲皇故里,而伏羲為人首蛇身的形象,所以人們公認伏羲為中華龍文化的肇始者。天水地區又有著豐富的伏羲文化遺存與文物,所以龍與天水有著密不可分的淵源。
天水是伏羲女媧的出生地。位于市區的伏羲廟,是全國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伏羲廟。位于伏羲廟以北20公里三陽川地區的卦臺山,高高聳立于渭水與葫蘆河交匯之地,相傳是伏羲觀天察地,始畫八卦的地方。卦臺山四周還有龍馬洞、洗腳石等景點。卦臺山以北30公里的秦安縣境內,有女媧祠廟、女媧洞, "媧皇故里"石碑至今猶存。
天水師范學院科研處處長雍際春說:因為伏羲的形象人首蛇身,因此咱們天水也稱為龍城,而且這個根據很多,除了伏羲女媧誕生于天水,比如說咱們有伏羲廟、有卦臺山、有女媧祠之外還有很多和龍文化相關的東西,你比如說龍蛇禁忌風俗,以及新石器時代天水發現的至少有三件和龍文化相關的東西,
秦安大地灣原始村落遺址更能印證天水的伏羲女媧時代。遺址出土的房址、灶臺、灰坑、墓葬、排水溝以及8000多件由骨、石、陶制成的生活器具等等,說明距今七、八千年的時候,的確有一個比較大的原始氏族群落在這兒安營扎寨,繁衍生息。
天水師范學院科研處處長雍際春說:從這樣一些事實可以看到咱們天水從遠古以來,就有豐富的和龍文化相關的材料,咱們天水稱為龍城是名副其實,
雍際春說,龍文化遍及中華大地,很多民族都尊奉伏羲為他們的祖先,因此全國各地有許多以龍城作為別名的城市,但這與天水作為龍城并不矛盾。
天水師范學院科研處處長雍際春說:他們都是龍和封建帝王聯系起來之后,龍作為封建帝王的保護神之后這些城市都是和帝王有關或者有龍形的山脈和地形然后這些城市都稱為龍城,實際上它這些龍城和咱們天水作為龍城我覺得并不矛盾,因為伏羲故里在天水。
龍年說龍:龍的傳說
□直播天水 2012年1月
龍是中國人心目中最大的神靈,具有永久的生命力,幾千年來,龍始終伴隨著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從皇權貴族到平民百姓,無不把龍視為最大的祥瑞神物,因此,有關龍的傳說多與美好吉祥有關。“龍年說龍”今天了解有關龍的傳說。
歷代帝王都喜歡龍,都以真龍天子自居,以樹立自身的龍威,取得臣民的信奉,民間百姓也都崇龍尊龍,加以供奉和祭祀。在中國古代神話中,黃帝和炎帝都是龍的兒子,作為炎黃子孫的中國人,自然也就是龍的傳人。
天水市民俗學者李子偉說:龍的形象很偉大,很多人認為它是不可侵犯的,……比如漢代的帝王他認為漢高祖劉邦父母是和龍相交了以后才生下來的,生下了這個真龍天子,所以古代帝王認為天子的地位是天授的。
傳說中龍具有神奇的威力。據《易經》記載,龍可以騰飛于天上,也可以停留在田間;可以居處于云霧之間,又能潛藏在水澤之下,龍無所不能,無所不在。《山海經》記載黃炎之爭中,應龍是黃帝的得力助手,大禹治水時,應龍又是大禹的好搭檔。《拾遺記》說應龍能用尾畫地,它的尾巴畫到哪里,河川就走向哪里。因為龍有神奇般的威力,自古以來封建帝王們就把龍當做權威的象征,皇帝未登基前叫“龍潛”,皇帝即位叫“龍飛”。在民間關于龍的傳說就更多了,祖國大地以龍命名的山川、湖泊、河流、地名更是數不勝數,可見中華民族對龍的喜愛。
天水市民俗學者李子偉說:所以龍是中華民族在發展壯大的過程當中逐漸的固定下來,逐漸的形成的一種象征物和標志物,成為中華民族的象征。
龍從具體物象中擺脫出來,成為中華民族崇拜最廣泛,經歷時間最久遠的圖騰,龍的這種非凡氣度,是任何物種不可比擬的,哪怕是遠在天涯海角的海外華僑,也把龍作為自己的根,把自己看做龍的傳人,使自己有歸依感,這就是龍的精神。
龍年說龍:龍的起源
□直播天水 2012年1月
送走玉兔,迎來金龍。今年我們迎來了十二屬相中的“龍”年。中國是 “龍的故鄉”, 天水是華夏龍文化奠基人伏羲的故里,因而龍文化在“羲皇故里”有著深遠的意義。龍年新春,《直播天水》春節特別節目推出“龍年說龍”專欄,說說龍文化以及它和天水的淵源,今天先說說龍的起源。
龍是傳說中的神異動物。最早記載“龍”的是甲骨文和金文。在甲骨文中,“龍”字形如巨蛇,頭很大,張著巨口。在金文中,“龍”字從“已”,而“已”字就是古代的“蛇”字。看來,在當時造字人的眼中,是龍蛇不分的。
天水市民俗學者李子偉說:太昊伏羲部落創造一個龍的形象,龍的形象就是以蟒蛇為原型,所以咱們的傳說里面龍有九似之形,它的身體的部位又像這個東西,又像那個東西,比如說它的眼睛像兔子,它的頭像駱駝,它的角像鹿,它的身體像魚,上面有鱗,掌像虎,它的尾巴有點人說像兔子,說法很多。
關于龍起源的傳說,最多的說法是龍為祥瑞神話的誕生之物,起源于蛇,龍的雛形是鱷,但這都不是定論,人們綜合各種物象,虛擬出理想靈物——龍。
天水市民俗學者李子偉說:關于龍的形成相當復雜,它的時間也相當漫長,其實龍應當是圖騰的一種遺俗,….圖騰的對象就是有生物,有的是無生物,…..它們都是實在的東西,但是龍既不是無生物,也不是有生物,其實在現實里面它是不存在的。
究竟有沒有龍,最早人們想象中的龍是什么樣子。從歷史傳說與考古資料推斷,龍文化與中原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大體同時起步。從河南濮陽發現的一條用貝殼雕塑的龍,專家們認為已有7000多年的歷史,被稱為“中華第一龍”。一些學者專家也指出:古代龍的形象,可能來自閃電。雷鳴閃電之后就是一陣大雨,這種現象很容易使人聯想到雨是雷電帶來的,并促使人們去幻想帶雨來的閃電究竟是什么東西。這樣人們就依據閃電的作用和形狀,把它幻想為一條行速很快、身子細長、曲折前進的動物,人們據此而幻想出了神龍。
龍年說龍:龍文化與經濟建設
□直播天水 2012年1月
我國的經濟騰飛,一靠改革,二靠開放,而龍文化在這兩者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成為我國經濟建設的一大精神支柱。
市軟科學專家李萬泰認為,龍文化在改革中的作用主要是利用其對中華民族的強大凝聚力,促進了社會的穩定,為改革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環境。三十多年來,我國改革的步子邁得大,與龍文化強大的凝聚力密不可分。
天水市軟科學專家李萬泰說:現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們的改革到了攻堅階段,國有企業下崗的工人還是比較多,社會上也存在許許多多的體制改革中存在的不可避免的一些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當然需要我們國家來在關注民生去解決,但另外一個方面,從社會學角度講我們全民族我們整個社會,我們大家也要用一種和合的精神,一種和諧的精神,團結的精神,一種吃苦耐勞的精神從大局方面為我們一級政府,為我們的國家去設想。
龍文化在開放中的作用主要是利用其對海外華人的強大民族凝聚力,吸引眾多海外華人來大陸投資,從而促進經濟的發展。這是因為身為炎黃子孫,海外華人與大陸人民有著共同的文化、語言、家庭關系和歷史淵源,心理和情感上的共同感,使得他們愿意在大陸投資。同時,作為龍的傳人,他們也希望借助這種方式,幫助祖國的經濟發展和現代化進程。
天水市軟科學專家李萬泰說:龍文化的和合精神體現在我們經濟領域,也是很有現實意義的,你比如說我們國家最近一些年來,做的一些經濟戰略方面大的一些調整,西部大開發,還有關中-天水經濟區的設立和發展,我個人認為都是一種和合精神、和諧精神的一種體現,為什么?因為改革開放以后,中西部的差距是越來越大,那么貧富差距在加大,地區差距在加大,那么國家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就是通過扶持我們西部地區搞西部大開發,搞關中——天水經濟區目的就是縮小差距。
天水伏羲廟明代龍鳳檻窗木雕賞析
□朱姝民 (天水市博物館)
【摘 要】本文在簡述中國木雕發展的基礎上,以天水伏羲廟太極殿龍鳳檻窗為視角,通過對其雕刻題材、工藝、寓意等的分析,以點帶面,對當時的天水木雕進行簡單解讀,以期引起大家的研究興趣。
【關鍵詞】伏羲廟 木雕 龍鳳檻窗
一、中國木雕發展簡述
中國的木雕藝術作為一種民間工藝,可謂是源遠流長。20世紀70年代于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出土的木雕魚,是我國木雕工藝品最早的實物之一[1];大約同時期,沈陽新樂遺址也出土了一件獨特的抽象化鳥形木雕制品[2]。說明早在新石器時期,木雕藝術已經出現。商周時期,木雕納入國家管理范圍,裝飾方法已發展到施漆、鑲嵌和雕花等多種。春秋戰國的木雕工藝已有體系,分為建筑裝飾木雕、木俑、宗教造像、禮祭等不同的木雕行業,盛行漆繪木雕;秦漢時期,木雕工藝趨于成熟,繪畫、雕刻技術精致完美,出現施彩木雕。漢代墓葬出土了很多動物木雕,另外也有車、馬、船等器物;晉代以后出現木偶,蜚聲中外的福建漳州布袋木偶即是“源于晉、興于宋、盛于明”。隋代至五代時,受佛教開窟造像盛行之風影響,木雕的佛、菩薩、羅漢等寺院造像亦頗有成就。唐代是中國工藝技術大放光彩的時期,木雕工藝也日趨完美。許多保存至今的木雕佛像,是中國古代藝術品中的杰作,具有造型凝練、刀法熟練流暢、線條清晰明快的工藝特點。兩宋時期木雕作品較為多見,這時的木雕已采用組織細密的木材為載體進行制作,有利于木雕作品的傳世。元明時由于海外貿易的急速發展,木材種類有所增加,許多由海外進口的硬質木材,使木雕工藝得到長足發展。明清期間是中國木雕藝術發展的一個輝煌時期,涌現出大量有史可考的名家、藝人及其作品,是古代木雕藝術的一個高峰,明清花板、窗花等木雕掛件是中國傳統建筑中的精華;木雕作品題材,多見為生活風俗、神話故事,諸如龍鳳呈祥、松鶴延年等木雕作品,深受當時社會歡迎。
二、天水伏羲廟龍鳳檻窗題材、工藝及文化涵義
(一)天水伏羲廟龍鳳檻窗背景文化
伏羲在傳說及典籍中位列“三皇之首”、“百王之先”,歷代尊奉他為中華民族的始祖。天水對伏羲的祭祀,大約起始于宋金時期。北宋太平興國初年,秦州三陽川蝸牛堡(今卦臺山)始創伏羲廟,始立廟祀,應該是天水祭祀伏羲的開始。明憲宗成化十九年至二十年間(1483—1484年),為祭祀伏羲而在秦州(即天水)創建伏羲廟[3]。明正德五年(1510年),卦臺山和秦州伏羲廟恢復春秋官祭,祭祀中心由卦臺山移至秦州。嘉靖二年(1523年),秦州伏羲廟祭祀活動逐漸正規化、制度化,伏羲廟成為全國性的規格最高的伏羲祭祀中心。
伏羲廟歷經多次修繕。整個建筑群坐北朝南,牌坊、大門、儀門、先天殿、太極殿沿縱軸線依次排列,層層推進。建筑群呈宮殿式建筑模式,且遵循對稱建造。太極殿在第三院后部正中,依“前宮后寢”慣例而建。太極殿裝飾不及先天殿華麗,但其盡間對稱的龍鳳檻窗木雕,鮮明生動,有很高的藝術價值,較之伏羲廟內其他處的木雕工藝,雕刻最精美、最能反映其時天水木雕工藝。這對龍鳳檻窗“木雕不見木”,堪稱木雕花窗中的極品,是明代木雕中天水雕刻技法傳世至今的佳作,距今已有約500年的歷史。

圖一 天水伏羲廟鏤雕團龍檻窗

圖二 天水伏羲廟鏤雕團風檻窗
(二)龍鳳檻窗雕刻工藝
伏羲廟鏤雕龍鳳檻窗是由多塊油松木板經過加工處理后,相互拼接而形成整體正方形,用透雕技法在方框內圈雕圓形,在圓框內雕刻出飾以祥云的騰龍和舞鳳。以龍紋設于圓內,構成圓形的適合紋樣,稱為“團龍”,“團鳳”同理。團龍、團鳳是對龍、鳳紋的一種表現形式,紋飾源于唐代,在明清時期得到十分廣泛的應用,多用于皇家建筑,堪稱這段時期的一大特色。團龍是權勢、高貴、尊榮的象征,又有攘除災難,帶來吉祥的寓意。團鳳圖案不僅裝飾趣味濃厚,而且也適合鳳紋的表現。(見圖一、圖二)
團龍裝飾檻窗內,龍口大張,朝向鳳的方向,身長若蛇盤曲成S形,身上魚鱗樣紋飾雕刻細膩,前額及雙目凸出,角為鹿角形象,龍須對稱飄散成相背的S形,四只鷹形爪趾屈張有力,龍尾上揚散開,雕刻樣式似鳳翅,龍身及空白處雕以祥云紋銜接;鳳體處于圓框內中心位置,空白處以云紋填補,立鳳回首,與龍遙相呼應,鳳嘴微張,單足獨立,鳳翎呈波浪狀,靈動有力,雙翅伸展,與常見不同,其背雕為龜背,尾羽彎曲下垂,細節刻畫精美。方框內四角分別雕飾四只展翅飛翔的蝙蝠,兩翼長而靈動,四蝠兩兩相對稱。木雕施以彩繪,從現存色彩看,主要以藍色、紅色、原木黃色為主,根據研究彩繪應為礦物染料,故歷久而色彩依然鮮艷。
這對團龍團鳳檻窗是明代建筑中傳統文化精神的集中表現,在簡單中求豐富,統一中求變化。采用浮雕和透雕相結合的雕刻技法,圓轉處線條流暢似水,方折處線條硬朗如墻。長線婀娜多姿,短線整潔有力。近看圓框內“龍”、“鳳”又分別完整的顯現出“龍飛”、“鳳舞”的畫面,左右呼應,線條流暢。檻窗四角四只浮雕蝙蝠構圖完美,造型抽象,靈動自然。同時在雕刻技法上盡量留空,兼顧了殿內通風采光,使其藝術性和功能作用得到了完美的結合。檻窗整體上看龍、鳳、蝠、祥云等都是分別獨立成型,但細看每個圖案之間又是自然銜接的。
(三)龍鳳檻窗題材選取與傳統文化
根據《左傳•昭公十七年》記載:“太昊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說伏羲以“龍”命官,是龍圖騰的創立者,故而伏羲又被稱為“龍祖”。在太極殿檻窗上雕團龍紋飾,緊扣伏羲文化及伏羲廟整體文化氛圍。對于團龍、團鳳檻窗中龍、鳳的涵義,我們一般的解釋為——反映龍、鳳呈祥的文化現象,同時暗合陰陽相合的寓意。不過,在早先的記載中,包括漢許慎《說文解字》中對鳳的解釋是象征祥瑞的神鳥,且與后世所常連用的“鳳凰”一詞有區別,都為神鳥,但通常鳳為雄者。因此,單純以龍鳳——陰陽這種對應關系來解釋龍鳳檻窗的文化涵義,恐不能夠盡然。
伏羲廟龍鳳檻窗中,團鳳檻窗最值得稱道與研究的地方在于鳳外形塑造時背上雕成的龜殼,這在象征性寓意圖案中并不多見,現在對其的一般解釋依然遵循傳統文化中“龜”的寓意——長壽。晉代郭璞所注《爾雅•釋鳥》中,有對鳳外形特征的描述,云:“雞頭、蛇頸、燕頷、龜背、魚尾、五彩色,高六尺許。”清代段玉裁撰《說文解字注》有對鳳外形更詳細的記載:“鳳,神鳥也。天老曰:‘鳳之像也。麐前鹿后。蛇頸魚尾。龍文龜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出于東方君子之國。翺翔四海之外。過崐崘。飲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風穴。見則天下大安寧。’”這說明,這種“龜背鳳”的造型在建筑中出現并非偶然,并且出現時間并不晚,在早期典籍中可以找到依據。通過“龍紋龜背”的鳳鳥圖案既歌頌伏羲開創中華文明的豐功偉績,又體現了對古文化一脈相承的傳承。
總的來說,“龍鳳”二者均為集眾動物大成之美者,成為統一之美,被視作神、力、美的象征。抽象化、藝術化的蝙蝠取諧音,蝠即福,寓義“四季來福”。龍、鳳、蝠、祥云等都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常見的被賦予美好愿景的題材。團龍團鳳檻窗圖案是集藝術性與功能性完美統一的天水明代木雕精品,不僅作為檻窗使用,還由于伏羲廟是一座專門建造用來祭祀伏羲的宗廟,而與其創立背景結合承載了許多文化寓意。
【注釋】
[1] 河姆渡遺址考古隊:《浙江河姆渡遺址第二期發掘的主要收獲》,《文物》1980年第5期。
[2] 沈陽市文物管理辦公室等:《沈陽新樂遺址第二次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85年第2期。
[3] 明《新修太昊宮門坊記》碑。
朱姝民(女,甘肅武威人,文博館員。) 《天水伏羲廟明代龍鳳檻窗木雕賞析》原文發表于《文物鑒定與鑒賞》201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