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肇星：“外交不只是干杯”
“假如您能年輕20歲，組織上派您去做駐外大使，您希望去哪個國家？”
“如果你是一個外國記者，我會直接告訴你我不回答假設性問題。雖然我很希望你的假設是真的，但我是一個無神論者，不可能再年輕20歲。我倒是很希望你將來能夠在祖國面前說出一些我想說又不敢說的真話。”
1月19日，在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名譽會長李肇星首部外事回憶錄——《說不盡的外交》讀者交流會上，這位新中國第九任外交部部長回答《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提問時表示：“如果能夠走出去的話，我覺得一個人應該去國家最需要你的地方去做中國代表，即使不是大使，也要為祖國做出自己特有的貢獻。”
想當記者，卻搞了外交
談起自己的職業生涯，李肇星反復強調：“我是糊里糊涂走上外交這條路的。”
“我小時候是個不愛說話的孩子，用山東老家話說就是‘不叫人’，嘴不甜。”在《說不盡的外交》一書中，李肇星回憶起中學時光，“有兩位老師都說過我講話不夠流暢，甚至說話好像還點兒大舌頭。”
自稱“一開口別人就會知道我絕對是個鄉下人”的李肇星，從沒想過自己會成為一名外交官。“1950年，在我上小學二年級的時候，有一輛大卡車從我們村經過，那是我第一次見到汽車，從此就萌發了要當一名汽車司機的夢想。”李肇星說，上中學以后，由于經常看報紙，他的夢想就變成了當記者。“我不但當過班里黑板報的副主編，還給《中國少年報》、《上海少年文藝》投過稿。”
“我高中畢業時六個志愿全都填的是北大。當時第一志愿選的是中文系，因為我覺得考上了中文系就一定能當記者。”最終，李肇星被第二志愿西方語言文學系錄取，他之所以報考這個專業，也是因為“學外語大概也是可以做記者的”。
“連做夢都沒夢見過會從事外交工作”的李肇星感慨地說：“我的成長過程真的與祖國的命運分不開。”
1964年1月，中法兩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系。周總理認為，這一轟動國際的外交事件預示著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或將在近年內得到恢復，于是他指示外交部抓緊培養一批至少會運用三種聯合國工作語言的年輕干部。于是，這一年大學畢業的李肇星被選中進入外交部翻譯班進修。
“我就這樣糊里糊涂地走上了外交道路，今年已經是第50個年頭了。我記得在北大讀書時，鄰校清華有這樣一個口號：‘大學畢業后要健康地為祖國勞動50年。’如今，再過6個月，我就可以完成了。”李肇星說。
北大教會李肇星的事
年過古稀的李肇星毫不掩飾自己對母校北京大學的熱愛。
“學校本打算在1960年派我和另外一個同學去英國留學，后來由于國家遇到了嚴重的經濟困難，學校取消了這次公派出國計劃。盡管如此，我卻一點兒都沒感到難受，因為北大給我的印象太好了，我舍不得離開。”
李肇星告訴《中國經濟周刊》，他的很多第一次都發生在北大。“第一次見到樓房、第一次用到抽水馬桶、第一次吃到大米、第一次吃到蘋果、第一次見到鋼琴、第一次聽音樂會，這些經歷全都發生在北大。”
“我剛到北大的第一個星期去學校小賣部去買練習本，發現有一個老人和學生站在一起排隊。我當時向身邊的同學悄悄打聽他的身份，其他人告訴我這位老人是全國著名的美學教授朱光潛先生。盡管后來我再沒有見過這位老人，但是朱光潛先生卻用自己無聲的行動給我上了來到北大以后的第一課。”
李肇星告訴《中國經濟周刊》，20多年前，在他第一次做外交部新聞發言人時，由于感覺心里沒底，他曾找過季羨林先生請教如何才能做好一個新聞發言人。
“季先生當時反問我，你不覺得你問的這個問題有什么毛病嗎？”季羨林告誡李肇星，不要把當官、當發言人這種頭銜看得太重。“季先生對我說，我不管你是主持人還是發言人，你只要記著，要做一個好人就行了！至于說話的時候要注意什么，一共就兩條：絕不說假話，真話不能全說。沒了！”
“老百姓是我們所有人的衣食父母”
說起外交官的工作內容和工作性質，李肇星一臉嚴肅：“當外交官絕對不是說說洋文、喝喝紅酒，外交官要牢記為祖國不怕危險，甚至不怕犧牲。”
2005年1月，有8位在伊拉克打工的福建農民工被當地“伊斯蘭抵抗運動努曼旅”綁架。綁架者要求中國政府必須在48小時之內澄清在伊拉克問題上的立場和這8名中國人在伊境內工作的目的，否則將處死他們。
時任外交部部長的李肇星，需要派一位能力強、不怕死、阿拉伯語好的同志趕赴前線當總指揮。“我在開會前給已經退休的前駐伊拉克大使孫必干打了個電話，還沒等我把話說完，孫必干同志就告訴我：只要祖國和人民需要，我可以立刻出發！”李肇星含著熱淚對《中國經濟周刊》回憶說，“掛了電話后，我立刻組織召開緊急黨委會，剛提出要選出一個緊急營救小組的帶隊人，時任亞非司司長翟雋馬上站起來表態：‘這個問題不用討論，我去！’”
“外交不只是干杯，干杯不過是為了創造一點談話的機會。外交官要始終牢記：我們擁有的一切來自人民，我們所做的一切也都是為了人民。只要祖國和人民需要，我們不怕犧牲。”李肇星告訴記者，營救小組穿著防彈背心、戴著鋼盔，最終冒著生命危險，在當地朋友和使館的幫助下，把這8個福建同胞救了出來。
“我特別反感一些人把縣級以上的干部稱作父母官。我走了世界183個國家深刻地感覺到，這個世界上最重要人的就是老百姓，老百姓才是我們所有人的衣食父母。”李肇星說。
李肇星現場趣談
“我并不覺得外交官的形象和普通人有什么差別。”
“三年前我開始斷斷續續寫這些外交故事，是想分享我的信念與理想：我們只有一個祖國，離開她我們什么也干不成；人民是最重要的。”
“我知道發表文章有稿費，開始投稿想掙點學費和伙食費。我第一次拿到10塊錢稿費給了母親。她是一名農村婦女，沒上過一天學，不知道稿費是什么東西，以為我干了壞事，還讓我老實交代。”
“一次我在聯合國大廈里準備去開會，一位三秘跑過來報告，說日本一名年輕外交官在會上胡說八道，稱有的大國交會費很少，權力很大，還是常任理事國。日本交會費多，卻不是。我和這位年輕同事說，這也要先報告?你要先斗爭，趕快跑回去，問他是誰讓他胡說八道的。聯合國建立在二戰后的廢墟上，是為了反對戰爭、保衛和平建立起來的，有的國家對歷史問題還沒正確認識就想‘提拔’自己，不可能。后來這位同事回去質問日本外交官，對方才承認無理。”
李肇星“點拔”本刊記者：
如何“感動人”
向李肇星提問是一件需要勇氣的事情。因為他經常會向記者反問一些知識性問題，而這些問題雖然簡單，卻很難準確回答，因此經常搞得大家措手不及、手心冒汗。
李肇星說，他有很多記者朋友，也很喜歡記者提出尖銳的問題，因為尖銳而有深度的問題本身就是對發言人的一種激勵。
李肇星在《說不盡的外交》中寫道：有時候，我遇到不便回答的難題，會友好地問對方：“您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哪家報社或電視臺的？來這里多久了……”這樣就可以為自己爭取一點思考的時間，回答起來也可能更有針對性。
雖然沒有如愿以償成為一名記者，但是李肇星這輩子注定了要一直與記者打交道。
在讀書交流會上，李肇星笑著告訴記者：“由于職業關系，我對記者的提問總是格外警惕。我一看見女記者，就會想起那位世界著名的女科學家居里夫人。我很喜歡她說的那句‘科學沒有國界，而科學家是有祖國的’。今天我把這句話變一變送給你，‘新聞沒有國界，而新聞工作者是有祖國的’。”
當記者提出希望能夠獲得專訪他的機會時，李肇星一邊點頭表示感謝一邊推辭說：“我還是希望你們把更多的關注放在基層。做記者不要講套話，要帶頭講真話，講一些實實在在，老百姓看得懂、也愿意聽的話。”
“咱們都是做交流工作的，也算是同行。我認為無論是做記者也好，做外交官也好，如果你說的話自己都不感動，你不可能感動中國人，也不可能感動外國人。”說到這里，這位從事外交工作近50年的老部長雙手合十，對著記者說了一句“謝謝你”。
當有學生向李肇星詢問如何才能成為一名合格的外交官時，李肇星向他推薦了魯迅先生的《藥》。“華老栓夫婦給兒子小栓買來人血饅頭治病，故事聽起來愚蠢我卻至今難忘。不管你是什么職稱或者當什么大官，如果脫離群眾，群眾照樣會把你的鮮血用來蘸饅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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