偌大中國，什么考察點能讓李克強總理三年連去三次?
答案只有一個：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
準確地說，2013年3月底李克強赴上海考察時，還沒有自貿區。恰恰是那次考察在國內催生了“自由貿易試驗區”這一嶄新事物——半年后，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橫空出世。
2014年9月，李克強二赴上海考察。同樣的地點，但已不再單單是傳統的保稅區，而是“升級”為中國擴大開放的新試驗田——自貿區。當時媒體曾刊出總理冒雨撐傘登高俯瞰的照片，配題為“上海自貿區1歲啦!”。某種意義上，他的確是看著這個“孩子”一天天長大的。
時間又過去一年多。李克強以“旋風三日”出席東亞合作領導人系列會議并訪問馬來西亞，夜航凌晨飛抵蘇州，旋即主持第四次中國-中東歐16國領導人會晤并密集會見多國領導人。即便在如此密不透風的“克強節奏”下，11月25日，李克強邀請中東歐領導人從蘇州乘坐高鐵前往上海后，仍然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再次考察上海自貿區。
這已不僅僅是看重，而是倚重——在總理的棋局中，上海自貿區這步棋，顯然占據著一個相當特殊的位置。
為什么?李克強三年來對自貿區說的三段話，可視為一種解答——
“自貿區要勇于承擔先行先試的職責，當好推進改革的掘進機、擴大開放的破冰船，用更高水平的改革開放釋放經濟發展的潛力。要砍掉束縛發展的荊棘，繼續努力跑出改革開放加速度。”今年11月25日，總理在上海自貿區行政服務中心考察時說。
“成立上海自貿區，是為了探索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探索負面清單管理模式，給市場‘讓’出更大的空間;也是為了探索處理好發展與開放的關系，深化金融改革創新。這里要建成改革高地、創新高地，而不是政策洼地、稅收洼地。”2014年9月，總理再次考察上海自貿區時說。
“30年前，波瀾壯闊的改革首先是由沿海開放的經濟特區帶動的。今天看來，用開放促進新一輪改革，依然有很大的空間和動力，而在這種開放的過程中，改革將釋放巨大的制度紅利。中國走到了這一步，就該選擇一個新的開放試點，上海完全有條件、有基礎試驗這件事。”2013年3月，李克強就任總理后首次赴外地考察時，對上海市主要領導說。
可以清晰地看出，上海自貿區從醞釀到誕生再到進一步推進，始終肩負著不可替代的使命——它堪稱總理施政方略的一枚重要“棋子”，引領著整個經濟棋局之“勢”。
一盤棋局至少要做活兩只眼，這也可對應上海自貿區的兩項關鍵舉措。
一張“清單”的理念
若論上海自貿區的影響，一個最直觀的例子就是，它讓“負面清單”這個原本生僻、專業的詞變得全社會幾乎婦孺皆知，相應的理念也隨之廣為傳播，并被普遍接受。
這是自貿區為轉變政府職能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所探出的一條路。
上海自貿區成立之初，即開展了外商投資管理體制改革，實施“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模式。這枚“棋子”一下出，其結果遠遠超出狹義的投資管理。負面清單很快成為自貿區經濟活動中“法無禁止皆可為”這一理念的形象載體，進而擴展到行政管理體制中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的改革。
2014年開年的首次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決定公開國務院各部門全部行政審批事項清單，除公開的事項外，各部門不得擅自新設行政審批事項，逐步向審批事項“負面清單”管理邁進，并在不久的將來實現審批清單之外事項，均由市場主體依法自行決定。
當年9月李克強總理二赴上海，在自貿區考察時說，負面清單實際上支撐著政府的責任清單，禁止做什么比允許做什么更難。負面清單要更加精細化，而不能像之前那樣大而化之，這增加了政府的責任，要求政府必須加強事中事后監管。所謂“責任清單”，體現的是“法定職責必須為”。相應的還有“權力清單”，即政府部門“法無授權不可為”。
由負面清單引領出的這三張清單，從上海自貿區起步，迅速進入中國的主流語境，顯示了政府施政理念的巨大變革和進步。
11月25日，第三次前往上海考察自貿區時，李克強要求以“三張清單”為突破口：替權力做減法，給責任做加法，為市場做乘法。
一種賬戶的效果
上海自貿區另一創舉，是設立自由貿易賬戶。這可視為自貿區為金融改革創新、實現更高水平對外開放所探出的一條新路。
去年，這種賬戶還只是自貿區內生發出的一株幼苗時，李克強總理即敏銳地將其與自己一直掛念的思考結合起來。考察上海自貿區時，他鼓勵自貿區要積極探索為企業設立本外幣內外互通的自由貿易賬戶。顯然，在他的視野里，這一試點將成為解決融資難、融資貴等“老大難”問題的一個突破口，可以更好地促進金融更好地為實體經濟服務，也倒逼國內金融業改革。
時隔一年多，李克強再次考察上海自貿區，向他匯報的成果是：截至目前自貿區已累計開設自由貿易賬戶近3.9萬個，金融改革帶來的跨境收支已達3.8萬億元，有效降低了企業融資成本。
總理的心情可以想象。他高興地說，自由貿易賬戶改革是更好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重要舉措，目前已取得較成熟經驗，要在有條件的地方適時推廣，進一步探索伸縮有度、放管自如的監管機制。
按照國務院部署，目前上海正在加快建設國際金融中心，自貿區的金融改革創新是國內外關注的焦點。對自由貿易賬戶的認可和鼓勵，及至此次李克強明確表示將“適時推廣”，向外界釋放了強烈的信號：中國金融改革方向不會變、步伐不會停。
一個支點的力量
所謂“探路”，用李克強總理11月25日第三次赴上海再考察自貿區的話說，就是“在上海創造經驗，讓全國都能受惠”。
去年二赴上海考察自貿區時，總理曾說，自貿區范圍有限，改革潛力無限，要使先進理念和成熟經驗在面上可復制、可推廣，帶動全國涌現更多改革開放高地。
觀察人士已經注意到，李克強每次在上海的表態，都帶有強烈的信號意味，預示著后續“大招”即將出臺。去年的考察結束后，年底，自貿區在廣東、天津、福建加以復制，以及上海自貿區擴大范圍、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便提上了議事日程并出臺決定。
今年4月，廣東、天津、福建三個自貿區正式掛牌，上海自貿區也從28平方公里擴大到120平方公里。總理的考察足跡，已遍及全國四個自貿區。
11月25日，李克強要求，要把自貿區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盡快向其他地方特別是中西部地區推廣。比照前年和去年兩次“考察+大招”的路徑，分析和遐想便都可展開——總理的自貿區戰略，與他一直強調的中國經濟最大回旋余地是在中西部，將怎樣結合，產生怎樣的化學反應?
李克強兩年兩提自貿區理念和經驗“可復制、可推廣”，實際上凸顯的是自貿區作為“支點”的力量。
上海自貿區成立之初，外界即有評論：這里或將成為撬動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的支點。當時有分析指出，沒有深圳的開放，哪有80年代的改革?沒有浦東的開放，哪有90年代的改革?李克強總理力推用開放促改革，是“高屋建瓴的戰略部署”。
上海自貿區被用來與30多年前的蛇口作比。最初僅有兩平方公里的蛇口，像是一個小小的支點，撬動了中國持續30年的改革開放和高速發展。正如有人歸納的：“開放最后留下的，不是一片樓、一座城，而是一種體制的力量。”如今，支點轉移到了上海自貿區，不變的是改革開放的勇氣、智慧和使命感。（陳翰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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