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1月6日電(記者 盧俊宇) 2015年的第一個工作日，中紀委就公布了南京市委書記楊衛澤被調查的消息，這是今年首個被查的省部級官員，也是十八大以來第六位落馬的省會城市黨委“一把手”。
梳理一下十八大以后省會城市黨政“一把手”落馬情況發現，31個省會在兩年之內，已有南京市市長季建業、貴陽市委書記廖少華、西寧市委書記毛小兵、廣州市委書記萬慶良、昆明市委書記張田欣、太原市委書記陳川平、呼和浩特市市長湯愛、濟南市委書記王敏、南京市委書記楊衛澤共9位書記或市長（按落馬時間排序）落馬，其中萬慶良、陳川平和王敏均為十八大中央候補委員，廖少華、毛小兵、萬慶良、張田欣、陳川平、王敏和楊衛澤均為省委常委。
省會“一把手”如此密集落馬與中紀委的高壓反腐是分不開的。據媒體統計，中紀委2014年首輪巡視在3省份查“一把手”案471件，尤其是2014年下半年以后，許多地廳級的市委書記和市長落馬。上面列舉的9名省會城市黨政第一把手，6名是2014年6月份以后落馬的。這說明，“一把手”，尤其是省會城市的“一把手”，成為中紀委最為關注的對象。
作為省會城市黨政“一把手”，他們對地方發展肩負著特殊的責任，甚至今后很大一部分人都將進入國家更高級別領導人隊伍中，他們的喜好、作風、品德，對所在地政治生態的影響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那么為什么有些人會陷入腐敗泥潭？他們應如何履行“領頭羊”作用？
首先，省會城市是每個省的經濟、政治、文化和教育中心，也是容易出“政績”的地方。另外，省城的基礎建設、房地產等更是最容易導致腐敗的產業鏈條。作為“一把手”，他們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可以直接尋租的資源和面對的“誘惑”必然很大。南京市市長季建業為了凸顯政績，大搞暴力拆遷、指定親友承包工程；西寧市委書記毛小兵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索取、收受巨額賄賂。
其次，“一把手”用人一言堂、決策一張紙、花錢一支筆，這是不少地方都存在的問題。干部的任免權、單位的財政權、職員的調動權，幾乎都由一把手說了算，儼然“割據一方的諸侯”，并且在當地形成了自己的“朋友圈”，所以一旦落馬，就會形成腐敗“窩案”。像貴陽市委書記廖少華，黔東南的干部這樣評價他，“進入他圈子的人，往往破格提拔，哪怕上面有不同意見，他都會努力爭取，甚至找機會為此人創造政績；沒進他圈子的人，就是不用。”廖少華落馬后，黔東南州8位重要干部相繼落馬。在落馬的8人當中，6人曾在廖主政黔東南州期間長期擔任轄下縣市一把手。
最后，違紀違法往往伴隨道德敗壞，“一把手”帶頭腐化墮落影響更加惡劣。比如青海省委原常委、西寧市委原書記毛小兵，“通奸”成為被查出的問題之一；廣州市委書記萬慶良曾經多次出入位于白云山上的四大豪華“私人會所”，有的會所被一酒樓老板以每年95萬元的租金包下，專門用來招待萬慶良等人。
“作風問題從來都不是單一的，總是與濫用權力捆綁在一起。”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教授張緊跟說。
落馬的省會主官，都曾是干才良將。他們的密集落馬為廣大干部敲響了警鐘。他們之所以晚節不保或中道崩落，除了個人私欲膨脹、權力過于集中之外，黨內監督機制不健全是重要原因。
我國對黨政部門以及黨政“一把手”的權力，在其“權重”、“權值”、“權規”、“權界”等方面，都有規定。但這些規定只是原則性的，還不夠具體明細。這就造成當前黨政“一把手”的權力在范圍、界限方面，事實上存在著模糊地帶，容易產生真空、盲區，導致權力運行中實際上的過分集中。絕對的特權，必將導致絕對的腐敗。
最近，全國不少地方紛紛出臺了條例規定，對“一把手”進行分權、限權，這種分權、限權不是把原來屬于“一把手”的權力改為交給“二把手”、“三把手”或者某幾個人，而是對“一把手”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這“三權”方面的總體考量和頂層設計。
同時也要看到，科學的權力配置固然重要，規范的權力運行同樣不可或缺。權力無論分給誰，如果缺少相應的監督，都可能產生腐敗。換句話說，如果缺少相關的制度配套，那么權力分解也可能會導致“腐敗下沉”，按下葫蘆起了瓢。
另外，中紀委此前提出的“一案雙查”制度將有效破解地方黨委和紀委在反腐工作上的消極不作為，為他們戴上“緊箍咒”。
十八屆四中全會要求從源頭立法，約束“一把手”的權力，實現真正把權力關進“籠子”里，使“能人”官員既不敢腐、也不能腐，積極營造廉潔從政的良好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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