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其昌（1831～1900年），字士言，清秦州（今甘肅天水秦州區）人。其昌幼年喪父，家境貧寒，雖身處逆境，仍勤苦好學，課讀不輟。曾師從關虞笙、受教董琴虞，相知陶肅公，從而奠定了其一生的儒學功底與做人之品格。
咸豐八年（1858年）中舉，同治四年（1865年）中進士，授戶部主事，留京任職達7年之久。其間“其昌學殖既富，復素倡經世致用之學，遂慨然以濟世為志。然其時歲月朝政日非，外侮方亟。秉軸者為翁同和協揆，因其昌之座師也。夙賞其昌文，謂為讀書人吐屬，于其昌有知遇恩”。任其昌既倡經世致用之學，必與腐敗之時政背道，愛國惜民之心然生，抗侮力戰之見必主，然其官卑言微，無與時濟，終壯年辭官歸隱，竭力于故鄉之教育事業。
同治十一年（1872年）受分巡鞏秦階道董文煥邀請，入天水書院主山長席，后入隴南書院，育才30余年，天水英杰劉永亨、哈銳、丁秉乾、陳善源等人皆出于先生之門，時天水文風之盛，學風之清，為隴上之首。
任其昌一生耿直、清廉。“雖親好故舊，不敢于以私”。任其昌與知州陶模交往甚深，然不以陶總督陜甘位高權重而以私利相托。光緒四年（1878年），任其昌協助知州陶模，賑濟秦州饑荒。光緒十一年（1885年）分巡鞏秦階道姚協贊重修伏羲廟，任其昌負責籌款助之。光緒十二年（1886年）陜甘總督楊昌俊以其操行彰顯，表薦于朝，詔加員外郎銜。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國聯軍借剿義和團入侵中華，清廷抵抗不力，致使京津失陷。時其昌長子任承允在京任職，音信不通，任其昌憂國之存亡、念子之安危，重病不起。臨終時，書《留別諸親友一律》及《自挽詩· 二絕》，其自挽詩：“飛雨流云過此生，有情何似總無情。可憐耿耿胸中血，埋向青山做王兵。”愛國憂傷之感，躍然紙上。任其昌逝世后，紳士人謚其號為“文介”，祀像于天水南郊三臺寺及秦州城之來鶴亭，立碑石于城南之鄉覽名宦祠。
任其昌不僅文章奇絕瑰麗，而且善長書法，其書瘦勁挺拔，頗具風骨。身后遺著頗豐，有《敦素堂詩集》《敦素堂文集》《秦州直隸州新志》（與伏羌王權合著）《蒲城新志》《史臆》《八代文抄》等，《三扎會通》《史評》尚未成書。民國三十年（1941年），任其昌故居秦州城南巷子改名為“士言巷”，以示追念。
任承允（1864～1934年），字文聊，任其昌長子。自幼聰明好學，清靜沉穩，有父其昌之遺風。光緒二十年（1894年）中進士，任內閣中書，為甲午國難之仕人。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聞父喪，星夜返里。次年，受聘主講隴南書院，人稱“小任山長”。服闋后，朝庭開始起用，補其為內閣侍讀。辛亥革命后，任承允由海道攜家眷返回故里，開始了他的育才生涯。
民國間，孔繁錦督辦隴南，聞任承允之名，3次求見均被拒之；饋贈錢物，亦被拒之。此足見任承允之人格亮節。民國十九年（1930年）馬廷賢作亂，陷秦州，因聞任承允之清名，而未使兵丁犯之。任承允清靜教才，多善經文，門徒多以此為榮。天水弟子楊效震、王新令、馮國瑞、趙紹祖及鄉人鄧寶珊均以任承允為先達。
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十月，承允病逝，悼念者萬余人。民國要人于右任、朱紹良、胡宗南、鄧寶珊均致電追祭。任承允遺著頗豐，有《桐自生齋詩文集》（門人王新令梓于南京），《秦州新志續編》《天水縣志》（由門人馮國瑞、趙紹祖成之）。 （《天水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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