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批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還有3個月即將結束，河南蘭考的干部們已經開始準備最后的考試。
或者說，他們一直在準備。
此前作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活動聯系點，蘭考的民主生活會曾被全中國的媒體聚焦。
雖然這個位于豫東平原上的縣城從來不乏高層領導人的關注，但它上一次成為全國意義上的政治焦點，還要追溯到50年前焦裕祿剛剛辭世的日子里。
在第一批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于2013年6月啟動時，蘭考默默地以跟隨者的姿態推進。
如今，11名縣委常委在活動中的言行舉動，被寫入資料，供全中國各地的黨委學習。
而在第二批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趨于尾聲之時，蘭考的整改也將在不久之后率先接受黨的最高領導人的檢驗。
在2014年5月9日那次被關注的民主生活會之前，蘭考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有怎樣的歷程？其后，干部們又有怎樣的作為？
《瞭望東方周刊》近日深入河南，試圖還原一個真實的蘭考樣本。
從豁出去到正常化
以副廳級高配縣委書記，在廳局級干部學員中，身高近1.8米、寸發半白的王新軍很容易辨識，一張國字臉常被人形容為“不怒自威”。
河南省委黨校18號學員樓里，這位焦裕祿之后的第14任蘭考縣委書記就這樣開始接受《瞭望東方周刊》的專訪。
談起對民主生活會的認識，他表示，“直截了當地批評人，已經被我們丟掉好多年了。以前開會都是提希望，輕描淡寫。現在就是要正常化，要常態化。”
及至第一批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開始，蘭考的干部們并沒有覺得這是一次特殊的活動。
從那時起，他們的認識和態度曾被河南省委書記郭庚茂概括為“心路歷程”。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一開始不以為然，以為是“一陣風”；發現是來真的，就準備要“闖關”；然后以“豁出去”的決心進行學習準備；最后認識到就是要以整風精神，開一個健康正常的生活會。
雖然自稱“是一個老紀檢，參加過十幾次別人的民主生活會”，但王新軍這一次“壓力很大”——“3月份中央辦公廳下了通報，全國都知道習總書記5月要來。”
蘭考縣委常委班子專題民主生活會已于5月8日召開了一天。習近平后來對這次生活會給予充分肯定，說開出了好的氛圍、取得了階段性成效，并強調要在“抓常、抓細、抓長”上下功夫。
蘭考的民主生活會成為全黨的一個樣本。
為什么是蘭考
“總書記強調一國之本在于縣，并決定在河南找第二批群眾路線教育的縣級聯系點，河南推薦了3個地方——林州、長葛和蘭考。”河南本地的官員告訴本刊記者。
這位官員說，林州是“人工天河”紅旗渠所在地，蘊含的是艱苦奮斗精神；長葛是習仲勛同志任國務院秘書長時曾調研60天的地方，蘊含的是調查研究的精神；蘭考是焦裕祿精神所在地，強調廉潔、艱苦奮斗和聯系群眾。
最終，中央選擇了蘭考。
2014年3月18日上午，習近平曾在蘭考縣委老辦公樓舉行的縣委常委擴大會議上說：“蘭考地處中原，改革發展和各方面工作有一定代表性；蘭考還是焦裕祿同志工作和生活過的地方，是焦裕祿精神的發源地。因此，我很愿意聯系蘭考，很高興又一次來到蘭考。”他說，“我聯系蘭考，還有一層考慮，就是通過學習弘揚焦裕祿精神，為推進黨和人民事業發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強大正能量。”
早在1990年，當穆青、馮健和周原三位當年采寫焦裕祿事跡的老記者重訪蘭考后發表《人民呼喚焦裕祿》，時任福州市委書記的習近平就曾感懷而填一闋《念奴嬌》。
最后幾句是：“路漫漫其修遠矣，兩袖清風來去。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綠我涓滴，會它千頃澄碧。”
2012年12月4日，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中央政治局關于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焦裕祿亦曾起草《干部十不準》，規定任何干部在任何時候都不能搞特殊化。
種種機緣之下，蘭考再一次被推到了前所未有的標桿高度上，成為觀察中國政治生態走向的窗口。
2014年上半年，省級以上新聞單位關于蘭考的報道已近700篇，往年同期不過200多篇。而在這個人人都有麥克風的互聯網時代，蘭考的民主生活會更被無限解讀。
蘭考的一名干部對本刊記者說：“我看到網上關于我們民主生活會的報道跟帖，有人認為干部落淚是演戲，我感覺特別不可理解！說這話的人還有良心嗎？”
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算后賬
王新軍剛從鄭州返回蘭考，縣委宣傳部的干部便向他匯報：某鄉的干部在民主生活會上哭了6分鐘，參會的人員都含著淚。
王新軍聞言點點頭：“觸及靈魂了。”
這些含淚哽咽是否“作秀”？一些地方干部來此取經后表示：我們的境界與蘭考比是有差距的。
不過，也有人說，蘭考樣本或經過排演。
對此，蘭考本地干部表示，的確有人提過這樣的建議。無論如何，總書記親自參加的縣級民主生活會，怎樣高度重視都不為過。
“但蘭考民主生活會的主持人郭庚茂書記在看過我們的檢查對照后，他認為我們的境界達到了。為了鼓勵我們放下包袱，他還表示會上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不會記入檔案。”該縣一位干部說。
對此，另一位河南省委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人告訴本刊記者：“郭書記反對形式主義。為了開好這個會，郭書記去了蘭考5次，與縣委常委逐一談心談話。他的原話是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算后賬。省委活動辦主任夏杰去了3次，面對面進行指導。”
在后來中央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領導小組辦公室《關于河南省蘭考縣委專題民主生活會情況的通報》中這樣寫道：民主生活會召開前，一些班子成員思想上有“三個包袱”，一是壓力大，感到對照焦裕祿精神標桿有較大差距，擔心不說成績、只檢查“四風”，會被抓“辮子”；二是顧慮多，怕問題說重了、根源挖深了，下不了臺、收不了場，給自己惹“麻煩”；三是怕得罪人，給別人提意見辣味足了，怕讓別人難堪，結下“積怨”。
于是，在前期學習的基礎上，又“帶著問題”開展了四輪學習。
第一輪，將習近平系列重要講話精神等，集中兩個白天、十個晚上，每次由一名常委領學，一字一句深學原文，兩至四名常委重點交流發言。
第二輪，學習第一批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新華社關于河北省委常委班子民主生活會的新聞報道和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專題片，借鑒經驗，“努力把握要領、方法，堅定開好專題民主生活會的信心”。
第三輪，學習第二批活動推進會、中央政治局常委聯系點工作座談會精神。
第四輪，“用學習提高來拷問心靈”。班子成員利用兩天時間，集中討論“蘭考之問”，“使縣委常委班子成員的靈魂深受觸動，打開了心結、提升了境界、提振了精神，為召開專題民主生活會做好了思想準備。”
從3條到幾十條
放下思想包袱后，就是如何開一個高質量的民主生活會。
王新軍表示，首先是學習總書記的講話和焦裕祿精神，沉到群眾中去聽意見。
有這樣一連串數字：11名縣委常委分別利用兩三天時間入村住戶蹲點調研，進農戶115戶、訪企業37家、召開座談會75場。在常委的帶動下，全縣千名干部下基層，最終征求9725條意見。
其中，班子認領“四風”問題114條，個人認領241條。
結合群眾意見，他們又在焦裕祿干部學院集中封閉學習了3天。然后是白天工作，晚上學習，這樣循環往復，提高認識。最后開始寫對照檢查。
王新軍本人的對照檢查從4月5日開始，準備了一個月。為了摳材料，召開了6次常委會。班子材料進行了七輪大的修改，個人普遍修改了10稿以上，個別的超過了20稿。
從最終形成的對照檢查材料看，11名常委共查擺“四風”問題161條，平均每人15條左右。
“整風時期的批評都是刺刀見紅，只有自我批評的生活會不完整。這次我們就是要培養批評的氛圍。”王新軍說。
“最難的是給班長提意見。”他告訴本刊記者，“我就找我們的副班長周辰良縣長，要他帶頭向我開炮，講重一點、狠一點，不能打啞炮。我給班子成員說，這是同志間的幫助——我對你們批得多重，希望你們也能以同樣的分量對我。”
這是會前一個月開始的“交心談心”階段。
先是省委書記，省委常委、組織部長，省委督導組組長，開封市委書記逐一與縣委常委“深入交心”。
然后是班子常委之間一對一交流、背對背交流和“集體會診”階段。“一對一都在三輪以上，集體會診了4次。”
有一個縣委干部開始只能找出3條意見，第四條怎么都找不出來，在其他同志們的幫助下，最后找出了幾十條。
最終常委之間互相查找問題130多條。
批得太重
第一輪“集中會診”在4月中旬，“開始他們都順著我的意見溜。”王新軍對大家說，提意見要講公心，只講工作和“四風”，不能泄私憤。并要求大家以他給大家提意見的力度為標桿給他提，要有“辣味”。
有的同志也來找他，說他批得太重接受不了。他說“成績不講跑不了，問題不講不得了。誰能保證批評得百分百正確？你在我心中就是這樣的，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雖然提前有溝通，但會上的氛圍更嚴肅，語氣更嚴厲，真是很尖銳。”回想5月8日的生活會，王新軍向本刊記者表示，“我感覺很慚愧，一講就是十多頁，都是揭自己的破事；很不安，真正觸動了神經，離入黨時的理想誓言也差太遠；同時也很坦誠，是真心幫助愛護同志；很輕松，對過去的自己有點反感和厭惡，現在感覺更凈化了、更純粹了。”
王新軍檢查自己有8個問題。除了后來在電視中被人們熟悉的“蘭考之問”和檢討袁厲害事件，還有“政績觀有偏差，為了快出形象、出好形象”，具體例子是縣城西出口投資1億元安裝路燈、進行高標準綠化，“但通往農村的主要干道路面損毀嚴重，卻遲遲沒有安排維修”。
此外，他還深入檢查了缺乏吃苦和奉獻精神、鋪張浪費比較嚴重、自我約束不嚴格等問題，“花公家錢不心疼，辦公室寢室的空調，整個冬天不關。”
縣委副書記、縣長周辰良，集中在享樂主義等問題上，“存在想把縣政府辦公樓遷到新區、把工作用車當作專車用、公款支出把關不嚴等奢靡之風問題。”
縣委副書記毛衛豐，檢查的重點是工作上應付“差事”、打造“盆景”，有時遇事先考慮個人職位，面對來訪群眾氣不順、心里煩、言語硬，家在開封、經常“走讀”。
女紀委書記楊巖，重點是查辦案件時下不了狠心、硬不起手腕、講人情味多，“住宿條件不好就感覺掉價兒。”
組織部長仝柯峰，重點檢查了干部任用中有時礙于多方打招呼、遞條子、怕得罪人、不能按原則辦事。
電視新聞中沒有反映的是：每位常委自我批評后，其他常委都對其進行批評，提了2至4條批評意見，共提出批評意見313條。每人個人發言一般在25分鐘左右，大家對其開展批評一般在15分鐘左右，對縣委書記的批評時間最長，達半個小時。
王新軍收到29條意見，除了作風武斷，還有“干部使用上比較主觀，在用人導向上有偏差，來蘭考一年多、干部調整有12次”等。
周辰良和毛衛豐都是30條，其他常委也在28條左右。
有位參會者說，“那種臉紅的感覺像是被逼到了墻角。”
“過去多少年的生活會都沒有這一次深刻。”在王新軍看來，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可以使執政黨自我凈化，許多問題都可以通過這個機制解決。
回到常態
“現在看來，這次會后，沒有人說你們怎么學的焦裕祿，得換人。大家都說我們檢查深，覺悟高。”關于民主生活會的公開，王新軍坦承“這樣會有一定負面作用，但現在需要標桿，需要回到常態”。
中央第一巡回督導組組長周聲濤，在2014年5月11日聽取河南省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工作匯報時表示，蘭考專題民主生活會是個高質量的民主生活會。
此前，中央第一巡回督導組5次到蘭考，對會議方案、對照檢查材料等兩次審核，提出22個方面的修改意見。
周聲濤說：“生活會是好的，不等于說教育實踐活動就是好的。總書記還要盤點，要看最后的成果，要看群眾的評價，是不是整改了，群眾是不是認可了，這個很重要。”
河南省委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領導小組辦公室有關負責人告訴本刊記者，河南省委對蘭考的整改高度重視。為此，省委書記郭庚茂主持了專題研究協調會，在親自審定整改方案后，還到蘭考調研，就整改工作進行指示。
“現在提出了十個方面的整改任務，已經著手從六個方面加強27項制度建設，其余的正在征求意見、修改完善中。我們要抓緊辦成幾件讓群眾看得見、感受得到的實事好事。”王新軍表示。
他介紹說，整改任務分近期、中期、遠期，完成一項銷號一項。縣委縣政府督查工作班子，每天匯總一次情況，每周通報一次進度；書記、縣長3天聽一次進展匯報，及時掌握推進情況。
比如第二個方面——“提振干部干事創業的精氣神”，整改措施就包括科學考核、樹立用人導向、嚴格督查和嚴肅問責。蘭考正在研究制定《各鄉鎮、縣直機關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年度綜合考核辦法》，堅持工作實績和“德”相結合、平時考核和定期考核結合、定性定量結合、把服務中心工作作為考核重要內容。
本刊記者到蘭考采訪時，縣長周辰良在表彰過“學習弘揚焦裕祿精神好干部”后，便趕到外地招商去了。
至7月初，蘭考的鄉鎮黨委班子民主生活會已全部召開完畢。截至本刊發稿時，縣直單位黨組黨委民主生活會亦基本開完。
在王新軍參加壩頭鄉民主生活會時，該鄉鄉長趙西燦感覺：“壓力很大，比組織部考察還厲害。”他緊張得不停抹風油精。
他說，關于生活會印象最深刻的事是——當班子成員在會上批評他“摳門，給2000元就能解決的上訪戶就是不肯給錢”時，王新軍只問：“這個錢該不該給？”他說“不該”，王就講對群眾要講情也要講法講理，并強調生活會“要刺刀見紅，但不能生拼硬湊”。
王新軍自己也有了變化：“以前我好拿主意，我一說大家都不好再發表別的意見。現在我就先聽他們的看法，再作決定。”
蘭考之路
在從鄭州到蘭考的路上，王新軍這樣介紹蘭考：“在黃河的最后一個大拐點上就像一個紅薯，而黃河就像一根井繩，曾經在蘭考境內晃來晃去近700年。”
焦裕祿故去50年后，黃河故道急沙緩淤給蘭考造成的自然條件仍然十分惡劣，由此繼續阻礙當地的經濟發展。
蘭考的干部不好當。自焦裕祿后，這里的書記都是“正縣來，正縣去；副廳來，副廳去”。
一名當地的干部告訴本刊記者，群眾對他們的要求很高，都會拿焦裕祿作為榜樣來批評他們。
不僅如此，被示范的蘭考還承擔著巨大的接待壓力——“今年沒有統計，就往年某一天，蘭考就接待了280批參觀。這極大地擠占了我們的工作時間和精力，負擔很大。”
其他地方羨慕的資源，在蘭考的干部身上卻成了包袱。這名干部表示：“我們這里來了很多領導，也不缺專家把脈和發展意見。但是，這么多年，我們沒有落戶一個頂天立地的大項目。”
也有人認為，“項目不能落地”正是因為他們堅守焦裕祿的精神，沒有請客送禮。
但無論如何，焦裕祿當年帶領群眾治理風沙種下的泡桐，總是給當地固陽鎮的村民留下了致富之路。
固陽鎮鎮長陳晶晶告訴本刊記者，如今這里從事樂器生產的村民超過了6000名，年產值15億元，是中國四大民族樂器生產基地之一。
來自上海的樂器工人師傅在廠房前對本刊記者說：“蘭考人聰明、勤懇。”
而這樣的規模還是太小。
按2013年的統計，蘭考83萬人口中仍有9萬多沒有脫貧，是國家級貧困縣，即使在河南的118個縣里經濟水平也在后40位。
雖然這個帽子每年能為蘭考帶來4000萬元的財政撥款，但王新軍說：“我希望能夠用三年摘掉這個貧困的帽子。”
50年前，焦裕祿逝世前的最后一篇文章題目是：“蘭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換新天。”他擬好了題目卻來不及完成。
如今，最高領導人以蘭考作為樣板推動整個國家政治環境的改變，對于能否真正破解“蘭考之問”，所有人都充滿期待。
“真刀真槍”和“文火慢燉”
經過專題民主生活會的“錘煉”，未來十幾周里，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將進入關系成敗的整改階段
隨著各地黨委開始進行“進一步完善對照檢查材料”，第二批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在開展數月后，進入關鍵階段。
以嚴格的黨內政治生活來規制和引導，已經成為第二批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主要特征。而以批評和自我批評為特征的專題民主生活會，正以獨特而強烈的方式，刺激著中國的黨政干部們。
不合格的“一把手”約談
固始是河南省十大直管縣之一。剛剛開過民主生活會的縣委書記曲尚英接受《瞭望東方周刊》采訪時說：感受最深的是“督導力量很強”——“2月27日開始第二批活動動員，但固始3月中旬班子換屆，活動延后了大半個月。所以在我們這里的第九督導組副組長來找我談話，要求加快進度。”
此前，從對照檢查的“三清三審”，到“群眾三評”，河南省有兩個市廳級單位不合格，一個“一把手”被約談，一個被要求學習重來。曲尚英說，“這個很嚴重。”
河南省委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領導小組辦公室有關負責人告訴本刊記者，第二批教育實踐活動中，河南“活動辦”下設綜合組、督辦組、宣傳組、聯絡組等專項工作組，按督導單位又派出了23個督導組。
“三清三審”、“群眾三評”是河南“九項措施”中的兩個，此外還包括開展“回頭看”并提交自評報告、建立領導班子和班子成員“查擺問題臺賬”、列出談心交心“意見清單”、 開展批評要“到人到事到思想”等。
在河南省委“活動辦”，工作人員展開一張流程圖逐一介紹：會前的準備包括開展“回頭看”、查擺問題、談心交心、撰寫對照檢查材料和送審對照檢查材料，整個準備期約20天。
“會前準備很重要，只有認識到位了才能寫好對照檢查材料，開好會。”“活動辦”有關負責人表示，“有的同志跟我說自己的材料沒寫好，我說這個可不是寫材料、做文章。”
對于網絡上百元一篇的對照檢查材料，這位負責人說“這在河南不會出現，也過不了關”。他以蘭考的前期準備為例，河南省委書記郭庚茂逐一審核他們的材料時，曾批評他們“意見太雷同，畫像不精準”。后來，蘭考的常委們逐一進行了對照反思、深入修改。
會中日程一般設定為一天半，要求黨委(黨組)書記主持會議并提出要求，對領導班子作對照檢查，班子成員作對照檢查并相互批評，督導組進行點評，最后由黨委書記總結講話。
“我們提出到人、到事、到思想。正職對班子成員、班子成員對正職進行全員批評，班子成員之間的批評人數不得少于60%，圍繞‘四風’對每人提出的批評意見不少于3條，并列出具體事例。到思想就要點準麻骨、抓住要害、真刀真槍、刺刀見紅。”
“我們在會上一律稱同志。”“活動辦”負責人說，同時在開展批評中不講排序，不指定發言人。
在黨委(黨組)書記代表班子和書記個人對照檢查、其他同志對其開展批評后，暫時休會，由上級督導組組長主持、督導組成員和本單位黨委書記、副書記和活動辦主任參加，對前期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情況進行分析，提出更高要求后再繼續開會。
曲尚英告訴本刊記者，在固始的休會環節，他們被批評“辣味不夠濃，問題太泛。”
省委負總責
主持人和督導組，在民主生活會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特別是遏止“以公挾私搞人身攻擊”，鼓勵正常批評。
另外一些要求是，不能搞會下私自協定，不允許就批評誰、批評什么事、批評多少問題、批評到什么程度搞私下商量，防止把黨內的正常交心批評搞成庸俗交易。
此外，還有不擅自議論會上的批評情況，嚴格落實保密制度，對生活會上涉及的人和事要注意保密，維護好班子團結。
“活動辦”負責人解釋說：“畢竟是黨內民主生活會，會上有的批評會涉及同志的個人情況，未經查實就傳播出去會造成不好的影響。”
“現在中央一方面抓查辦各類案件為主體的制度建設，一方面抓反四風為主體的作風建設，民主生活會就是作風建設的重要環節。”曲尚英說，“只要堅持抓下去，批評和自我批評長期、常態地開展，大家就能敞開心扉。”
多位受訪干部都向本刊記者提到，此前中央組織部負責領導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聯系點經驗座談會時曾指出，專題民主生活會第一要把好思想發動關。
他的舉例包括：有“怕”的思想。怕自己問題說多了，授人以柄，被人家抓“辮子”；怕對別人的批評重了，得罪人、傷和氣。
有“混”的念頭。問題揀輕的說，剖析往客觀上找；“跟著走、看著走”，聽聽別人怎么說，等待他人先開口。
還有“趕”的現象。趕時間、趕進度，準備不充分就急于開會，把民主生活會當做一次“闖關”，闖過去就萬事大吉了。
“這些問題不是個別現象，還是有相當普遍性的，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視，采取有力措施加以糾正。”
這位領導說，省委對于各級黨委的專題民主生活會負總責。對消極應付的單位和個人，上級黨組織和督導組要約談一把手，必要時要一個一個地約談。“對個別發牢騷、說怪話、有抵觸情緒的，要及時指出，嚴肅批評。”
第二批教育實踐活動，中央巡回督導組和各級督導組將市縣班子、干部特別是“一把手”作為重點。中央“活動辦”則直接審核400多份市(地)委書記、33份中央國家機關有關分支機構主要負責人、66份中管金融企業和中管企業下屬單位主要負責人的對照檢查材料。
“文火慢燉”的常委聯系點
由于有中央政治局常委聯系，河南蘭考等全國7個縣的民主生活會已經成為全國范本。除了當地黨報的相關報道，目前在各地黨委和“活動辦”宣講、傳閱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聯系點經驗座談會相關材料，顯示了這些基層縣委在活動中的作為和特點。
內蒙古自治區翁牛特旗委“在查擺問題時，面對前期逐村逐戶調研走訪中收集上來的2.9萬多條意見建議，開始大家把問題歸因于上級不支持、下級不落實、體制不完善、條件不具備，就是沒把自己擺進去。”
最終通過互相把脈、集體會診，逐步認識到“每個成員都有責任，開始自覺對號入座，使群眾提出的所有問題都有人認領、有了著落。”
該旗前期征求意見中，收集上來的大多是民生訴求，直接反映“四風”問題的并不多，反映個人問題的基本沒有。班子成員于是互相查找。
“70后”的常務副旗長總是不敢批評旗委書記。后者就反復和他談，請他大膽批評。結果這位副旗長批評他“老想用自己的思想統一大家的思想，違背民主集中制原則”。
“聽到這條意見，書記當時很難堪，經過認真反思，覺得確實有這個問題。”
福建省上杭縣委，專題民主生活會召開前又集中封閉3天。班子成員共查擺“四風”問題143條，列舉具體事例208個。有的同志坦言自己在擔任市安監局長時，因擔心小煤礦、無證礦出現安全生產事故而被問責、丟烏紗帽，就把安全監管責任推給市煤管局，暴露了求穩怕亂、不愿擔當的思想。
云南省武定縣委書記表示，自己在武定任縣長、縣委書記長達7年，縣委班子對照檢查的18個方面80個問題，大部分都認領，尤其是對近兩年連續有3位常務副縣長出現違法違紀行為負有責任。
縣長到武定時間不長，自我檢查時說，想急于證明自己的能力，急于出政績，不考慮縣情，盲目提出財政增長不低于35%的目標，其實根本無法做到。“每位常委同志都給自己畫了‘素描’，大家一聽就知道是誰。”
陜西省禮泉縣委，先后3次召開常委會議，聽取黨員代表監督小組反饋意見。黨員代表監督小組提出了官氣足、架子大，包要人提、水要人倒、車門要人開；愛弄面子活，“羊糞蛋蛋外面光”等22條意見，“這些意見原汁原味，既辛辣又尖銳，讓我們深受刺激和震動。省委書記先后3次與縣委書記和縣長談話，在指出問題的同時，要求我們強化責任擔當，發揮帶頭作用，把民主生活會開好。”
山東省蒙陰縣委，第二次會議集中對縣長批評幫促，縣委書記一人就對他提出了10條批評意見。之后，每個半天進行2至3位同志，“文火慢燉”。
吉林省農安縣委，常務副縣長直指縣委書記在接待自己的老領導、老同志時，本來就超標接待，還要授意再提高標準，帶頭助長了奢靡之風。整個專題民主生活會批評過程中，“不講原則”、“不負責任”、“不敢擔當”，“尖銳詞語不時閃現，辣味十足” 。
黨風如何煉成
全黨要形成穩定、成熟的優良作風，需要具有遠見卓識的政黨領袖(群體)做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甚至是要經過多次反復才能達成全黨共識，并成為黨的文化
文／張志明(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十八大以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把全面改進黨的作風作為從嚴管黨治黨的切入點和突破口。全面改進黨的作風之所以引起如此高度關注，除了黨風建設自身的重要性和新形勢的更高要求外，還有黨內存在的不良風氣已到了不整治不行的嚴峻關頭。
目前，改革進入攻堅階段，比較容易改革的體制機制都已經改過了，比較容易發展的政策辦法措施都已經用過了，剩下的所有改革發展任務都是硬骨頭。改革使命的艱巨性與黨完成“整體性的更新換代”的關鍵歷史時期相對應，對黨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鄧小平曾經說過的，共產黨有沒有資格領導，決定于我們黨自己，“決定于我們黨的思想和作風”。
讓全黨相信你是動真格的
盡管在黨風問題上主流是比較好的，但目前黨內存在的突出問題和黨的作風現狀，特別是“四風”問題的積累和蔓延，已到了再不嚴厲整治便無法繼續取信于廣大人民群眾的關頭。
習近平總書記在一針見血地指出“四風”的種種表現和惡劣影響之后，要求全黨都警醒起來。他說，如果任由這些問題蔓延開來，后果不堪設想，那就有可能發生毛澤東同志所形象比喻的“霸王別姬”了。更為嚴重的是，我們一些同志對這些問題見怪不怪，甚至覺得理所當然，“久入鮑肆而不聞其臭”，就更加危險了。
他要求全黨牢記“奢靡之始，危亡之漸”的古訓，對作風之弊、行為之垢來一次大排查、大檢修、大掃除，切實解決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
1949年3月5日到13日，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在西柏坡召開。毛澤東除了在會上警醒全黨同志保持“兩個務必”外，還提議全會制定了六項規定，即“一、不做壽；二、不送禮；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國同志同馬恩列斯平列。”
2013年7月11日至12日，習近平總書記來到西柏坡，一一對照著說：“不做壽，這條做到了；不送禮，這個還有問題，所以反‘四風’要解決這個問題；少敬酒，現在公款吃喝得到遏制，關鍵是要堅持下去；少拍掌，我們也提倡；不以人名命名地名，這一條堅持下來了；第六條，我們黨對此有清醒的認識……”
在那之前兩個月，中共中央下發了《關于在全黨深入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意見》。隨后，全黨動員和具體部署，決定這次活動的主要任務是聚焦作風建設，集中解決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這“四風”問題。
為什么這次活動要聚焦解決“四風”問題？主要是考慮要在短短一年的時間內，使活動能夠取得真成效，能夠解決真問題，因此不能面面俱到，要首先解決人民群眾深惡痛絕、反映最強烈的突出問題。“四風”問題正是如此。
習近平特別強調了堅持領導帶頭的重要性。他談到，經常聽到這樣的議論，說一些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表現在基層，根子在上層，上面害病、下面吃藥。
八項規定之前，中央政治局專門會議就嚴格要求，中央政治局要發揮好領導作用，要求別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別人不做的自己絕對不做。抓改進作風，必須從中央政治局抓起。
感慨于當年國共兩黨的不同歷史命運，曾有人指出其根本原因就是，共產黨的干部在危難犧牲面前是“跟我上”，而國民黨是“給我上”。對于我們這樣一個黨和政府起領導和主導作用的國家，任何改革發展的制度規范和法律規定，沒有中央的率先垂范，很難確立其權威，也不可能實現制度設計的預期。中央率先垂范的直接效果就是讓全黨相信你是動真格的，是真要解決問題的，從而堅定改革發展的信心。
不靠運動靠制度
黨中央全面改進黨風的一系列舉措和積極成效，不僅使人們越來越堅定了對改進黨風的信心，更看到了通過建立長效機制促進黨員、干部常態堅持為民務實清廉的愿景。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作風問題具有反復性和頑固性，不可能一蹴而就、畢其功于一役，更不能一陣風、刮一下就停，必須經常抓、長期抓。強調既要立足當前、切實解決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又要著眼長遠，建立健全促進黨員、干部堅持為民務實清廉的長效機制。
我們黨盡管一直都很重視作風建設，但經過一定時間后，一些不良風氣還是會舊病復發，而且還往往生出些新的疾病來。為什么會有這種反復性和頑固性？這是由黨風的特點所決定的。
黨風作為政黨組織或黨員的作風，其發展的曲折性就是鮮明特點之一。如果一個政黨黨風建設做得好，這種曲折性就表現為曲折前進；如果做得不好，甚至黨風建設很失敗，這種曲折性就表現為黨的曲折的蛻化變質。
這種曲折性還體現在，培育養成一個好的黨風，是非常艱巨和復雜的工程。全黨要形成穩定、成熟的優良作風，需要具有遠見卓識的政黨領袖(群體)做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甚至要經過多次反復才能達成全黨共識，并成為黨的文化。
另一方面，這種曲折性還表現在，一種優良作風形成之后，還會受到各種不正之風的侵擾和影響，如果重視不夠，處理不當，制度不健全，各種不良風氣就會與權力尋租的腐敗現象形成惡性循環，從根基上敗壞一個政黨的優良作風，最終毀掉一個黨。
黨執政以后，為了保持和傳承優良作風，確保黨在執政條件下永不變質，中國共產黨人是下了很大決心、想了很多辦法的。后來的事實證明，在黨執政后，依靠“大民主”和群眾運動清除黨內不良風氣的辦法是不成功的，其代價太大，得不償失。
不靠運動靠制度。健全和完善改進黨的作風的制度安排，至少對黨的作風建設具有以下兩個方面的功效：一是可以有效預防違反黨紀國法的現象。既然全黨同志都清楚明白什么該做、什么不該做，以及做了不該做的事情的嚴重后果，對所有同志都是預警和保護。二是一旦出現問題能夠立即依照制度規定處理，及時糾錯，避免不良風氣的連鎖反應和群體效應。
當然，在我們國家，制度建設特別是改進黨風的制度安排，也依然需要黨的領袖和中央領導集體以身作則，切實讓民眾感覺到制度、法律、紀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有這樣，制度建設的意義和價值才能體現出來，制度和法律的權威才能樹立起來。
改進黨的作風的常態化和長效化，關鍵在標本兼治。
第一是要建立健全黨內外的監督制度體系。監督必須實現具體化、制度化、法制化，各個監督主體監督制度之間不能互相打架，要形成整體的制度優勢。如果制度之間無法實現無縫對接，就很可能留下制度漏洞，貫徹落實的制度成本就很高，效果也不會好。
第二是加大黨務政務公開制度推進的力度。我們已經從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刷新黨風和推進反腐倡廉的一系列重大舉措中，切實感受到了加快黨務政務公開的步伐。
第三，堅持、完善和貫徹民主集中制。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貫徹落實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維護中央權威是政治紀律，是絕對不能違反的。當然，從根本上說，一定要逐步把“民主基礎”這個功夫做好，才有可能實現正確集中。正因為如此，總書記反復強調，作風是否取得好轉，要以人民滿意為標準。
第四，完善各項從嚴治吏的制度。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干部是監督的重點，因為他們手中掌握著公權力，而領導干部的不正之風，往往與干部的選拔和管理制度不科學合理有直接關系。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組織會議上指出，組織部門改進作風，最核心的是堅持公道正派。以此形成持續抓作風建設的用人導向、工作導向、評價導向、激勵導向，推進改進黨風常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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