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的打擊謠言行動，在得到社會公眾廣泛支持的同時，也遇到了一些質疑和反對的聲音，這些聲音的背后隱藏著可觀的經濟利益和特殊的政治目的。
按說在任何國家，謠言都應是過街老鼠，道理很簡單：謠言是真相的死敵，謠言越泛濫，真相就越遠，這本應是一個社會的基本常識。但是在當下，關于如何對待謠言，卻存在著不小的爭議。簡單的問題被人為復雜化，是因為一些掌握強大話語權的人一直在努力的給謠言正名，謀求謠言合法化。比如“(謠言)它不是事實，但遠比事實更真；它經不起推敲，但總比真理令人信服；它漏洞百出，但擋不住大眾深信不疑”，“謠言就是遙遙領先的預言”，“那些從天上遺落到人間，專辟人謠的大神，才是國家公敵。言論自由不是正確言論的自由”，都是為謠言正名的“經典”名句。但是說的最直白的，還是這段話：“我必須再次為謠言正名。.....‘謠言’在各國語言中都是指未經證實的傳聞。再次強調：每個公民都應該享有對政府造謠的基本權利。不能給政府打壓謠言的權力，不能給政府禁言機會”。這些說法反映了這些人對謠言堅挺的態度，在反對打擊謠言的人群中有相當的代表性。
這些人如此不遺余力的為謠言正名，是因為謠言是他們的生命線：小小謠言既承載了這些人的現實經濟利益，也承載著這些人的未來政治愿景。
謠言之所以泛濫，一個重要原因是謠言的制造和傳播已經形成為利益鏈。這條利益鏈從國外延伸到國內，把各類網絡營銷公司和微博大V捆綁在一起，使得制造和傳播謠言成為一個暴利行當，結果就會有相當多的人為了經濟利益回報而趨之若鶩。目前打掉的秦火火和立二拆四的網絡謠言團伙，就是一個典型的以造謠傳謠作為重要業務的網絡營銷組織。他們深度介入謠言的制造和傳播，主要動因是謠言里面蘊藏著經濟機會和利益回報。秦火火本人只是網絡的一個無名小卒，卻能夠跟一些公知大V互動，自然不會無緣無故，而是因為在謠言的傳播鏈條下面還隱藏著一條利益鏈接紐帶。秦火火自己也交代，他們跟一些公知大V有協議。也許隨著案件調查的深入，一條分工明確的由經濟利益捆綁的謠言制造和傳播鏈條會浮出水面，為我們日后分析謠言傳播方式提供一個典型案例。
謠言之所以泛濫，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跟謠言承載的政治使命有關。商業謠言是為了具體的現實經濟利益，損害了社會經濟秩序的正常運行，商業謠言的動機不難分析，其社會危害性也比較明顯，對這類的打擊反對聲音倒是不大；針對政府的社會性謠言是為了激發民眾對政府的不滿情緒，打擊政府的公信力，煽動民眾情緒，醞釀社會群體事件，這類謠言的社會危害性比較明顯，已引起有關方面的的足夠重視，對這類謠言的打擊，質疑的聲音也不是很大；質疑和反對聲音主要是針對具有明顯政治目的的歷史類謠言的打擊。這類謠言指向社會主義制度的合法性，其政治目的非常明確；而且，這類謠言往往能得到最為廣泛的轉發，成為網絡謠言的主流品種，對受眾具有很強的誤導作用，這才是最值得我們警惕的一類謠言。如果說商業謠言是為了“竊鉤”，那么歷史謠言就是為了“竊國”。這類謠言是歷史虛無主義的重要載體，明確指向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領導地位的歷史合法性，因而是社會危害性最大的謠言品種。因為這類謠言的破壞性在短時間內往往不會表現的那么明顯，所以其社會危害性容易被低估。這類謠言如果長期泛濫，直接后果就是讓很多人被這些謠言編制成的虛假“歷史”顛覆了正確的歷史觀，讓很多善良的公眾因為對共產黨和新中國的歷史充滿誤解而選擇相信資本憲政。正因為謠言具有為資本主義憲政在輿論上鋪路搭橋的作用，推行資本憲政的人強烈反對把歷史謠言也列為打擊對象。
可見，圍繞打擊謠言的爭論本質上還是意識形態之爭，針對謠言的不同態度體現了利益的對立。多數社會公眾支持打擊謠言，是因為他們擁護社會主義制度，熱愛這個國家，希望社會穩定，意識到謠言的險惡目的和社會危害性，不希望這個國家因為謠言泛濫而讓中國重復蘇聯悲劇；少數人對打擊謠言頗有微詞，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樣，是因為謠言背后的經濟利益和政治目的。
這些力挺謠言的人為什么要如此依賴謠言？除了經濟利益之外，更重要的是因為他們需要先用謠言否定社會主義的歷史和現實合法性，才能夠用謊言去編制一個“民主憲政”的理想國，才能誤導社會公眾跟著他們的指揮棒加入改旗易幟的行動。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公知的“民主憲政”理想，必須建立在謊言構筑的基礎上才能保持其吸引力，充分說明這個“民主憲政”的虛偽性。這就好比要傳銷一個產品，就需要把它的功能夸大的天花亂墜。要打著“為民”的旗號來傳銷一個利于資本而不利于人民的“民主憲政”制度，就需要用謠言去詆毀社會主義制度的人民性，用謊言去塑造“民主憲政”制度的“人民性”。說的更明確一點，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是他們不借用謠言就無法否定的，資本主義憲政制度的腐朽性是他們不用謊言就無法掩蓋的，所以只有借助謠言，才能把人民民主對資本民主的優越性給顛倒過來；只有利用謠言，才能誤導一些善良的人當他們的“炮灰”。
有多少邪惡假借自由之名，有多少罪惡假借民主之手。有些人言必稱民主，口必稱憲政，卻像癮君子對待毒品一樣離不開謠言。他們的現實利益，他們的理想未來，都需要用謠言去搭建根基。打擊謠言行動剛剛開始，這些人紛紛站出來說三道四，個中奧妙就容易理解了。
用小小謠言做先導武器來摧毀一個強大的政黨和強大的國家，是有成功先例的，蘇聯就是一個最典型的案例。蘇聯后期，關于蘇共歷史的謠言泛濫在各種主流媒體上，蘇共控制的官方媒體都充斥著這種陰謀出來的“歷史”。從斯大林時期到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都被各種歷史謠言給妖魔化。用謠言給蘇共編織了歷史原罪，讓蘇共黨內彌漫著不自信的情緒，讓蘇共黨員充滿著歷史負罪感，讓蘇聯人民對自己國家的歷史感覺羞恥。正是通過這樣精心設計的輿論操作，在道義上宣判了蘇共和蘇聯的死刑。到后來少數精英幾乎不費一槍一彈就顛覆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制度，解體了有著光輝歷史業績的聯盟。蘇共和蘇聯的前車之覆，應該成為我們今天之鑒。對謠言的危害性，我們也從中可以得到足夠的啟示。
今天有些人在故意把打擊謠言與限制言論自由混淆，主要是為了把歷史謠言剝離在打擊謠言范圍之外。他們把言論自由和造謠自由等同，無非是想打著言論自由的旗號來要求造謠自由的特權。有人選擇性引用“子產不毀鄉校”的典故來反對打擊歷史謠言，本身就是引用不當。打擊謠言并不是為了限制言論，更不是為了關閉言論平臺，只是為了讓言論平臺更為健康的運行。對于“子產斬殺鄭析”的典故，這些反對打謠的人選擇性無視，是因為這個典故足以說明子產對謠言的真實態度：“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口讙嘩。子產患之，于是殺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
所以，對待謠言，我們不能有任何姑息和遷就。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把造謠自由等于言論自由，打擊謠言非但不會限制言論自由，反而會為言論自由提供良好的環境。謠言充斥泛濫，真實言論的傳播空間就會受打壓。有造謠的空間就沒有真相的空間，有造謠的自由就沒有說真話的自由。有了隨意造謠的自由，也就給顛覆勢力留下足夠的操作空間。打擊謠言，事關社會穩定，事關政權穩固，事關道路自信，對謠言進行全方位的打擊就是在意識形態領域敢于亮劍的表現，應該充滿底氣，而且應該長期堅持而不宜半途而廢。在這個問題上的不同聲音，合理的我們要聽取，不合理的我們要警惕。尤其是那些危害國家安全和政權穩定的謠言，我們需要提高到政治高度去認識，才能看清楚這些謠言的危害性、本質和目的。爭奪輿論主導權，在意識形態領域發動反擊戰，應該從堅決打擊謠言開始。當然，打擊謠言，要依法進行，做到不枉不縱。（作者尹國明系無錫社會主義學院特約研究員）
打印本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