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毛主席在北戴河
鄧小平一家在北戴河。
2015年夏天，即使在官方取消暑期辦公制度的第12個年頭，北戴河也并未遠離政治中心。
8月5日，受習近平總書記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劉云山當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專家并同大家座談。這是劉云山連續第三年在北戴河看望參加暑期休假活動的專家，也是中央從2001年起邀請專家暑期赴北戴河休假的慣例延續。
很長一段時間，北戴河都是中央在夏季處理內政開展外交的辦公場所，這一慣例一直到延續2003年。這年7月19日，人民網發布了一則消息：“中央決定，中共中央、國務院、全國人大、全國政協、中央軍委五大領導班子今年夏季將不到北戴河辦公……中央各部委負責人在此期間外出和休假，均需嚴格按照有關規定執行，不得擅自去北戴河等避暑勝地。”
北戴河在中國政治版圖中為什么地位如此特殊？如今的北戴河，不再是中央處理內政開展外交的辦公場所，那么它的新貴賓又是哪些人？
昔日“夏都”北戴河：重構中國政治地理版圖
渤海之濱，燕山之南，在中國的政治版圖中，北戴河是一個特別的存在。
上個世紀50年代，因距離北京較近且適合休閑避暑，它成為中央暑期辦公的所在地。之后半個世紀，它又因歷任中央領導人每年夏天到訪以及那些在北戴河做出的重大決策，被譽為中國的“夏都”。
2014年夏天，即使在官方取消暑期辦公制度的第11個年頭，北戴河也并未遠離權力中心。8月6日，受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劉云山在北戴河看望了參加今年暑期休假活動的專家。
澎湃新聞了解到，這是劉云山連續第二年在北戴河看望參加暑期休假活動的專家，也是中央從2001年起邀請專家暑期赴北戴河休假的慣例延續。
北戴河以一種低調且神秘的姿態，繼續著它在中國政治語境中的特殊地位。
北戴河與政治的淵源
從北戴河聯峰山西側經西海灘路前行不遠，交通警察將行人車輛攔了下來。左側的下山公路，有武警崗哨放置的路障，一輛軍牌黑色越野車緩緩開過來，駛入中直浴場。
這是2013年8月9日下午6點10分北戴河出現的一個場景。西海灘路靠海灘一側，每隔三五十米便有警衛，與當地公安以及武警不同，他們均身著襯衣、戴墨鏡，以端正的姿勢坐在椅子上。
“從警衛的級別看得出，中央領導同志正在北戴河。”《秦皇島日報》高級編輯、北戴河區文化顧問孫志升這樣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北戴河與政治的淵源，最早可以追溯至19世紀中期。
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后，英法俄美等國獲得了在北京常駐外交使節的權利。駐京的西方人員在華日久，便利用特權四處尋找適合夏季避暑的地方，終于看中了渤海之濱的北戴河。
清光緒二十四年，即1898年，應駐京西方使節的要求，清政府正式將北戴河辟為旅游避暑區，“準中外人士雜居”。這也使得它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國家確定的各國人士的旅游避暑地。
1912年，北洋政府的高官開始在北戴河修建度假住所。之后數十年間，北方的北戴河和南方的廬山成了國民黨軍政要員避暑的兩大主要去處。
當時，作為中國現代旅游業發端和縮影的北戴河，在近代歷史上也創造了幾個第一：第一個官方經營的外國使節避暑區、中國第一條旅游專線鐵路和第一條旅游航空專線。
1948年11月，北戴河解放。這一消息傳到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也引起中組部的重視。他們正考慮全國勝利后如何安置傷殘將士。
1949年4月6日，對北戴河來說是個特殊的日子。
這一天，中組部派招待所的負責人到達這里，在東聯峰山接收、購買100多棟別墅，組建了療養院。隨后，全國工會系統開始效仿蘇聯的做法，組織勞模到北戴河休養。
3年后，中組部療養院移交給中央辦公廳，改名為中直機關療養院，規定中直機關的干部一年有一周去北戴河休養的假期。
中共中央領導人確定在北戴河實行避暑和辦公制度，則形成于1953年夏天，即抗美援朝戰爭結束之時。
那是一個炎熱的夏天，當時沒有空調設備，連風扇都少有，中共中央派了一個考察小組考察了大連、青島等地。
最終，有關人員從環境、地址、路途等方面考慮，認為北戴河海濱沙子質量很好，海灘不陡峭，鯊魚也很少，距離北京又比較近，決定將這里作為中央領導避暑辦公點并成立了籌備組。
渤海之濱的領導人身影
隨著中央暑期辦公制度的形成，北戴河正式登上共和國的政治舞臺。
1954年夏天，中央集體到北戴河辦公，中直機關療養院更名為中直干部休養所。
自此，海濱小城的政治地理開始重構。
在休養所內部，新蓋的毛澤東住的樓列為1號樓，劉少奇住的兩棟原德國府別墅小樓為2、3號樓，朱德住的原屬吳鼎昌的別墅列為4號樓，27號德國牧師樓為周恩來居住，鄧小平住的老房子是16號樓。
1960年，休養所給毛澤東修建了95號樓。1968年，編號為96的林彪樓建設完成。
一個個“大人物”的到來，也給北戴河留下了許多紅色記憶。
朱德是第一個來到北戴河的中央領導人。1949年6月，這位因身體不太好的人民解放軍總司令住進了當地原鐵路賓館1號樓。此后，他幾乎每年都來北戴河休息療養，直到逝世前一年。
“這座山很理想，我死了若能放在這個山上是最好啦。”朱德曾對夫人康克清這樣說道。只是最終，這位老革命家仍本著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的精神，響應毛澤東關于黨的領導人死后應火化的號召，沒有土葬。
1954年4月，這是毛澤東第一次去北戴河的時間。當時他住“章家樓”，此樓因天津巨商章瑞庭所建而得名，張學良也曾住過這幢樓。
不過，出于習慣，毛澤東并不愛住洋樓別墅。為此，中直療養院建造了1號樓，實際上是一排平房，這就成了毛主席每年過來避暑辦公的地方。
三個月后，他再次來到北戴河。這一次，他住的時間比較長，大概當年9月才返回北京。
那年夏天的情景，當時在毛澤東身邊的保健醫生徐濤在回憶錄中也有生動記載。
他記得，毛澤東游泳喜歡熱鬧，尤其喜歡和年輕小伙子姑娘們成群結伙地游。有一次游到興頭，他忽然朝徐濤喊：“小徐，你不是游得好嗎？我們比一比。”
之后，只見毛澤東不慌不忙只管向遠處游。他游泳的輕松自如完全如他后來在詞中所寫那樣：“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
半小時后，反倒是徐濤堅持不住了，氣喘吁吁爬上船。毛澤東指著他挖苦道：“很進化么，很有辦法，游不過岸就劃船劃過岸。”
大家都笑了。許多人游不了多久也得上船喘口氣，然后再下水陪毛澤東游。毛澤東每次游泳只下一次水，下去就要游個夠。不夠不上岸，上了岸便不再下水。無論走路游泳，他都是那句話：“我這個人不喜歡干回頭事。”
喜歡游泳的毛澤東，也享受與風浪搏擊的樂趣。有一次，他走到海邊時突然狂風大作，緊接著是大雨傾盆。周圍的人都勸他不要下去了，可是當時已經61歲的毛澤東游興大發，毫不猶豫跳入水中，還讓警衛們和他一起暢游。
第二天，毛澤東縱筆揮毫，寫下了不朽的名篇《浪淘沙 北戴河》：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島外打漁船。一片汪洋都不見，知向誰邊？往事越千年，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
這首詞，首發于1957年1月25日《詩刊》的創刊號。
周恩來和鄧穎超，也是令人羨慕的一對伉儷。
全國解放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鄧穎超一直體弱多病，處于休養狀態。北戴河，也成為她最常選擇的避暑之地。
1958年的夏天，鄧穎超已經到了好幾天，約定隨后就到的周恩來卻遲遲沒有到。
日理萬機的周恩來，經常會有突然發生的事要處理，被絆住了便不能脫身。每當這種時候，鄧穎超就會對周恩來生出縷縷特別的思念，于是每天都會往北京打一個電話。
她撥通電話，只要“喂”一聲，就大致能聽出周恩來的身體狀況，知道是不是感冒了，是否又咳嗽了。
有一次，鄧穎超秘書張元的女兒蕭遠音教會了她唱《敖包相會》，還把“我等待著美麗姑娘呦”，改成了“我等待著心上的人兒呦”。鄧穎超隨之給周恩來打電話，唱了一曲《敖包相會》。
周恩來聽了很奇怪，說：“你什么時候學會了唱這首歌的？”
鄧穎超說：“大米(蕭遠音)在我這兒吶，她知道我想你了，就教我唱這首歌。她還說你聽了以后，就該過來了。”
“新華社北戴河電”的政治意味
聚集了中央領導人的北戴河，與中國政治的步伐有了密切聯系。
從1953年到1965年，夏季的中央重要會議，幾乎都在這里召開。“新華社北戴河電”這樣的字眼頻頻出現在報端，黨和國家的一些重大決策也不斷從這里誕生。這也成就了北戴河的“夏都”之名。
“北戴河會議”，似乎很難給它一個精準定義。但是，它的地位卻無須懷疑——建國以來的相當一部分重要決策，都是在這座海濱小城做出的。
比如1958年8月17日至8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舉行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中央政治局成員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以及政府各有關部門黨組的負責人。
會議通過了大煉鋼鐵和大辦人民公社的決策，還通過了關于計劃和體制方面的8個文件，農業方面的9個文件，財貿方面的10個文件，教育方面的1個文件，其他方面的9個文件。
也是1858年的這次“北戴河會議”，毛澤東做出了炮擊金門的決策。漸漸地，北戴河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中國的政治“晴雨表”。
中共中央自1954年建立的北戴河暑期辦公制度，一直持續到1965年夏天。
這一年夏天國內經濟狀態大有好轉，政治氣氛卻顯得沉悶，尤其是在毛澤東提出警惕“中央出修正主義”后，許多干部之間的關系變得非常不正常，交際大大減少。
大多數電影和戲劇因被打上“封、資、修”的標簽而被禁，這使海濱劇場也顯得單調和冷清。北戴河海濱在“文革”開始前的最后一個夏天，中央來的領導人已不多，這也預示著一場大風暴即將來臨。
1965年11月至1966年7月，毛澤東出于政治上的考慮，有8個月住在南方不回北京，返京后直接在中南海領導運動，也不再來北戴河。
一直到上個世紀70年代末，“文革”結束后，大批曾受到沖擊的老干部得到平反，中央和地方的療養院又重新收歸各個部門，過去的療養制度又逐漸恢復。
一些年事已高的中央領導人在夏天到北戴河半休養半辦公，國內一些重要的政治活動、重要決策又開始和北戴河有關。
1979年2月4日，《人民日報》在顯要位置發表了一條消息，“黨中央、國務院決定，北戴河休養區撥給旅游部門接待外賓使用”。做出這個決定的人，是鄧小平。
他希望通過旅游業掙外匯——旅游首先得有房子，當時他在一個文件上批示：軍隊的療養所必須全部交出，一所都不得保留。
到最后，除了毛澤東生前居住的95號樓，其他所有療養院都交了出去，分別組建為東山賓館、西山賓館和中海灘賓館。從此，北戴河神秘的中央暑期辦公地向老百姓敞開了大門，中外游客都可以住進原先中央領導人住的樓里了。
鄧小平在北戴河
上個世紀80年代，鄧小平的身影也頻繁出現在北戴河。
1983年7月16日晚，他乘專列離開北京，第二天早晨抵達渤海之濱。
此時，鄧小平作為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和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正在推進一系列重大決策。比如為了整頓社會治安而進行“嚴打”的決定，就出自北戴河的這個夏天。
1986年8月5日下午，正在北戴河休養的鄧小平會見了日本自民黨最高顧問二階堂進。談到個人身體狀況時，他說：“我測驗自己的身體靠兩條。一是能不能下海，二是能不能打牌。能下海證明體力還好，能打牌證明頭腦還好。”
確實，鄧小平每次來北戴河休養，游泳是他最重要的活動之一。
在大海中游泳是鄧小平最愜意的事情。他曾對身邊人說：“我不喜歡在室內游泳，喜歡在大自然中游泳，自由度大一些，有股氣勢。”
打橋牌是鄧小平每天活動的另一項重要內容。特別是在晚年。這是他向自己的智力老化發起的一種挑戰。他不僅酷愛打橋牌，而且叫牌準確，出牌果斷，牌技精湛，水準常令專業選手稱道。
鄧小平和圍棋大師聶衛平的故事，常被“圈內”人傳為佳話。
有一次，鄧小平和聶衛平搭檔打橋牌，將對手逼得很慘，聶衛平有點不忍，故意“放水”。當時，鄧小平就“揭穿”了聶衛平，并戲謔“他創造了世界紀錄了”。
每年8月22日是鄧小平的生日。他來北戴河休假的時候，若沒有特殊情況，他總是過完生日才回京。
鄧小平過生日，從來不請外人，只有全家人聚在一起，大家一起為他唱生日歌。他和孫輩們一起吹蠟燭，和夫人卓琳一起切蛋糕、給大家發壽桃……兒女們、孫輩們也會分別給他敬酒。每當這個時候，鄧小平興致都很高，酒也會比平時要多喝一些。
1992年7月15日，88歲的鄧小平又帶著全家來到了北戴河，這是他最后一次到北戴河休假。
這年年初，鄧小平視察南方，發表了著名的“南方談話”。下半年，黨的十四大即將召開，7月23日和7月24日，鄧小平在北戴河的住處審閱了十四大報告稿，表示同意報告的框架。
和往常在北戴河一樣，這一次，他還想下海游泳。但是，由于怕海水較涼引起咳嗽，醫療組已經決定不讓他下海了。
于是，鄧小平每天都問醫護人員：今天水溫多少？有沒有浪？風大不大？他的護士后來曾回憶說：“每天我們一報水溫，一報風力，我覺得他好像心里癢癢的，特別想去游。”
終于，醫療組“妥協”了，“要不就讓他游吧”。結果，鄧小平游了8次，而且最長的一次游了將近一小時。
中央暑期辦公制度終止
1984年，中斷19年的中央暑期辦公制度再度恢復，“夏都”的稱謂也再次回到北戴河。
此時，海內外最關注的，是每次黨代會召開之前，中央領導人很可能在北戴河舉行前期的醞釀會議。
比如1987年夏天，中央領導人、中央書記處成員和中央政治局部分委員，在北戴河海濱對十三大報告進行了討論修改；1997年暑期，十五大準備工作也在北戴河進行，文件起草班子在這里匯總各方面建議，進行反復推敲。
此時的“夏都”，與以前有一個很大的不同，這就是老百姓開始和領導人共享這片避暑勝地了。
有一年，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只帶了兩名工作人員，悄然進了一家小餐館吃飯，被老板認了出來。這位領導笑了笑，示意老板不要驚動大家，他和普通客人一樣吃完飯、結了賬，散步離去。
除鄧小平外，其他很多中央領導人也在北戴河一邊休養一邊辦公，尤其是整個20世紀90年代，北戴河的夏季都成為中央各大單位在暑期辦公的重要地點。很多領導人在炎熱的夏季都在此一邊辦公一邊游泳，處理了諸多重大事務。
此后很長一段時間，北戴河都是中央在夏季處理內開展外交的辦公場所，這一慣例一直到延續2003年。
這年7月19日，人民網發布了一則消息：“中央決定，中共中央、國務院、全國人大、全國政協、中央軍委五大領導班子今年夏季將不到北戴河辦公……中央各部委負責人在此期間外出和休假，均需嚴格按照有關規定執行，不得擅自去北戴河等避暑勝地。”
此后，黨和國家領導人赴北戴河暑期辦公的說法不再見諸報端，“中央暑期辦公制度”由此成為歷史。
雖然中央領導不到北戴河集體辦公了，但他們在此休假的慣例沒有變，一些會議和會見活動也常在此舉行。
2001年8月5日，胡錦濤曾以國家副主席的身份在北戴河會見了日本自民黨前干事長野中廣務一行。
2005年是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當時，開國上將中健在的只有呂正操和肖克兩人。那一年的8月4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來到北戴河，專程看望了101歲的呂正操老人。
專家學者“做客”北戴河
隨著北戴河政治色彩的淡化，來自各行各業的優秀專家，成為北戴河在夏天的“貴賓”。
1987年7月，黨中央首次邀請全國科技界14位專家及家屬到北戴河休假，鄧小平等領導同志在此接見了部分科技專家代表。
2001年，我國首次把人才問題提升至國家戰略層面，專家夏季休假也作為制度被確定下來，地點就定在北戴河。
從2001年開始，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已分14個批次共邀請700多名專家攜家屬來北戴河休假。
根據每年全國工作重點的不同，所邀請專家的領域也會有側重，比如2001年被邀請的是國防科技專家；2003年是抗擊非典的醫務和科技專家；2006年以“農”為特色，組織了51名農業科技專家和農村實用人才到北戴河休假；2010年，受到邀請的是入選“千人計劃”即“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的部分專家……
2012年8月初，中共中央、國務院又邀請了62位全國各領域的專家和一線人才及其家屬來北戴河休假。專家們入住的是位于北戴河景區中部的國海賓館。賓館緊挨海水浴場，推開窗就能看到海，走出賓館200米就到海邊。
8 月4日晚，中央領導人出席了歡迎晚宴。“中央領導給每個人敬酒，宴會氣氛特別好。領導們都顧不上吃一口菜。”農民工發明家趙正義事后對媒體回憶，這場宴會“是國宴級別，吃的菜也都叫不上名字”。
趙正義還列舉了和自己同桌的專家名字：航天員景海鵬、新型工人巨曉林、中國工程院院士吾守爾 斯拉木、光纖傳送網與寬帶信息網專家鄔賀銓……
第二天上午，中央領導還和專家們一起參加了以“人人皆可成才”為主題的座談會，直接聽取這些人才精英的聲音。
2014年8月6日，受習近平委托，劉云山北戴河看望參加今年暑期休假活動的專家，并同大家進行座談，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向各方面優秀人才致以親切問候。
座談會上，中國科學院院士趙忠賢、鄭曉靜，西南石油大學教授趙金洲，北京大學教授林毅夫，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李景源，中國工程院院士楊小牛先后發言。
大家結合工作實際和個人經歷，介紹科研情況，暢談心得體會，就加強基礎研究、實施創新驅動發展、繁榮人文科學、培養青年人才等提出意見建議。
一同出席座談的，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馬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組部部長趙樂際。
就這樣，迎來一批批頂尖專家和各類人才的北戴河，也在“度假勝地”之外多了個身份——領導人的“專家人才會客廳”。
(本文參考徐焰著《北戴河往事追蹤報告》,《環球人物》《中國新聞周刊》《新京報》《南方周末》《中國青年報》《北京晚報》多家媒體報道等公開資料。)
打印本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