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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聞記者張家然
據《光明日報》9月7日報道，由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和河南省政協聯合主辦的“黃帝故里拜祖大典與國家文化建設”專家研討會日前在北京舉行。
同日，《光明日報》還刊發了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會長許嘉璐在研討會上的發言。
許嘉璐在發言中稱，“歷代對黃帝對先祖是‘拜廟不拜陵’。特別是進入周代以后，先祖拜祭都是在宗廟中進行，這就解決了新鄭黃帝故里拜祖和陜西黃陵拜祭的關系。”
許嘉璐在文章中說：“為了把拜祭黃帝上升為國祭，我提出了3個國家級拜祭。一是拜祭黃帝，二是拜祭孔子，三是拜祭先烈。現在黨和國家領導人每年‘十一’到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去拜祭，當年我曾提出過建議。拜祭先烈雖然是政治拜祭，但是也是國拜國祭。”
隨后，現任西安市副市長、西北大學原校長、歷史學家方光華撰文認為，許嘉璐先生提出應該把拜祭黃帝上升為國家級拜祭，這對于提高民族文化自覺未嘗不是一個好的建議，但文章卻說，對黃帝的國家級拜祭只能在河南新鄭黃帝故里，這很令人詫異。
2015年9月10日，方光華在大公報陜西辦事處網站“大公報西部商務網”上刊發了題為《對黃帝的國家祭典到底應該在哪里？》的文章。
方光華在文中稱，根據許嘉璐“歷代對黃帝對先祖是‘拜廟不拜陵’”的觀點，廟祭比陵祭重要，而陜西黃陵縣只有黃帝的陵寢，沒有黃帝的宗廟，在這里的拜祭就無關緊要了。但這個主張經不起歷史事實的推敲。
方光華在文中通過兩個方面對許嘉璐的觀點進行了質疑。
首先，歷代對黃帝陵寢真是不祭拜的嗎？傳說的不算，就歷史記載的來看，歷代對黃帝陵寢是祭拜的。方光華在文中援引了《史記》《冊府元龜》《大清會典》等史料的相關記載。
其次，對黃帝的廟祭是在河南新鄭嗎？中國有對于“有功烈于民”的先代帝王舉行崇祀的傳統。秦始皇巡游天下，曾經祭祀前代帝王。他到云夢，望祀虞舜于九嶷山，因為相傳虞舜死后葬于九嶷。他到會稽，會稽有大禹陵墓，于是祭祀大禹。后來歷代帝王出巡，多仿效秦皇祭祀先王。
方光華在文中還提及，歷史文獻中找不到河南新鄭曾經有黃帝宗廟的確切證據。從明到清，只發現中央政府在中央首府帝王廟和陜西黃帝陵對黃帝舉行國家祭奠的記載，沒有發現中央政府到新鄭另外設立一個黃帝廟舉行國家祭奠的做法。
針對許嘉璐發言中提到的“炎黃二帝炎帝在前，文獻上記載也是先說炎帝后說黃帝，只拜祭黃帝不拜祭炎帝也是個缺憾”，方光華反擊道，“其實還有堯、舜、禹、湯、文王、武王、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等等許多缺憾，作者似乎認為這就不必考慮了。”
許嘉璐在發言稿中說：“（我國）缺乏整個民族文化公認的標記和符號。在國家層面，有塑造整個民族公認的標記和符號的需要，有把拜祭黃帝上升為國家祭祀的必要性。”
方光華則認為，其實這個“整個民族文化公認的標記和符號”早就有了。
方光華在文中解釋說，“辛亥革命時期，當時的先進愛國者尋求民族文化的象征，一致認為黃帝就是民族的旗幟。抗日戰爭爆發前夕，1937年4月5日清明節，國共兩黨共祭黃帝陵，宣示共同抗御外侮的堅強決心，毛澤東親自撰寫祭文。新中國成立以后，除1950-1954年、1962-1978年公祭活動有所中斷以外，歷年都有對黃帝陵的祭祀。1994年以來，黃帝陵祭典每年都有國家領導人出席，今天的黃帝陵祭典已經成為當代中華民族最高的祭典。”
由此，方光華在文末稱，“作者（許嘉璐）把中華民族已有的、公認的標識和符號棄之不顧，在新鄭黃帝故里另造一個‘整個民族文化公認的標記和符號’，令人失望。”
【附】
把拜祭黃帝 上升為國家級拜祭
作者：許嘉璐（原載于《光明日報》2015年9月7日16版）
我發言的核心是“建議”把拜祭黃帝上升為國家級拜祭。為什么提這個問題？是因為當今中國的文化建設整個的態勢已經不同于幾年前，當今文化建設態勢很好，但是我個人認為所缺有三項：一是缺乏優秀傳統文化與時代精神相結合形成新時代社會主義新文化的頂層設計。在中國，如果有頂層設計的文化引導，發展情形會很不一樣。現在，各地的發展多少帶有自發性。二是缺乏民族力量整合的體系。中國960萬平方公里土地，2000多個市和縣，缺乏讓人能夠感覺到的構成力量整合的體系。這種整合體系的前提是保護個性，但是如何相互配合，需要一個整合體系的建構。三是缺乏整個民族文化公認的標記和符號。當今世界，幾乎所有國家都有一個全民族共同認可的標記或符號。在當今中國，在我們構建優秀傳統文化和時代精神相結合形成新時期社會主義新文化的時候，在國家層面，有塑造整個民族公認的標記和符號的需要。因此，我今年4月20日在新鄭黃帝文化國際論壇的發言中，主要談了這樣幾個問題：
一、拜祭黃帝上升為國家祭祀的必要性。第一，形成整個中華民族巨大凝聚力和顯示中華民族民族性的需要。第二，祭祀的很多標記性符號都是物和神，例如十字架、麥加、耶路撒冷，而中華民族的特點，即我們的人文始祖黃帝是人不是神。第三，通過國家拜祭，體現時代創造力和時代精神，不是簡單克隆復制古代，不是要回到過去。
二、拜祭黃帝上升為國家祭祀的可能性。拜祖大典上升為國家主辦能不能被接受，我認為有可能性。第一，不管是帝制時代，還是共和時代，還是社會主義時代，拜祭黃帝沒有終止過，拜祭黃帝有延續不斷的歷史傳統。第二，遇到了一個全國都在思考中華文化今后如何建設發展的時機。第三，經過多年的堅持，特別是近十年，黃帝故里拜祖大典已經形成了由河南省和國臺辦、全國臺聯、中國僑聯、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等攜手共辦的組織格局，已經具備了代表海內外華人的廣泛群眾基礎和舉辦大典的良好組織架構基礎。第四，世界各國都有一種國家級信仰的儀式。即便是美國這個有多元民族、多元信仰的國家，在總統宣誓就職時也要舉行面對《圣經》的宣誓儀式。
三、如何拜祭。要處理好和陜西黃帝陵、湖北隨州炎帝故里拜祭的關系。我提出一個粗線條的梳理。第一，歷代對黃帝對先祖是“拜廟不拜陵”。特別是進入周代以后，先祖拜祭都是在宗廟中進行，這就解決了新鄭黃帝故里拜祖和陜西黃陵拜祭的關系。因此我建議，黃帝拜祭既要有國家的公祭，也可以有地方的公祭，還要允許有私祭，例如旅外華僑可以在家舉行家族祭祀等等。第二，為了把拜祭黃帝上升為國祭，我提出了3個國家級拜祭。一是拜祭黃帝，二是拜祭孔子，三是拜祭先烈。現在黨和國家領導人每年“十一”到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去拜祭，當年我曾提出過建議。拜祭先烈雖然是政治拜祭，但是也是國拜國祭。第三，和隨州炎帝故里要協調，處理好關系。炎黃二帝炎帝在前，文獻上記載也是先說炎帝后說黃帝，只拜祭黃帝不拜祭炎帝也是個缺憾。
現在的確到了國家做中華民族文化振興頂層設計的時候了，也到了出臺相關政策，對不同地區、不同領域各種文化如何攜手共進、彼此支持，也就是整合各種體系的時候了，也到了中華民族需要有標記和符號的時候了。黃帝故里景區正在做規劃，“黃帝故里景區”的“景”字最好改為“園”字，“景區”容易讓人想到是賣票、掙錢的地方，其實這里主要是傳播黃帝文化，讓人受感染，激發民族情感的地方。把黃帝故里拜祖大典升格為國家層面舉辦的建議由專家學者研討后提出來比較好，如果大家覺得合適，咱們就共同發出一個聲音。（許嘉璐系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會長）
對黃帝的國家祭典到底應該在哪里？
作者：方光華（2015年9月10日發布于大公報西部商務網-新聞中心-專稿）
許嘉璐先生在2015年9月7日《光明日報》國學版發表《把拜祭黃帝上升為國家級拜祭》文章，提出應該把拜祭黃帝上升為國家級拜祭。這對于提高民族文化自覺未嘗不是一個好的建議，但文章卻說，對黃帝的國家級拜祭只能在河南新鄭黃帝故里，這很令人詫異。
作者是知道陜西有個黃帝陵的，因為他一開始就說要把新鄭黃帝故里拜祖上升為國家祭奠，首先要處理好與陜西黃陵拜祭的關系。這個問題很好解決，因為“歷代對黃帝對先祖是‘拜廟不拜陵'。特別是進入周代以后，先祖拜祭都是在宗廟中進行，這就解決了新鄭黃帝故里拜祖和陜西黃帝陵拜祭的關系”。既然“歷代對黃帝對先祖是‘拜廟不拜陵'”，廟祭比陵祭重要，而陜西黃陵縣只有黃帝的陵寢，沒有黃帝的宗廟，在這里的拜祭就無關緊要了。
遺憾的是，這個主張卻經不起歷史事實的推敲。
首先，歷代對黃帝陵寢真是不祭拜的嗎？傳說的不算，就歷史記載的來看，歷代對黃帝陵寢是祭拜的。《史記》載，漢武帝滅南越，北巡朔方，勒兵十余萬騎，還，祭黃帝冢于橋山。《冊府元龜》記載，唐代宗大歷五年（770年）鄜坊節度使上書說，坊州軒轅黃帝陵應置廟，四時列入祀典，得到中央政府認可。從此以后，對黃帝陵寢的祭拜作為國家祭典，就從未中斷。即使是元代，也不廢對橋山黃帝陵寢三年一次的祭祀。明清兩代，都將陜西黃帝陵寢的拜祭作為國家祭典。清代祀典規定對于先代帝王的陵寢祭祀，春、秋二季仲月致祭。凡皇帝巡游，途經先代帝王陵廟，皆有祭享之禮。《大清會典》對這一祭典的規矩是：“內閣撰擬祭文，工部造香亭罩袱鍛袱等項；戶部備降真香等項；太常寺備制幣；遣內閣宗人府、翰林院、詹事府、六部都察院卿、寺鑾儀衛等衙門滿漢侍郎以下、四品以上堂官，開列職名，由皇帝欽點差往致祭。欽天監選擇祭日，派遣祭祀官之日，禮部太常寺官陳設祭文、香帛于中和殿，恭請皇上陛殿，閱畢遣行。祭品為：牛一、羊一、豕一、登二，籩、豆各十，簠、簋各二，酒燭俱請該地方司府官備辦。”要問的是，如果這樣的祭奠還不是國家祭奠，怎樣的祭奠才算是國家祭奠呢？
其次，對黃帝的廟祭是在河南新鄭嗎？《禮記·曲禮》說：“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御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中國有對于“有功烈于民”的先代帝王舉行崇祀的傳統。秦始皇巡游天下，曾經祭祀前代帝王。他到云夢，望祀虞舜于九嶷山，因為相傳虞舜死后葬于九嶷。他到會稽，會稽有大禹陵墓，于是祭祀大禹。后來歷代帝王出巡，多仿效秦皇祭祀先王。漢代開始為先代帝王維修或營建陵園，分別立祠祭祀。隋代以祭祀先代帝王為常祀。為了解決對歷代帝王祭祀的繁復問題，隋代嘗試在京城設三皇五帝廟祭祀三皇五帝，在先代帝王始創基業的肇跡之地分別建置廟宇，以時祭祀。唐代形成在中央以歷代帝王廟為主、在地方以歷代帝王陵寢為主的對歷代帝王進行國家祭奠的格局。明洪武六年(1373年)，太祖朱元璋始創在京都總立歷代帝王廟。據洪武十年(1377年)南京歷代帝王廟祭禮，當時奉祀的帝王凡五室十七帝。嘉靖九年（1530年），歷代帝王廟由南京遷往北京，北京阜成門內新建歷代帝王廟，祭祀先王三十六帝，擇歷朝名臣能始終保守節義者從祀。清代沿用此廟。康熙認為，“凡為天下主，除亡國暨無道被弒，悉當廟祀”，除了因無道被殺和亡國之君外，所有曾經在位的歷代皇帝，廟中均應為其立牌位。乾隆認為“中華統緒，絕不斷線”，廟中沒有涉及的朝代，也選出皇帝入祀，幾經調整，最后才將祭祀的帝王確定為188位。從明嘉靖十一年至清末的380年間，在歷代帝王廟共舉行過662次祭祀大典。
為什么要在中央設立歷代帝王廟并對其進行祭祀以表達對帝王的禮敬呢？洪武十年(1377年)在南京歷代帝王廟祭禮的祝文云：“昔者奉天明命，相繼為君。代天理物，撫育黔黎，彝倫攸敘，井井繩繩，至今承之。生民多福，思不忘報。特祀以春秋，惟帝英靈來歆來格。尚饗”。顯而易見，在中央設立歷代帝王廟并對挑選出來的帝王及歷朝名臣進行祭祀，就是要表示繼承和光大往圣先賢的道統和治統。
黃帝是中華道統和治統的重要開創者，黃帝的獨特地位在先秦時期就已經為各國諸侯所認知。他們常把自己的始祖溯源于黃帝并加以隆重的祭祀。特別是起自天水一帶的秦國，祭祀四帝，把黃帝搬出來，以表示自己全面繼承了道統，最有資格一統天下。漢代，對黃帝的祭祀還被提高到天地祭典的高度。但盡管如此，歷代帝王逐漸意識到，只有將黃帝納入中央專門設立的帝王廟中與歷代帝王一并加以祭祀，才能完整反映出道統和治統的綿延不絕和源遠流長。歷史文獻中找不到河南新鄭曾經有黃帝宗廟的確切證據。從明到清，只發現中央政府在中央首府帝王廟和陜西黃帝陵對黃帝舉行國家祭奠的記載，沒有發現中央政府到新鄭另外設立一個黃帝廟舉行國家祭奠的做法。
其實，這一點作者也意識到了。文章指出，要把新鄭黃帝故里拜祖上升為國家祭奠，還要處理好與湖北隨州炎帝故里拜祭的關系問題。也就是說，我們號稱炎黃子孫，如果在新鄭黃帝故里的拜祖上升為國家祭奠，那么湖北隨州炎帝故里拜祭是否也要上升為國家祭奠呢？文章還說：“炎黃二帝炎帝在前，文獻上記載也是先說炎帝后說黃帝，只拜祭黃帝不拜祭炎帝也是個缺憾”。其實還有堯、舜、禹、湯、文王、武王、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等等許多缺憾，作者似乎認為這就不必考慮了。
如今，北京的歷代帝王廟作為我國現存唯一的祭祀三皇五帝、歷代帝王和文臣武將的明清皇家廟宇，是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發展進程一脈相承、連綿不斷的歷史見證。按照許先生全面繼承中華道統和治統的一貫主張去推理，應該把它的功能充分發揮才好。可是民國后我們已經停止了對歷代帝王的祭祀，歷代帝王廟遺址改由當時的教育部門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歷代帝王廟由北京市第三女子中學使用，后改名為北京一五九中學。1996年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看來要發揮好它的功能，目前還真有困難。
文章說，我國“缺乏整個民族文化公認的標記和符號。在國家層面，有塑造整個民族公認的標記和符號的需要，有把拜祭黃帝上升為國家祭祀的必要性”。其實這個“整個民族文化公認的標記和符號”早就有了。辛亥革命時期，當時的先進愛國者尋求民族文化的象征，一致認為黃帝就是民族的旗幟。抗日戰爭爆發前夕，1937年4月5日清明節，國共兩黨共祭黃帝陵，宣示共同抗御外侮的堅強決心，毛澤東親自撰寫祭文。新中國成立以后，除1950-1954年、1962-1978年公祭活動有所中斷以外，歷年都有對黃帝陵的祭祀。1994年以來，黃帝陵祭典每年都有國家領導人出席，今天的黃帝陵祭典已經成為當代中華民族最高的祭典。
2015年春節前夕，習近平總書記在陜西視察時指出：“黃帝陵是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作者把中華民族已有的、公認的標識和符號棄之不顧，在新鄭黃帝故里另造一個“整個民族文化公認的標記和符號”，令人失望。（ 方光華系西北大學教授，民建中常委，西安市副市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