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1月25日電 人民日報微信公眾賬號“俠客島”今日關注“【解局】新年首次政治局內部學習，為啥學這個？”。全文如下：
1月23日，中央政治局舉行了2015年開年以來第一次政治局集體學習。學什么？據新華社通稿來看，學的主題是“辯證唯物主義”。
習近平強調了幾個點：一切工作要從中國實際出發，認清中國現階段發展形勢；強化問題意識，問題導向，解決中國現實問題；學會辯證思維，客觀把握規律；堅持實踐第一，推動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
檢索歷史，發現十八大以來，政治局的幾次集體學習，多是聚焦在經濟領域，涉及文化、社會、政治、軍事等話題，但專門開會來學習哲學，并不多，上一次還是2013年12月3日，集體學的是“歷史唯物主義”。
對這幾個字，想必各位島友跟島叔一樣，百感交集。從高中開始一直到大學，馬列主義、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等等概念，往往成為課堂上的瞌睡蟲，考試前的上甘嶺。政治局的大佬們又不用考馬列，學這有用嗎？
當然有用。你想，政治局的大佬們天天這么忙，湊一起并不容易，所以差不多每月一次的集體學習主題都是特別有講究的，拿出兩堂課，專門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必然不是空穴來風。
一個歷史唯物主義，解決的是社會觀和歷史觀的問題，就是怎樣看待事物和發展的問題。而辯證唯物主義，則是解決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問題。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就是辯證法。一個是知，一個是行，都是為下一步集體行動統一思想，齊步走。所以在新年的第一次集體學習，就談哲學問題，還是很有意思的。
在很多人看來，哲學的問題不就是虛頭巴腦，空對空導彈么？以至于很多在大學里學哲學的朋友，每次問到專業，都是欲言又止。其實，沒什么好羞答答的，哲學解決的就是思想的問題。
但哲學跟政治有什么關系？當然有關系，關系還很緊密呢。還記得兩千多年前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嗎？沒錯，就這個老頭子創造了個名詞“柏拉圖式戀愛”。但他在哲學上的一個大貢獻，就是提出了“哲人王”的概念，說白了，就是要讓統治者變成哲學家。當然，這個理想很遙遠，一般來說，會思考的往往缺乏行動力，就像島叔，天天碼字，買菜都懶得下樓。
柏拉圖的這個理想讓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繼承了，但亞里士多德也是個書生，寫了一摞書，也沒當上個領導。不過，他當了赫赫有名的亞歷山大大帝的老師。所以，讓哲學“馴服權力”就成了西方政治學里面的重要傳統。在中國，我們的孔夫子們念念不忘的，也是想當“帝王師”。后來被漢武帝實現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所以儒家的一些行為方式和道德準則一直影響到現在。
哲學看起來虛頭巴腦，但如果靠近權力，會產生非常大的影響。所以，強調思想立黨，一直是中共重要的歷史經驗。這也就是為什么黨內生活有這么多理論學習的原因。
從中共的歷史看，哲學往往成為歷史重要轉折的思想準備。島叔給各位粗略理一理。
在上世紀30年代初期，中共還在江西瑞金時代，當時也是“崇洋媚外”，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當時中國正在經歷軍閥混戰，各路勢力都苦于無法統一中國。蘇聯革命的成功，的確給中國上下造成很大的震動。尤其是蘇聯共產黨的建黨經驗和思想，給包括孫中山在內的革命人士很大的啟發。后來國民黨為了凝聚黨內力量，也在蘇聯顧問的幫助下改組國民黨，為北伐勝利奠定了基礎。所以，在很多革命者看來，蘇聯經驗真是“萬能膏藥”。
當時在蘇區，從蘇聯留洋回來的，馬列主義理論一套一套的，倒背如流，說起莫斯科，那感覺，就像傍了個“洋干爹”，牛逼得很。但革命斗爭的現實比理論復雜、殘酷得多。島叔給大家舉個例子。
當時，曾模仿蘇聯體制，建立起以黨為核心的黨、軍隊、政府三套相對獨立的系統，黨機關的權力至高無上。中央政治局負責人博古雖是一介書生，但因為是留蘇派，所以天然有這么個權威，大家都覺得他是上邊（共產國際）派來的人，肯定厲害。博古對軍事指揮完全外行，但按照這個蘇聯式的體制，他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卻掌握著軍事的最終決定權。前線軍事領導在作出任何重大軍事部署前，都要請示征求博古同意。但面對當時國民黨的層層圍剿，這種僵化的決策體制，碰上個睜眼瞎的指揮，不失敗才怪。
其實，這種“崇洋媚外”的風氣在延安早期也沒得到多少改觀。毛澤東雖然在遵義會議上取得了軍事指揮權，但黨內普遍認為，毛澤東是個軍事天才，作用呢，也就僅限于此吧。至于文宣意識形態系統，依然被留蘇派牢牢掌握。1937年，號稱斯大林弟子的王明從蘇聯回到延安，黨內馬上刮起了“明旋風”，王明的理論水平自然杠杠的，但也是缺乏實際革命經驗，嘴上說的漂亮，干工作，真不行。
而我們的毛主席，在1937年末到1938年夏間，受到了排擠，他自己說這段時間“鬼都不上門”。所以，這段時間，他干了什么呢？韜光養晦，鉆研馬列主義和斯大林的著作，在哲學上逐步成熟起來，寫了《矛盾論》、《實踐論》，還寫了赫赫有名的《論持久戰》。就是這個時候，毛澤東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問題。
當然，這中間還有很多故事，島叔沒法一一跟大家詳談。接下來就是六中全會的“學習運動”，還有批判蘇維埃運動時期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以及1941年，毛澤東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這報告里面很多詞我們現在都很熟悉，比如“言必稱希臘”，然后就是著名的延安整風運動了。經過這幾年的思想改造，整個中國共產黨改變了蘇聯氣質，具有了更多中國本土色彩，也逐步統一了思想，為接下來奪取更大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當然，這一切的發端，都是從思想的改造開始。
最近的一次著名案例，就是大家熟悉的上世紀70年代末期真理與實踐大討論了，經過這番思想解放，整個社會破除了教條主義，重新回到了中國實際：中國就是落后，中國就是窮，我們要踏實發展經濟，奮起直追。
所以，你看，這次政治局集體學習，也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關頭，大家一起學學哲學，談談理論。如果你了解中共的歷史，會發現，思想的準備，往往是大行動的開始。而被習近平稱為作為當前主要矛盾的“四個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在2015年一定會有更多舉措。
文/獨孤九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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