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的職業出路：三四十之后 能夠做些什么呢？
自1950年代以來，中國記者就告別自由職業的時代，成了體制內的“干部”。沒有一個準確的數據，堪以說明從政在記者的紛繁出路中，究竟有多么寬廣，但由普通記者成長為中共高級官員的個案，50年來從未中斷過。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劉云山，20年前，就是新華通訊社內蒙古分社農牧組的一名記者。他在內蒙古分社官至黨組成員后，被選送到中共中央黨校學習，由此別離記者生涯。
河南省委書記，劉云山的昔日同事，比他年長三歲的徐光春，不僅是地地道道的記者出身，還是新聞系的科班出身。這位60歲的紹興人，自17歲擔任《杭州日報》特約記者始，和新聞打了三十年左右的交道，并做過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1969年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的徐，相繼在《兵團戰士報》、安徽新聞圖片社、新華社安徽分社、新華社上海分社、新華社北京分社、光明日報社等媒體，做過記者、組長、副社長、黨組副書記、社長、黨組書記、副總編輯、總編輯。
在省市這一層面，由記者而宣傳部長者也不乏其人。２００１年１０月，中共遼寧省第九屆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選舉焦利為中共遼寧省委常委、宣傳部長。年近知天命的焦利，過去是遼寧日報集團的一名普通記者，并創辦了東北發行量最大的《遼沈晚報》。出色的新聞業務，周備的政治素質，把他一步步擢升為遼寧日報集團社長、中共遼寧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直接由名記者一步步打拼成省委常委，這樣的例子，頗為罕見。
記者能夠從政，往往在于它們善主筆政，盡管這并非惟一的原因。1991年的一天，剛剛完成40天入藏采訪任務的《人民日報》記者朱維群，奉調中共中央辦公廳，慢慢提拔為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的朱，是文革前最后一批大學生，文革后第一批碩士生。朱最后一次采訪的主題是：“紀念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他在中共中央辦公廳的第一個任務是：參與修改中共中央致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的賀電草稿。
據港報稱，62歲的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陳佐洱，由于偶然間撰寫了一篇少先隊員的獻辭，感動了中共福建省委書記，從而丟棄了長達10年的英文教鞭，去剛剛籌建的《福建青年》雜志社當記者。１０年后，兼任中國新聞社港澳臺部主任的陳佐洱，被調往國務院港澳辦秘書處。
正如英文助益陳佐洱，原外交部副部長王殊，從一個記者成為外交官，也得益于英文。待硝煙散盡，戰地記者王姝，以新華社駐外記者的身份，闖入非洲。由于她對歐洲情勢的精準把握，受到了當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賞識，一躍為中國駐聯邦德國和奧地利等國的外交大使。
一般而言，“部委辦報時代”，記者從政，第一步跨入的多是主管報社人事的部委。司法部辦公廳一位副主任兩年前，還是法制日報社的副總編輯，和焦利一樣，這位有法學博士頭銜的名評論員去司法部報到前，從未離開過報社。
在江蘇，一位市委書記曾是《蘇州日報》的副總編輯，一位縣委副書記，曾是《中國改革報》的主任記者。
新聞記者調任體制內官員并不奇怪。通訊社、報社、電臺、電視臺這些新聞機構，都是有行政級別的事業單位。體制內的新聞記者，都是組織人事部長備案的“干部”。副處級以上的記者，可以直接調往黨政機關。中國很多黨報記者被提拔之前，都會被派到市縣鄉掛職鍛煉，。作為培養后備干部的一種手段，南方一雜志的總編輯，曾被組織人事部門派往美國公費留學。
記者從政，１９４９年以前也有，陳布雷就是典型代表。記者從政，亦非中國獨有的現象。寰宇之內，已故、卸任以及在任的國家元首中，好幾位是新聞記者出身。
今年春天謝世的黃金輝，新加坡共和國第四任總統，大半生都以新聞記者為業，且為美國合眾社效力18年。
原日本首相、自民黨總裁森喜朗，1960年從早稻田大學商學院畢業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日本一家大報的記者。
1997年，憑借做過記者和主持人的非凡才華，瑪麗-麥卡利斯夫人成為愛爾蘭民選總統。這位做過主持人的國家元首，與人說話就像一個熱情溫和的女主播。
60歲的以色列總統摩西&S226;卡察夫，青年時在以色列國防軍中當通訊兵，隨后去以色列發行量最大的報紙《新消息報》當了一名記者。
據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新聞系主任展江教授說，在英美國家，記者從政的很稀罕。“二戰”前后，一些新聞記者成為英國的大臣和美國的外交官。１９７０年代初，隨尼克松總統開始中美破冰之旅的國務次卿，是個做過四年記者的職業外交家。
美國記者直接從政的不多，常見的是著名記者以政治家高級幕僚的身份，參與政務。尼克松和基辛格秘密訪華期間，首位到延安訪問的西方記者斯諾，兩度獲得普立茲新聞獎的政治評論家雷斯頓等，都參與其中。
做生意人
美國以及泛泛而論的西方國家，記者從什么時候開始成建制地下海經商，不得而知。在中國，卻是１９８０年代以來的新生事物。
１９８９年底，一些新聞單位的記者，由于特殊的政治原因，下海經商。此前，新聞機構往往是“八旗子弟”才能問津的貴族職業，一旦躬身其中，鮮有人主動退出。１９８９年非政治原因離開《中國科學報》的張樹新，是一個另類。三年以后，希望借記者這個職業熟悉了解社會的張樹新，創立了ＩＴ界耳熟能詳的“瀛海威”。
記者下海經商，有時候出于對自己借傳媒造勢的自信。“農夫山泉”董事長鐘睒睒，以《浙江日報》記者的名義考察過5年商業，而后下海。先是“農夫山泉有點甜”，再是“水戰”，繼而是“一分錢奧運”， 鐘的炒作宣示“記者下海后節約廣告費”的笑話，起碼在個案面前是嚴肅的。
所以，篤信“企業不炒作，不如木乃伊”的家電、保健品、汽車等偏重市場炒作的行業，較喜歡延攬新聞記者充任公關經理，他們相信記者是經理人團隊中最善于借傳媒東風的族群。２００２年，３５歲的《經濟參考報》汽車周刊主編孫勇，空降到安徽的奇瑞集團，奪取銷售總經理一職。
盡管8個月后敗走菲亞特，孫勇的例子還是說明了記者為什么有下海的膽量和身價。憑借新華社的金子招牌，自己的自信、勤勉和悟性，作為一個不懷偏見的記者，孫勇博眾家所長，八年磨一劍，大抵摸透了汽車生產銷售的流程，各汽車廠家的定位當家人的脾性，乃至整個行業的趨向和癥結。
同理，中小私營企業繁茂的江蘇浙江，跑經濟口的記者跳入私營企業，如家常便飯。2002年，寫作《浙商制造》的浙江日報記者楊軼清，加盟中國最大的私營旅游投資開發集團，杭州宋城集團，任董事長助理。
1990年代，記者下海經商，名氣最大影響最為深遠的要數原新華社名記者王志綱。1994年，王搬出新華社廣東分社，步履蹣跚地摸索進顧問咨詢業，憑著一個政經記者對中國國情和宏觀走勢的深刻把握，及其對企業和市場近乎刻骨銘心的熟悉與感悟，他整合各種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資源，打造了中國實力最大名字最小的“王志綱工作室”。
在英美國家，記者下海為商人的事不多，采訪過鄧小平與中國有不解之緣的柯達全球副總裁葉鶯，就是這樣的稀罕物。早在純真的大學時代，葉鶯就在臺灣地區和日本的電臺和電視臺當過記者，１９７０年代末期，又在新加坡海峽時報和紐約全國廣播公司繼續追求一個新聞人的夢想。
做作家
100多年來的美國文學史，總是與美國新聞史糾纏在一起。馬克&S226;吐溫，海明威，埃德加&S226;斯洛，李普曼——一個多世紀以后，新聞記者的名字，次第登臨《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隨著時間的由遠及近，非虛構作品，幾乎成為新聞記者專屬的作品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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