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石定果“富民興隴”一席談——
甘肅在古代歷史上的重要地位
石定果本科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碩士研究生就讀于武漢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就讀于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第十一屆、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十屆、第十一屆北京市人大代表。主要研究方向是漢語史、文字學等，專著有《說文會意字研究》等，還參與編寫《漢語大字典》《中華小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分卷》《古代漢語詞典》等。石定果教授在文史領域造詣很深，曾多次赴美國、新加坡、韓國等國家和地區講學，是國內外頗具影響的專家學者。
“中國夢”成為黨的十八大以來的高頻詞，其核心內涵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全黨全國都為此目標而努力奮斗。富民興隴，正是“中國夢”的一個組成部分。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必須對于中華民族既往的悠久歷史與燦爛文明有盡可能具象的了解，從而激發我們的愛國主義情懷，強化我們的自信心與責任感。
甘肅于元代至元18年(公元1281年)從陜西行中書省劃出，正式立省(甘肅行中書省)，迄今有823年，省名由甘州與肅州的首字合成。甘肅代稱“隴”，源自隴西郡。六盤山南段別名隴山，隴山以西古謂隴西或隴右。戰國秦昭襄王于公元前280年始置隴西郡，治所在狄道(今甘肅臨洮南)。從上古起，隴西或隴右泛指今甘肅地區，簡曰隴，沿用2000多載。
古代甘肅重要的經濟地位
“隴右熟，天下足。”這是《史記》中的西漢俗諺，可見當時甘肅乃全國糧食主產區。中國是由粟(小米)的栽培發展出糧食種植業的，包括甘肅在內的西北地區是粟的原產地，而且麥的原產地也是西北地區，4500年前已出現。
祁連山林木茂盛，野生動物多，焉支山水草豐美，上古就是極佳的獵場和牧場。漢武帝平定匈奴后在此置郡縣，移內地之民充實邊防，他們除從事農業外，也多依托畜牧業為生。
提及甘肅，人們往往聯想到絲綢之路。這條始于公元前2世紀的橫貫亞洲內陸的古商道，曾持續千余年不廢，它使隔絕的東西方得以溝通，推動了中國與境外的經濟文化交流。全長7000多公里的絲綢之路，起點為長安，穿越河西走廊，到敦煌后分為北南兩道，北道出玉門關，南道出陽關。開啟絲綢之路的歷史背景，是漢王朝為抗擊匈奴而通西域，以聯絡諸民族建立盟軍。最終由于時局變化，這條戰爭之路成了和平之路。
古代甘肅的特產很早就流通到中原甚至江南。羌笛又稱“隴笛”，因為東漢初羌人就移居隴西。鸚鵡又稱“隴鳥”“隴客”，因為多產自隴西。洮河綠石制作的洮硯，唐代已享盛名，至宋，列為四大名硯之一。
絲綢之路因漢王朝通西域而形成，商貿是雙向互動的。中國的絲綢及瓷器、漆器、鐵器、銅鏡、箜篌等經此通道而西傳，特別是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生產工具經此通道而西傳，如鑿井法、冶鐵法及造紙術、印刷術，極大地促進了西域(廣義)的發展(如歐洲文藝復興就直接得益于造紙術和印刷術)。同時，西域(廣義)的物產也經此通道東傳至我國，如葡萄、苜蓿、石榴、蠶豆、芫荽、獅子、汗血馬、香料、寶石、琵琶、桌子、椅子等等。舉凡冠以“胡”字的東西都來自西域——胡桃、胡椒、胡蘿卜、胡瓜(黃瓜)、胡琴、胡床(折疊凳)等等。特別是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也經此通道東傳至我國，豐富了我國文明的形態。
古代甘肅重要的政治地位
古代甘肅無論外御邊患，還是內擊強敵，都具有關鍵性的戰略地位。正由于此，漢武帝在公元前121年派霍去病擊退盤踞河西的匈奴后，為了不使廣大疆域空虛，便當機立斷，將原匈奴昆邪王的轄境設置為酒泉郡，原匈奴休屠王轄境設置為武威郡，并大規模移民充實這一地區，進行開發和戍守。
漢之前的周、秦兩朝，也把這里作為邊防前線和主戰場之一。戰國時秦、趙、燕因抵抗不了匈奴，索性筑長城封鎖邊境，與之斷絕往來，其中秦國的長城修建于隴西郡(郡治在今之甘肅臨洮南)、北地郡(郡治在今之甘肅慶陽西南)等。在與北方游牧民族交界處筑長城以自保的方式，為其后諸多王朝所沿用，如漢長城、北魏長城、隋長城等。明代在甘肅的著名軍事工程，除了長城，還有號稱黃河第一橋的鎮遠橋，位于蘭州城北通濟門外。
甘肅在軍事方面的區位優勢，還可從唐代中葉兩次事件得到證明，即安史之亂和吐蕃之亂。這兩個例證可見河西、隴右的戰略價值，擁有它還是喪失它，對于唐王朝的命運產生實質性的影響。
既然古代甘肅在經濟實力、戰略地位等各方面都非同一般，那么它也必然成為意欲稱王稱霸者的資本和目標，尤其在十六國時期，這里發生過多次政權更迭。十六國之前涼、后涼、西涼、北涼、西秦五國，均建都于今甘肅。
這些政權實際上是胡漢雙軌制，既體現出中原封建王朝的某些制度特色，也保留了少數民族部落的某些制度特色。100多年間，“城頭變幻大王旗”，包括甘肅在內的北方廣大地區，民眾陷于兵燹之災，社會發展受阻，但并非完全停滯不前，各政權為了鞏固統治，也采取措施刺激經濟，舒緩民生，恢復秩序。
甘肅現在除漢族外，還生活著回、藏、東鄉、裕固、撒拉、蒙古、哈薩克、滿、維吾爾族等少數民族。古代甘肅就是多民族的聚居地，河西走廊聯結西域，民族遷徙非常活躍，這里先后出現過匈奴、月氏、烏孫、鮮卑、吐谷渾、羯、氐、羌、回紇、吐蕃、黨項等少數民族。
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共同體。中華民族是多元一體的，不同民族之間通過交往建立密切聯系甚至實現融合。先進者熏陶、引領后發者，后發者對于先進者既有因襲也有變革，彼此互補互利。
古代甘肅重要的文化地位
就傳世文獻而言，甘肅應首推文溯閣四庫全書。據數據顯示，文溯閣四庫全書共有藏書3578種，36315冊，是現存四閣中藏本最多最全的。
就出土文獻而言，甘肅更有驕人的成果。20世紀我國考古學在出土文獻方面有5大發現：殷墟甲骨、塞上簡牘、敦煌文書、大庫檔案、少數民族古文字。這5大發現為歷史研究提供了實證，并且開啟了新的學術視野：殷墟甲骨——甲骨學，塞上簡牘——簡牘學，敦煌文書——敦煌學，大庫檔案——清史，少數民族古文字——民族學。5大發現中，3項與甘肅相關：塞上簡牘和敦煌文書兩大成果整體在甘肅，少數民族古文字這一成果部分在甘肅。
三大世界性的宗教都是經由絲綢之路東傳至中國的。古代甘肅是絲綢之路在中國境內的主要行經地區，較早較多地受到其影響，在佛教文化方面尤為突出。
佛教約在公元1世紀兩漢交替之際從西域進入中國。西漢末，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派使者到長安，向博士弟子景盧講授浮屠經。古代甘肅的佛教文化盛況，也可以敦煌、天水、永靖、瓜州等地的石窟寺為證，它們都被納入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名錄。
佛教經典的翻譯是佛教傳播的先決條件之一，這一工作從漢代起就展開了，大體到宋代基本完成，歷時千余年。先后翻譯出的漢文的佛教經典有1520部，5620卷(《大藏經》所存，不包括已譯而后亡佚者)。漢譯佛經的規模之大、持續之久，在世界上獨一無二，這是中國對于人類文化的不朽貢獻。
古代北方的民歌，題材與風格迥然異于南方，視野廣闊，直抒胸臆。從流傳不衰的樂府舊題《隴西行》《涼州詞》《關山月》等，可以看到甘肅在漫長歷史上難以磨滅的痕跡。
唐代是詩歌的黃金期，邊塞詩是盛唐詩歌中很有特色的一類。王維、崔顥、岑參、高適、李白、李頎、王昌齡、王瀚、王之渙等詩人創作了大量優秀的邊塞詩，筆力雄健，節奏跳蕩，具有強烈的感染力。邊塞詩中，從主題看，尤以寫西北邊塞的居多，甘肅的風物就是盛唐邊塞詩經常詠及的對象。
(本報記者秦娜施秀萍整理 張子恒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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