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712～770年），字子美，號少陵，祖籍湖北襄陽，生于河南鞏縣。因曾居長安少陵，在成都被嚴武薦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后世稱之為杜少陵、杜工部。自幼生長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學傳統的家庭中，其祖父杜審言是武后時期的著名詩人，官膳部員外郎；父親杜閑，曾任兗州司馬、奉天縣令。他7歲時開始學詩，15歲時詩文就引起洛陽名士們的重視。玄宗開元十九年（731年）至開元二十二年（734年），杜甫第一次漫游吳越。到過金陵、姑蘇，曾泛舟剡溪直到天姥山下。開元二十三年（735年）回洛陽應進士考試，不第。次年在齊趙一帶開始了第二次漫游。在兩次漫游中，杜甫看到祖國秀麗雄偉的山川，吸收了江南和山東文化的精髓，開擴了眼界，豐富了見聞。開元二十九年（741年）歸東都，筑席于洛陽與偃師之間的首陽山下，與夫人楊氏結婚。天寶三年（744年），在洛陽與李白相遇，2人同游，情好益密。兩人相見恨晚，結下了深厚的友誼，繼而又遇高適，3人同游梁、宋。天寶四年（745年），李杜又遇于東魯，次年秋，杜甫將西去長安，李白準備重游江東，他們在兗州分手，此后再未會面。杜甫為此寫過不少懷念李白的感人詩篇。此時期杜甫詩作以《望岳》為代表已有數百首，現存20余首，主要是五律詩和五言古體詩。
唐玄宗天寶五年（746年），杜甫來到長安，直至天寶十四年（755年），杜甫在長安居住了10年。這期間杜甫的思想和創作發生了巨大變化。他到長安的目的是求得一個官職，有所建樹。天寶六年（747年），玄宗詔征文學藝術有一技之長的人到京城就選，杜甫參加了這次考試，但由于中書令李林甫從中作梗，應試者無一人被選。杜甫從此進取無門，生活貧困。天寶十年（751年），玄宗舉行3個盛典：祭祀“玄元皇帝”老子、太廟和天地，杜甫寫成3篇《大禮賦》進獻，遂得玄宗贊賞，命待制集賢院，卻又沒了下文。于是，他不斷寫詩投贈權貴，希望得到他們的推薦，但都毫無結果。天寶十四年（755年）十月，杜甫才謀得一個右衛率府胄曹參軍（負責看管兵甲倉庫）之職。
在困守長安的10年里，杜甫一直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的屈辱生活。為了維持生計，他不得不出入貴族邸府，充當“賓客”陪伴他們飲酒吟詩，以求得少許資助。同時，他結交了一些與他同樣貧困的朋友，也比較廣泛地接觸了勞動人民。他的足跡從貧窮的坊巷走到貴族的園林，從重樓高閣互竟豪華的曲江直到征人出發必經的咸陽橋畔，仕途的失敗使他認識了統治階層的腐敗，個人的饑寒交迫使他體會了人民的疾苦，這截然不同的兩種生活狀況在杜甫詩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天寶十一年（752年）以后，他寫出《兵車行》《麗人行》《前出塞》《后出塞》等不朽的名篇，給當時的詩歌增添了新的內容和新的表達方法。天寶十四年（755年）冬，杜甫探視寄居在奉先的妻子，寫出《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表達了他“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的深情，用“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概括了社會上的尖銳矛盾，又描繪了“入門聞號唳，幼子饑已卒”的家庭境況。這時期流傳下來的詩約100余首，其中優秀詩篇大都是五七言古體詩。
天寶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亂”爆發。安祿山起兵后，長驅南下，很快攻陷了洛陽、長安。肅宗至德元年（756年），杜甫歲初在長安，五月避難奉先（今陜西蒲城）家中。第二年他聽到唐玄宗逃往西蜀，肅宗在靈武（今甘肅�。┘次�，便把家安置在鄜州羌村（今陜西富平縣境內），自己只身北上，投奔肅宗。不幸途中被安史叛軍俘獲，押送到淪陷后的長安。因從他身上搜不出銀兩，遂以逃難百姓予以釋放。杜甫在陷城中居住將近半年，卻難以逃出城外。期間，他目睹了叛軍殺戮洗劫的暴行和百姓的苦難，聽到唐軍兩次反攻，先后在陳陶、青坂兩處全軍覆沒的消息，滿腔悲憤，寫出《悲陶城》《悲青坂》《春望》《哀江頭》等詩。直到至德二年四月（757年），他才在好友贊公（僧人）的巧妙安排下冒險逃出長安，奔赴肅宗臨時駐地鳳翔（今陜西省鳳翔縣），被授左拾遺。八月，他回到鄜州探親，完成長詩《北征》。此詩描繪了他在旅途上目睹的凄涼慘景和自己家境的貧窮，表達了對當前局勢的意見。這年九月，唐軍收復長安，十月收復洛陽，肅宗于十月底返京，杜甫也在這時回到了長安，仍任為左拾遺。次年五月，杜甫由于忠言直諫，上書為宰相房琯辯護，觸怒肅宗，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乾元二年春，杜甫往河南探視舊居，歸途上親眼看到人民在官吏們殘酷的壓迫下蒙受的苦難，寫出不朽的詩歌名篇“三吏”、“三別”（《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組詩六首）。杜甫回到華州，已是初夏。這時關輔大饑，朝庭內李輔國專權，玄宗舊臣受到排斥，杜甫對政治感到失望。
乾元二年（759年）七月，杜甫因政治上的失意而感到壯志難酬，希望破滅，便憤然放棄華州司功參軍之職，攜眷而行。這年秋天，杜甫由華州過長安，沿隴右故道，越關山，過馬鹿，順牛頭河到社棠西行至秦州。當時的秦州治所即今天水市，已足“降虜兼千帳，居民有萬家”的頗具規模的邊疆重鎮，“安史之亂”對這里影響較小，它還保持著相對的平靜。時贊公謫居秦州，嘗對杜甫盛言西枝村之盛，因作計卜居。杜甫在秦州初住城里，后移居東柯谷（今麥積區街子鄉柳家河村）從侄杜佑處，主要靠賣藥和旁人的周濟過日子。這期間，杜甫領略了秦州的山川形勢，山水名勝，物候人情，留下了59首飽含感情，膾炙人口的壯麗詩篇。這些詩篇，集中反映了杜甫憂國憂民的思想感情和他當時憂郁悲憤、矛盾復雜的內心世界。清代任職秦州的宋琬曾集“二王”書法，刻石并列于玉泉觀杜公祠碑亭內（后毀）。今人用玉泉觀詩碑拓本復刻并建碑廊于南郭寺杜公祠。
杜甫的《秦州雜詩二十首》有好幾首是描寫東柯谷的幽姿奇趣、豐美物產、自然景色的。詩人飽經戰亂之苦和仕途艱險，面對這桃花園般的境地，還產生過在這里長期隱居的思想。當地有泉曰白水澗，詩人在詩中一再寫到。后人為紀念他，就將白水澗改名“子美泉”，柳家河村改名為“子美村”，村中杜甫故居改建成工部草堂，解放后還在原址上建成了子美小學。
詩人在秦州寓居3月余，會同谷宰來書言同谷可居，遂于陰歷十月舉家南下，一路艱辛跋涉，過赤山谷、穿鐵堂峽、經鹽官、入西和，行程半月，于陰歷十一月后至同谷（今甘肅成縣）。來到同谷，杜甫居住在粟亭。這時的他“貧亦甚”，靠拾橡栗、挖黃獨充饑。居不逾月，十二月初經徽縣栗川西、過木皮嶺、渡白水江、翻青泥嶺、渡嘉陵江，沿嘉陵故道入川。杜甫流寓隴東南期間，共留下了117首詩，其中在秦州就寫了93首，平均每天一首。這些詩作，連同他赴秦州前的“三吏”“三別”等名篇在內，都是乾元二年寫成的。所以這一年是詩人創作生涯中具有里程碑的一年。更由于有機會接近人民，因而思想性和藝術性都達到了新的高度。他善于運用各種形式來進行創作，但在秦州期間，五言詩成了他主要的寫作載體。語言精煉，具有高度內涵，繼承和發展了《詩經》現實主義文學傳統，反映了唐朝由盛而衰的社會面貌，真實地再現了所處的時代，因而后人將其作品尊為“詩史”。
杜甫于肅宗上元元年（760年）到達了成都。在表弟及友人的幫助下，在成都城西風景秀麗的浣花溪畔，蓋起了一座茅屋，世稱“杜甫草堂”，從而使顛沛流離的杜甫結束了四年轉徙的生活，得到了一個棲身處所。上元二年（761年）末，嚴武來成都任都尹兼御史中丞，給過杜甫不少幫助。代宗寶應元年（762年）七月，嚴武應召入朝，成都少尹兼御使徐知道在成都叛變，杜甫流亡到梓州、閬州。寶應二年春，延續七八年的安史之亂結束，杜甫聽到這個消息，驚喜欲狂，以為有希望回到洛陽，脫口唱出《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七律，發出內心的歡悅。但快樂只是曇花一現，西方的吐蕃又大舉入侵，十月間一度攻陷長安，杜甫對此表現出無限關切，寫出許多首詩，陳述他的政治思想。廣德二年（764年）春，嚴武又被任命為成都尹兼節度使，杜甫也在三月回到成都，被嚴武薦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杜甫在成都節度使幕府中住了幾個月，因不慣幕府生活，一再要求回到草堂，最后嚴武答應了他的請求。在這里，他先后住了四年，寓居郊游，賦詩題畫，精彩之作層出不窮，留下詩作 240余首，如《春夜喜雨》《蜀相》等名篇，其中以《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的“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最為著名，而《登高》中的“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更是千古絕唱。
永泰元年（765年），嚴武忽然病逝，失去依靠的杜甫只得于同年五月，率家人離開草堂，乘舟東下，于九月到達云安，因病不能前行，直到次年暮春病勢減輕，才遷往夔州。他在夔州居住未滿兩年，創作十分豐富，成詩400余篇。詩中歌詠了夔州窮苦的勞動人民，描繪了這里險要的山川，反映了蜀中的動亂和對長安、洛陽的思念，懷友憶舊之作也大量增加，這時他的健康狀況已越來越差。因夔州氣候惡劣，朋友稀少，便在大歷三年（768年）正月起程出峽，三月到江陵。他本想北歸洛陽，又因河南兵亂，交通阻隔，不能成行。在江陵住了半年，移居公安數月，在年底到達岳陽，寫出生動反映湖南人民疾苦的《歲晏行》。大歷四年（769年）至五年（770年）是杜甫生活的最后兩年，他居無定所，往來于岳陽、長沙、衡陽和耒陽之間，大部分時間在船上度過。大歷五年冬，杜甫病死于行往岳陽的湘江船中，終年59 歲。他逝世前寫出一首三十六韻的長詩《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仍以國家的災難為念。杜甫死后，靈柩停厝（cuò）在岳陽。43年后，即憲宗元和八年（813年），才由他的孫子杜嗣業移葬于河南首陽山下。
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轉衰的歷史時期，他一生坎坷，終不得志，因其在詩歌創作上所取得了輝煌的成就而被后世譽為“詩圣”，詩歌被后世稱為“詩史”，可在唐朝當時并沒有得到人們的重視。詩作流傳至今約1500多首，作品集為《杜工部集》。他的詩歌創作始終貫穿著憂國憂民這條主線，具有豐富的社會內容，強烈的時代色彩和鮮明的政治傾向，真實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亂前后一個時段的史事及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面，因而被稱為“詩史”。杜詩風格，基本上是“沉郁頓挫”，語言和篇章結構又富于變化。同時，其詩兼備眾體，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還寫了不少排律、拗體。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現出顯著的創造性，積累了善于聲律、對仗、煉字煉句等完整的藝術經驗，使這一體裁達到了完全成熟的階段。藝術手法也多種多樣，是唐詩思想的集大成者。杜甫善于運用古典詩歌的許多體裁，并加以創造性的發展。他繼承了漢魏樂府“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的精神，擺脫樂府古題的束縛，創造了不少“即事名篇，無復依傍”的新樂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別》等，成為新樂府詩體的開路人。他的樂府詩，促成了中唐時期新樂府運動的發展。他的五七言古長篇，亦詩亦史，展開鋪敘，而又著力于全篇目的回旋往復，標志著我國詩歌藝術的高度成就。
杜甫是我國唐代最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在我國悠久的文學史上，杜甫詩歌的認識作用、借鑒作用和審美作用都是其它詩人難以企及的。 （《天水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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