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強大”的中紀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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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FP/圖） |
十八大以來，中紀委不僅“打老虎”馬不停蹄，范圍也不斷擴大，從在職官員延展到“大老虎”、退休高官以及紀委內部人，方法上的創新可圈可點。
“一般來說，上級對下級的領導權有四個：人權、事權、財權、物權。現在提出的‘兩個為主’，就解決了上級紀委在事權和人權上的領導問題。”
“現在發現線索以后，除了向同級黨委匯報，還要向上級紀委匯報，那么哪個書記敢壓？”
2014年7月13日，中紀委監察部機關舉辦了第三屆籃球賽。球場上，紀檢干部們在三十多度的高溫中酣戰，家屬們在一旁叫好加油。球賽還未完時，一名重要球員突然下場，他要趕火車去外地辦案。
對中紀委的干部們來說，這是一個難得的沒有加班的周末，可以和家人一起娛樂。一位接近中紀委的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過去一年多來，中紀委辦公樓里不少辦公室常常深夜還亮著燈。
不斷刷新的落馬高官數據，足以體現中紀委的戰斗力。自中共十八大至2014年7月21日，37名副省部級以上官員被查處，其中副國級2人，中央委員2人，涉及黨政軍、人大、政協等多個領域。
中國社科院中國廉政研究中心副秘書長高波在中紀委網站訪談時總結，目前“查處干部之多、涉及領域之寬、行動密度之大、問責力度之強，應該說是空前的”。
不到兩年時間里，王岐山主政的中紀委用行動刷新公眾對紀委的刻板印象，一個改革開放以來“最強大”的紀委形象呼之欲出。
與打虎同步進行的，是“機構、編制都沒有增加”的紀檢體制改革。隨著紀委職能和內設部門的大范圍調整，中紀委到地方紀委系統辦案力量迅速擴充。更為重要的是紀委垂直領導的加強，令同級監督在上級紀委領導強力介入下而日益做實，紀委書記在地方黨委常委序列中的地位也得到提高。
紀檢系統的上述變化，有學者評價為“近30年來最具震撼力的大變革”。紀委強權的聲音，不斷被媒體提及。不過中紀委一位人士并不認可。“強化黨委的主體責任和紀委的監督責任，在外人簡單看來是強權，但實際是把黨章規定的紀委雙重領導體制具體化了。”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解釋說。
中紀委副書記楊曉渡也認為，紀委最近的轉變，“實際上是向黨章回歸，是向黨對紀律檢查機關的基本要求回歸”。
“平安著陸”不再平安
6月30日，中紀委通報，已退休的原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被開除黨籍處分并被移送檢察機關，之前，曾主政甘肅、江西等地的全國政協副主席蘇榮被查。一個月內，兩個“大老虎”先后落馬。
事實上，十八大以來，中紀委一直吸引全國的目光，不僅“打老虎”馬不停蹄，范圍也不斷擴大，從在職官員延展到“大老虎”、退休高官以及紀委內部人。
一名官場觀察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過去官員只要順利到更高一級的人大、政協任職，或者到屆退休，就算“平安著陸”。如今不行了，只要有問題暴露，紀委照查不誤。
南方周末記者統計發現，一年多來，在人大、政協任職副省級以上官員有14人受到查處，政協有11人，成為落馬最密集的領域。
對于過去的腐敗呆賬，本屆中紀委顯示出零容忍的態度。根據官方信息，37名落馬的副省級以上官員的違法違紀行為多發生在十八大前或上一個職務，屬于“腐敗呆賬”。
梳理本屆中紀委已經公布的反腐案例，方法上的創新可圈可點。最典型的莫過于過去已經存在多年的巡視工作。本屆中紀委將“巡視”的作用發揮到了極致，使之真正成為對腐敗官員的“殺器”。目前落馬的副省部級以上官員，多數來自中央巡視組在地方的巡視成果。
過去紀委的通報批評一般不點名，只有當事官員的家人、同事知道，實際警示效果十分有限。此次從中紀委到地方紀委，對干部違紀行為均直接點名通報，毫不遮掩，形成“壞事傳千里”的震懾效果。
“通奸”最近成為熱門詞匯。這個詞過去極少在通報官員違紀中出現，往往用“生活腐化”等詞語模糊表述。但在最近的中紀委通報中，“通奸”一詞頻繁出現，國家信訪局原副局長許杰、海南省原副省長冀文林、中央政法委辦公室原副主任余剛等人都有此類行為。這一詞匯蘊含強烈的道德譴責，與它聯系在一起的官員，其社會道德形象往往瞬間倒塌。
7月16日，中紀委查處通報中，又出現了一個熱門詞匯：“行政降級”。江西省委原常委、秘書長趙智勇因嚴重違紀，從副省級待遇一降到底，成為科員；云南省委原常委、昆明市委原書記張田欣則從副省級降為副處級非領導職務。中紀委網站顯示，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全國已有十多起違紀干部被降級處分。一紙“降令”，讓官員幾十年奮斗得來的級別待遇化為烏有。
給官場以更大震懾的，還有本屆中紀委“突然襲擊”式的查處速度。6月27日，廣州市委書記萬慶良在工作中被直接帶走，頭一天他還曾主持會議并到廣州市天河區進行調研，相關報道還出現在當地報紙頭版。7月20日剛被查處的天津市政協副主席、天津市公安局長武長順也是在工作中被直接查處。從風光無限的領導崗位瞬間跌落，對官員的心理震懾不言自明。
官方數據顯示，僅2013年，受到黨政紀處分的已經有18.2萬人。此外，2013年，全國受到黨政紀處分的縣處級以上官員達6400人，比2012年增加36.3%。
突破“同級監督”困境
今年3月，中紀委宣布重新組建組織部和宣傳部。這意味著以往紀委系統最為頭痛的“同級監督”難題，正在被破解。
湖南省紀委預防腐敗室副主任陸群說，紀委過去在同級黨委和上級紀委的雙重領導之下，以同級黨委領導為主，特別是人財物都受制于同級黨委，幾乎不可能對其進行有效監督。
四川省紀檢系統一名官員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過去，地方黨委對同級紀委的影響特別大。查辦案件方面，要先向同級黨委報告，黨委書記讓查才能查。“為了地方經濟發展，地方紀委不允許一天到晚查案子，不查案子紀委就沒事做，只能參加些議事協調機構，去做一些不該做的事情。”
7月15日，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主任謝春濤也稱，“過去有的人不把紀委當回事。因為紀委發現案件線索要向書記匯報，書記有可能壓下來。”
十八屆三中全會相關決定，從頂層設計上直面“同級監督”的難題。該決定要求落實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黨委負主體責任，紀委負監督責任。更重要的是，該決定提出“兩個為主”：查辦腐敗案件以上級紀委領導為主，各級紀委書記、副書記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級紀委會同組織部門為主。
一般來說，上級對下級的領導權有四個：人權、事權、財權、物權。反腐問題研究專家李永忠說，以前上級紀委只有一點事權，就是部署反腐工作做什么，但事情怎么做，通常由同級黨委來決定。上級紀委對下級紀委的領導中，四個權力只占了半個。
“在財權、物權領導還有困難的情況下，最重要的人權、事權歸上級紀委，也可能改變原有的領導體制。現在提出的‘兩個為主’，就解決了上級紀委在事權和人權上的領導問題。”李永忠說。
在他看來，中紀委和省級紀委成立組織部，就是要解決紀委書記、副書記的提名權、考察權具體化，通過什么樣的程序等細節問題。這些落到實處，對同級黨委特別是常委會成員的監督，就不再是“坐而論道”了。
遼寧省委常委、紀委書記王俊蓮也認為，紀委書記、副書記的提名和考察由上級紀委會同組織部門為主，讓地方紀委對同級黨委監督時就不會有太多顧慮。
“現在發現線索以后，除了向同級黨委匯報，還要向上級紀委匯報，那么哪個書記敢壓？”謝春濤說。
這一改革尚在進行中。四川、浙江、湖北的基層紀委官員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目前紀委書記的提名權還沒有在地方落實，有待執行細則出臺。
作為這一變化的后續反應，紀委書記在常委中的地位也有所變化。2014年4月，湖北省出臺規定，市縣紀委書記不論資質一律排名在副書記之后、其他常委之前。湖北省紀委書記侯長安認為，“這種排序無形決定了你在班子中說話的分量。過去尤其是很多紀檢組長排名很靠后，在開展監督執紀工作時很難有底氣。”
減少副業，深耕主業
在解決同級監督難題的同時，十八大之后，中紀委在職能和內設部門出現大范圍調整。
由于“打老虎”任務繁重，中紀委辦案力量迅速擴充。2014年3月17日，中紀委官網宣布，再增兩個紀檢監察室，總數達到12個，新增一個紀檢監察干部監督室，并對辦公廳、預防腐敗局等6個部門進行整合。
中紀委副書記陳文清在中紀委網站介紹，12個監紀檢監察室占中紀委27個內設機構的將近一半，每個室配備人員30名，設立4個處。改革后，直接從事紀檢監察業務工作的人員增加了100多名。
5月26日，中紀委副書記楊曉渡透露，中紀委增加4個紀檢監察室，沒有增加編制、機構和人員，主要是機關通過盤活存量、內部挖潛實現的辦案力量增長。
各省市區紀委紛紛跟進。湖北省紀委已將紀檢監察室從5個增加到8個，主要查辦由省委管理的黨員干部即市廳級干部以及其他由省委任命的干部的嚴重違紀違法案件。
據中紀委官網消息，截至今年7月，中國內地31個省級紀委紀檢監察室總數達到231個，新增61個，增幅達36%。按照方案，絕大多數省級紀委紀檢監察室將增至7至8個。
曾幾何時，以反腐為目標的監督，很難成為紀委的日常工作重點。
遼寧省紀委書記王俊蓮曾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說，“過去紀委管的事情太多，戰線拉得太長。一百多個領導小組，一個小組一個會加起來都一百多個會，有的人一年老是在開會了。”
黃貴新是湖北省民政廳紀檢組長。一年多前，他還兼任著三十多個協調小組成員，大量時間用于參加各類協調會。他說，“每周參加二三次協調會都算是少的”。
在地級市，市直部門的紀檢組長也將大量精力用于單位日常工作。一位地市級紀委書記發現，“有的紀檢組長從來沒查過案子，主要承擔副局長的角色。”
“紀委原來分工和參與協調的工作太多。”陸群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過去紀委職能錯位，混淆了黨委政府及其部門的主體責任和自己的監督責任，本應充當裁判員角色的卻同時兼任運動員。
李永忠認為，紀委這三十多年走的是不斷擴大外延而縮小內涵的路。本是黨內監督專門機關，監督不了同級黨委就只能變成辦案機關。辦案時只有查處下一級甚至下兩級才比較順利，于是就變成了糾風部門。而糾風遇到阻力就去執法檢查，執法檢查再有困難就去效能監察。紀委的外延不斷擴大，做了很多管不好也不該管的事，結果什么都沒管好。
中紀委副書記楊曉渡把上述情況總結為，“種了別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
2013年，中紀委把參加的125個議事協調機構清理至14個，不再涉足一般行政部門的事務，也不再混同一線業務部門工作。各省份隨后也對所參與的議事協調機構進行精簡，平均減少65.8%。
上行而下效。“遼寧省紀委參加的131個協調機構，退出了120個，只留下了11個。”王俊蓮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強權”與“回歸”
高壓反腐和紀委職能的大范圍調整，讓部分學者做出了“紀委強權”的解讀。
但湖南、四川、湖北等地受訪紀檢官員，更愿意將其視為紀委職責的回歸近一年多來各級紀委的機構調整改革，都是履行紀委本來的職能。
按照中紀委的改革部署，今年上半年，各省級紀委相繼進行內設機構調整，明年地級市紀委將完成機構改革，后年改革將推進到縣市。
中紀委的改革，引發連鎖反應。7月19日，浙江一名紀委官員透露，當地紀委還沒開始機構改革，但辦案數量明顯增加，最近當地辦理了多起官員的“作風案件”。
各地檢察院和法院工作量也相應增加。中部某省一名檢察官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紀委案子辦得多了，移送到檢察院的案子相應也增多，工作量大增。
人還是過去那些人，為何本屆中紀委爆發出“史無前例”的巨大戰斗力？
人民大學反腐與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暉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雖然人力資源沒有改變，然而案件查辦的權威資源即反腐敗的權力來源發生了根本改變，這種源自最高領導人推動的反腐敗動力機制無疑是當前“老虎”紛紛落馬的原因所在。
“在政治體制與反腐敗體制機制未能全面改善的條件下，權威推動無疑是反腐敗最為直接、有效的策略選擇。”他說。
7月16日，2014年第二輪巡視工作正式啟動，涉及廣西、上海、浙江等10個省份。不到兩年時間內，除中央機構外，地方31個省份已經實現巡視工作全覆蓋。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出席動員部署會時強調，哪里問題集中就巡視哪里，誰問題突出就巡視誰，巡視過后再殺個回馬槍，給黨員干部以警示，發揮更大威懾力。
從中紀委的動作來看，目前仍處于治標關鍵期。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黨的紀檢體制改革實施方案》。高波稱，這一方案為從嚴治黨、從嚴治標提供持續有效的強力支撐。
在李永忠看來，經過一年多的反腐推進，目前的局面好看了，已經形成了反腐高壓態勢。當施壓到一定程度后，需要通過深化改革，積極并穩妥地啟動減壓閥，變阻力為動力、化消極為積極。
他表示，多年來紀委缺位的根源，還是蘇聯模式、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同體監督的紀檢體制。要根治腐敗，還是要靠權力結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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