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1月16日電（徐曼曼）自去年11月起，中國政經語境中刮起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新風。從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的淡化，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提出，這一變化釋放出的明顯信號是：面對經濟下行的壓力，面對投資、出口、消費“三駕馬車”集體遭遇瓶頸的困境，面對“供需不匹配”的經濟結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已經成為眼下解決中國經濟問題的一劑良藥。
對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習近平總書記已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等多個場合頻頻提及。那么，供給側改革究竟是什么？有哪些重點？下一步我們該怎么做？
為什么要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增量供給不足，存量供給過剩】
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
——2015年11月10日，習近平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強調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詞最早出現在去年11月10日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其實，“供給側”很好理解，就像硬幣的兩面，有需求就有供給，只是長期以來我們在談到宏觀調控時比較側重于需求側，即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而現在，調控的重點將轉向供給側。“供需錯位”已然成為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最大路障。
過去三十多年，我們主要是解決經濟增量問題。而新階段的供給側改革，除了要解決經濟增量問題外，還要先解決累積多年的存量問題，特別是實體經濟產能過剩、房地產高庫存、基礎設施超前超大超量建設、地方政府高債務、銀行不良資產較多等存量問題。存量問題的解決容易引發風險，更具挑戰性，這次的供給側改革必須在化解存量問題中尋找新出路。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指出，“（‘十二五’期間）我們一直實行擴大內需的戰略和政策，但目前經濟還在下行，工業品的價格在持續下跌，企業效益下滑，顯然這些問題已經很難再用需求不足來解釋了。”
供給側改革的提出與本屆政府的諸多政策導向密切相關。“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我們要更加注重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簡政放權、減稅、國企改革等都可以理解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十三五’規劃建議提出的五大發展理念，本質上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問題。”國家統計局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副主任潘建成說。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引領新常態】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適應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是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必然要求。
——2015年12月18日至21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
從現階段看，新常態是中國經濟基本特征。新常態下，過去依靠大規模投資驅動和低成本出口的發展模式難以為繼，拼資源、拼人力已經成為過去時。依靠結構調整、創新驅動、轉型升級成為新常態的不二選擇。供給側改革正是適應新常態的一種有效手段和可行措施。
“進入新常態的中國經濟，面臨一系列新的突出矛盾和問題。表象上是速度問題，根子上看是結構問題。抓住供給側做文章，是中國經濟進入發展新階段的必然選擇。”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說。
前不久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穩定經濟增長，要更加注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
本次會議著重強調“供給側”，從短期看是為了應對當下的嚴峻挑戰，而從長期看，則是追求一個“供需向相匹配”的新經濟結構，注重通過“打好脫貧攻堅戰”“提高企業技術改造投資能力”“培育發展新產業”“加大投資于人的力度”“保障農產品有效供給”等途徑，實現中國經濟保持健康可持續發展的目的。
供給側改革要做什么？
【供給與需求“無縫”對接】
要解決世界經濟深層次問題，單純靠貨幣刺激政策是不夠的，必須下決心在推進經濟結構性改革方面作更大努力，使供給體系更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
——2015年11月18日，習近平在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上的主旨演講
衡量經濟發展有兩把標尺，一個是結構，一個是總量。前者代表的是經濟質量和效率，后者反映的是經濟數量和規模。結構性矛盾是我國當前面臨的最大挑戰。結構性改革是針對結構性問題而實行的改革，往往指的是某種重大關鍵性的改革。結構性改革包含兩層含義：一是在多種矛盾并存的情況下，對“先改什么、后改什么”做出順序性選擇，確保改革平穩有序推進；二是在多重問題交織的情況下，對“怎么改、改什么”進行制度方法的操作性安排。當前結構性改革的主要含義，是從“需求管理”到“供給管理”的重大調整。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2016年及今后一個時期，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會議認為，2016年經濟社會發展特別是結構性改革任務十分繁重，戰略上要堅持穩中求進、把握好節奏和力度，戰術上要抓住關鍵點，主要是抓好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
推進結構性改革的基本路徑是：促進過剩產能有效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降低成本，幫助企業保持競爭優勢；化解房地產庫存，促進房地產業持續發展；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加快形成融資功能完備、基礎制度扎實、市場監管有效、投資者權益得到充分保護的股票市場。
【政策聯動化解過剩產能】
要積極穩妥推進企業優勝劣汰，通過兼并重組、破產清算，實現市場出清。
——2015年12月14日，習近平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
PPI已連續43個月負增長，過剩產能已成為制約中國經濟轉型的一大包袱。產能過剩企業會占據大量資源，使得人力、資金、土地等成本居高不下，制約了新經濟的發展。
產能過剩的實質仍然是產需不匹配。 產能嚴重過剩意味著資源的不當配置，一些行業過多占用資源卻沒有相應的產出，另一些行業則得不到資源，長期來看勢必會降低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和整體效率。
民生證券研究院執行院長管清友稱，去產能是供給側改革的主要抓手，淘汰僵尸企業是具體形式，兼并重組是主要手段。
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的五場“殲滅戰”中，當前最為緊迫的是化解過剩產能。這意味著，經歷了幾年的沉淪之后，鋼鐵、煤炭、有色、水泥為代表的周期性行業將再一次站在政策風口。
國家發改委秘書長、新聞發言人李樸民近日表示，中央對化解產能過剩非常重視，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面，發改委下一步將采取五個方面的措施，盡可能多地兼并重組，少破產清算，注重運用市場機制化解產能嚴重過剩的矛盾，鋼鐵煤炭領域將成為此輪改革的重點。
【對癥下藥優化資源配置】
著力加強結構性改革，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提高投資有效性。
——2015年12月14日，習近平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
“目前我國的供給存在著重復和過剩的情況，下一步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應著眼于提高供給的質量和效益，這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重要意義。”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研究員王軍說。
在楊偉民看來，國內的供給體系特征總體體現為中低端產品過剩、高端產品供給不足，而改革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校正要素配置的扭曲，通過減少無效供給并擴大有效供給，最終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
在這種情況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明年及今后一個時期，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即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劉元春表示，伴隨著經濟結構性改革的推進，官方料將推出系列結構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支持產能過剩行業的重組，并通過行政體制的改革，破除地方政府和一些行業部門對相關企業的過度保護。
【降成本增活力 創新創業“蓄能”】
要加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力度，重點是促進產能過剩有效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降低企業成本，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增加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益，更好滿足人民需要，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
——2016年1月4日至6日，習近平在重慶調研時強調
國家發展改革委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打過一個形象的比喻，“我理解供給側管理的核心問題是，要想讓‘馬兒’跑得好，就要讓‘馬兒’輕裝上陣。”
長期以來，企業稅負過重影響到企業的創新發展活力，各行業也在不斷呼吁減稅降費。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陳東琪說，新一屆政府在總結發揚以往需求側調控經驗的基礎上，更為大膽、更為精準地在供給側做文章。比如說，通過簡政放權，把原來政府掌握的權力放給市場、放給企業，讓市場活起來，讓企業愿意去生產（增加供應）。這種宏觀調控著力激活微觀活力，在減稅、金融改革等方面，努力幫助企業降低成本，這有利于提高企業發展能力，增加有效供給。這種供、求兩側相結合的調控方式，是符合中國當前發展階段的正確選擇。
“創新”在擴大有效供給的眾多措施中成為亮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促使要素從成熟的、老化的供給中，轉移到新形成和正在擴張的供給中。中國的供給側改革需要產業結構進行由“重”到“輕”的轉變，要加大新興產業投資。
創新在中國的路徑和重要性，麥肯錫全球研究所在一份報告中說，中國利用財政資源匹配企業力量扶持科研中心，確定了多個需要重點扶持的行業，如核能、醫療設備和電動汽車，這在推動創新的過程中發揮了決定作用。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指出，“從供給側的分析得出的結論是，我們要應對挑戰，最根本的一條就是增長方式和發展方式要轉軌，要找到新的動力，只有提高所謂索洛余量，即技術進步、效率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優化結構，促進創新，從原來靠投資轉向靠效率提高，或者TFP（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綜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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