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 資料圖
剛到昆明時，仇和說自己在昆明“無親無故，一定能無私無畏”。但他從江蘇過來時，并非“孤身一人”，而是帶過來一個“親友團”……
仇和的“親友團”
文_本刊記者 王巧捧 發自昆明
參加了全國“兩會”的仇和，沒能回去。
“兩會”上，李克強總理在談到簡政放權時說，“大道至簡，有權不可任性。”
3月15日，總理記者會結束后不到20分鐘，有“任性官員”之稱的云南省委副書記仇和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查，3天后被免職。
從縣委書記到省會書記，從江蘇到云南，仇和一路升遷，同時也伴隨著爭議，就連他自己也曾對媒體說過，“被一路舉報，但仕途一路驚喜”。
仇和落馬后，記者回訪他曾主政過的昆明，探尋他在這里留下的爭議。
意外？不意外？
對于“明星官員”仇和的落馬，不少人感覺有些意外。但對于云南著名反腐老干部、云南省政協原副主席楊維駿和在仇和時期被征地拆遷的村民而言，毫不意外。
據楊維駿透露，仇和一到昆明，時任省委書記白恩培即表露出對他的另眼相待。仇和被安排住進省委一號院，在白恩培家隔壁。
也有領導曾提議培養仇和逐步接班省委書記，但這一提議遭到了老干部的反對。當時中央曾派人來聽取云南省老干部的意見，民意測評時，老干部們給仇和投了30多票，而對另一名候選人投出80多票。
仇和在任昆明市委書記時，楊維駿曾向本刊記者表達，對仇和的“全域城鎮化”持反對意見。
仇和鐵腕推行的城中村改造，即使被不少當地人認為雷厲風行并成效顯著，但其拆遷改造中，已經夾雜了私貨，譬如隨意擴大改造范圍。
城中村改造期間，楊維駿曾到昆明醫學院就醫，醫院職工向他反映，醫院職工家屬樓和十幾家機關事業單位家屬樓也被劃入拆遷改造范圍，而這些家屬樓并不屬于城中村范圍。面對無理拆遷，職工們曾向相關部門反映，但無人理會。
楊維駿同時得知，昆明市內圓通寺有一藏經樓正在修繕，被市政府限期1個月修好，否則也將被劃入拆遷范圍。
他將這兩件事寫成材料，在參加一次會議時，交給白恩培，白順手遞給了秘書。
楊維駿又給參會的幾名省領導分別送了材料。會議結束時，一名時任省委副書記將材料遞給白恩培，白將此事交由這名副書記處理。這名副書記當即將仇和叫來，說省委領導要求他停止對材料中反映的幾處地方進行拆遷。
對于昆明呈貢新區的建設，很多老干部也極力反對。為了打消老干部們的反對意見，仇和曾經組織幾十名老干部到呈貢新城參觀，仇和對老干部們講了現代新昆明理念后就離去，接下來的座談上，楊維駿等人的反對意見，由其他人收集，但未見反饋。
曾任云南省林業廳所屬森工企業局長的離休干部李英，也一直反對仇和的拆遷。
李英透露，反對暴力違法拆遷的還有一些松散組織，他們的領頭人，都是科級、處級以上的干部和大、中學教師，大多是因為自己家房產遭遇拆遷。
但這些都沒能阻止仇和拆遷征地的步伐。
對于當時昆明拆遷地塊的蔓延速度，一名外地批發商告訴記者：到昆明兩年，搬了三次家兩次倉庫，每次房東都再三保證不會拆，但住不到半年，就通知要拆。
據當地媒體報道，2010年1月20日，在參加昆明市人代會分組討論時，仇和對涉地腐敗及官商關系進行了怒斥：“在我們城市，有些老板去綁架領導，去演皮影戲，領導是皮影，老板就是那個拉線人，領導是棋子，老板是棋手，這就是嚴重的腐敗！”
如今仇和落馬，回顧這些“怒斥”，格外諷刺。落馬3天前，在“兩會”云南團的小組討論會上，他還說：“我們這種體制，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應該是世界上最廉政的。”
這種回避問題、粉飾性的語言，被昆明官場人士解讀為心虛的表現。
仇和的江浙“親友團”
剛到昆明時，仇和說自己在昆明“無親無故，一定能無私無畏”。但他從江蘇過來時，并非“孤身一人”，而是帶過來一個“親友團”。
從沭陽開始，謝新松跟隨仇和長達13年，并擔任過其秘書。仇和到任昆明3個月后，就將謝從宿遷調至昆明，任昆明市委副秘書長、辦公室主任。仇和被免職當天，謝新松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調查。
云南省紀委工作人員曾向記者透露，仇和主政昆明后，不少江蘇籍商人隨即來到昆明尋找發展機會。有出租車司機介紹，城市建筑工地上，多見來自江浙的企業標識。
這批商人中，最引人關注的是中豪集團原董事長劉衛高。
仇和落馬前后，已經有關于劉衛高接受調查的傳言。
3月17日，中豪集團董事會發布了一份公告，稱劉衛高因個人原因辭去公司董事長職務。
據中豪集團官方網站顯示，其業務涉及房地產開發、商業運營、產業運營、物流倉儲等10多個行業領域。其前身云南中豪置業有限責任公司成立于2008年5月，由浙江義烏商人出資籌建。
劉衛高從宿遷開始追隨仇和十余年，在宿遷復制了義烏模式。
去年10月22日，昆明市國土資源局發通告，向25家房地產企業追繳土地價款。中豪置業有限責任公司榜上有名。
仇和的商人“親友團”在昆明大肆破土動工時，也給昆明惹下很多“事端”。
2009年11月21日，昆明螺螄灣批發市場發生群體事件，不滿拆遷的上千名商戶參與打砸和圍觀，堵斷交通。
而商戶還是從中豪集團的螺螄灣國際商貿城的招商廣告上最先得知拆遷消息，這比昆明市政府正式發布的公告早兩個多月。廣告中還引用昆明市主要領導的講話作為廣告詞，被網友稱為“史上最牛廣告”。
螺獅灣最終還是如期關閉。
另一重大群體事件于2014年10月14日發生在晉寧縣富有村，事情緣起于雙方長達數年的征地糾紛。當天，村民與“晉城泛亞工業品商貿物流中心”的施工人員發生沖突，共造成8人死亡，18人受傷。
據公開報道，“泛亞物流中心”投資方為昆明溫州總商會、中國環宇集團和浙江新亞電子科技有限公司。2008年啟動奠基儀式上，仇和出席。
據業內人士稱，本地開發商被擠壓了發展空間，到處尋找機會。福海社區征地維權村民代表張桂仙透露，曾有本地開發商通過中間人找到她，許她以好處，讓她上訪時想辦法把原定開發商擠走，將地塊拿給自己做，被她拒絕。
仇和對家鄉似乎格外青睞。多名受訪對象稱，雖然云南有植物王國之稱，但昆明街道綠化工程卻從江蘇引入樹種。
據2011年11月昆明的《都市時報》報道，過去4年昆明種下了876萬株樹，于2010年摘取“國家園林城市”桂冠。但其街道綠化被指缺乏科學規劃，有的街道邊上種有兩排甚至三排樹。
知情人稱，不到一人高的樹苗，從江蘇運來，大約500元一棵。一木材商人估算后對記者表示，500元價格不低，何況數量多，其中利潤巨大。
失地農民誰來管？
仇和的落馬，被傳與昆明土地城建系統的腐敗有關。土地城建是云南腐敗重災領域，這在去年初中央巡視組對云南的反饋中已經明確指出。
2010年12月，云南省政協原副主席楊維駿帶昆明福海社區失地農民“公車上訪”。但4年多來，失地農民的拆遷安置補償怎么樣了？
3月17日，廉政暸望記者來到韓家灣村，整片土地上孤零零地佇立著一座三層樓房，這是張桂仙的家。整個韓家灣村只剩下她一家的房子。據張桂仙等村民介紹，韓家灣村的拆遷安置補償至今仍未到位，安置房也未建成。
如今，韓家灣村的土地大片荒廢，有的地方長起了一人高的荒草。在這片土地上，有一排破舊的棚屋，住著一些老人。
村民土地被征、房屋被拆后，只有租房居住。但房東多擔心老人在自己房中去世，不愿租給老人。無奈之下，一些老人在原來的土地上搭建了簡易的棚屋居住。但這些棚屋不通電不通水，燃氣罐、香爐擠在狹窄的空間，安全隱患極大。生活衛生更是毫無保障。沒水就在地上挖個水坑蓄水飲用。
63歲的楊翠英告訴記者，她有時偷偷住兒子家，但又怕被房東發現，多數時候還住在棚屋里。
其他地方被征地拆遷的村民，也多有難題。
富有村2014年10月發生的沖突事件，已經不是第一次。據富有村一村民介紹，近年來富有村土地遭多次征收，期間大概發生過五六次沖突。去年6月份，富有村村民也曾與“施工人員”發生沖突，雙方均有人受傷。2010年前后的南車集團項目征地時，補償標準引起村民不滿，雙方發生沖突。
福海社區周家村、河尾村常年有村民代表在昆明市不同路段，拉起幾十米的條幅呼吁當局重視拆遷征地問題。
如今，昆明的城中村改造項目已經慢下來。
去年7月，昆明原市委書記張田欣被調查之后，新任市委書記高勁松密集調研當地的城中村改造工程后要求，對于未審批的城中村改造項目，原則上不再審批；對于批而未動的，要做深做實前期工作，原則上暫不推進；對于已經動工的，要集中精力，破解難題，加快推進，克期完工等。
那些還在艱難抗爭的村民，現在能做的就是在昆明的貪官落馬時，到自己曾經的土地上一泄郁氣。
太和村原土地上已經建起大片高檔商業項目和別墅。3月16日，仇和落馬第二天，昆明福海、太和、紅聯村和晉寧縣、宜良縣等地部分失地農民代表，在這些高檔社區內燃放鞭炮，慶祝仇和落馬。在這個寧靜的高檔社區，鞭炮聲很快引來了開著巡邏車穿著制服的保安。
記者手記：仇和落馬教訓了誰
仇和對許多極亂待治的問題曾經說過這樣的話：“我就是要用人治來推動法制，用不民主推動民主。”
隨著仇和的不斷升遷，以及獲多個“改革明星”榮譽的肯定，這一思想甚至被公然宣傳。
“為什么10年來一直以激進的方式大刀闊斧推進改革的仇和能屢踩紅線而不倒……
”2008年年底出版的《政道：仇和十年》一書的序言中這樣寫道。
如今仇和嘗到了苦果。“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的表述顯示，他已不只是踩紅線、打擦邊球的問題。不可排除他可能真的擁有造福一方的為政理想和抱負，但不知道是怎樣的思想變化，讓他放松了對法紀紅線的敬畏。
一度，在社會轉型的特殊時期，“非常時期需要非常之舉”的想法在不少官員中很有市場。
仇和落馬可以視為，圍繞這類個性官員的爭議有了一個定論，那就是無論出發點有多好，無論效率和效果有多驚人，總要以依法依紀為前提。
仇和行動上似乎并不避諱瓜田李下的嫌疑。在宿遷時期的“賣光”政策，在昆明時與商人“親友團”密切互動，似乎大有身正不怕影歪的意思。直到他接受調查，人們才驚覺，所謂的“磊落”，也只是表演。
作為一個高調“能吏”，有些人對他寄予了不少清廉幻想，但仇和最終還是用自己的悲劇證明了人性的脆弱和不可信，制度的不健全無法關住權力。這留給人們諸多反思和教訓，不光是給官員的，還有那些為他叫好的旁觀者。
一旦標榜為公利的權力任性不羈時，想要謀取私利也將輕而易舉；
因為出發點是好的，就對他的獨斷容忍，那么當他謀取私利時，已經阻擋不及；
當他強勢治吏時不依法依規還有人叫好，那么當他面對百姓時，就難保不會用同樣的手段對待。
仇和這類官員可能做出了一些政績，造福了一些百姓，但他們的最終落馬，再一次證明了，社會發展要有質量，不止是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率，更是依法依規發展社會經濟和城市建設的內在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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