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35年前,尼克松撰文寫道:“在這個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使十億最有才華的人民生活在憤怒的孤立狀態之中。”35年后的 今天,一邊是美國副國務卿內格羅蓬特即將訪華談合作,一邊是美國情報高官宣揚“中國威脅 論”,盡管小有波折,中美關系仍然堅定前行。 |
中美“破冰”35年
1967年10月,準備競選美國總統的理查德-尼克松在著名的《外交》雜志上發表《越戰之后的亞洲》一文,文中寫道:“從長遠來看,我們簡直經不起永遠讓中國留在國際大家庭之外,來助長她的狂熱,增進她的仇恨,威脅她的鄰國。在這個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使十億最有才華的人民生活在憤怒的孤立狀態之中。”
三年多后,1972年2月28日,尼克松以美國總統身份結束首次訪華。當天,中美在上海發表首個聯合公報,宣布謀求中美關系正常化。
35年后的今天,一邊是美國副國務卿內格羅蓬特即將訪華談合作,一邊是美國情報高官宣揚“中國威脅論”,盡管小有波折,中美關系仍然堅定前行。
最具戲劇性與震撼力
“我們沒有理由成為敵人,我們哪一方都不企圖取得對方的領土,我們哪一方都不企圖支配對方。”在簽署中美《聯合公報》(又稱《上海公報》)的酒會上,尼克松說。他還引用毛澤東詩詞形容開啟新篇章的美中關系:“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
轉瞬已是35年。“這是20世紀史上最具戲劇性與震撼力的重大外交事件之一。”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沈丁立教授說,“世界上兩個超級現實主義的大國,摒棄意識形態的巨大障礙,為了世界和平攜起手來。”
中美兩國關系走向正常化的方式是非常奇特的。美國還沒有與中國建交,而美國總統親自訪問北京。但尼克松與毛澤東、周恩來等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一起,正是用這種奇特的方式,共同打破中美兩國關系的“堅冰”。中美領導人通過會談發表公報,達成戰略諒解而結束中美對抗局面,使美蘇冷戰對抗的世界格局發生根本變化。
與改革開放同步
35年來,中美關系如同一艘巨輪航行在波濤洶涌的大海上,速度時快時慢,卻始終向前航行。 中美關系也如同走在一條崎嶇不平的山路上,峰回路轉,卻始終向上攀登。
卡特總統執政期間,美國政府接受了中國提出的建交三原則,即在臺灣問題上“斷交、撤軍、廢約”,中美建交的障礙得以排除。在上海公報發表將近七年以后,兩國于1978年12月16日發表建交公報。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同年1月,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訪問美國。他在公開講話中指出:“我們兩國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不同。但是,兩國政府都意識到,兩國人民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要求我們從國際形勢的全局,用長遠的戰略觀點來看待兩國關系。”
中美關系正常化是與中國的改革開放同步啟動的,而中國的改革開放為推動中美關系的發展增添了強大動力。1980年代,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的擴大,中美兩國關系得到較全面的發展。
但中美關系在這一時期也并非風平浪靜。美方向臺售武的舉動引發了中國的堅決斗爭,兩國政府最終于1982年8月17日就分步驟解決美國向臺灣出售武器問題發表聯合公報。美國政府承諾,它向臺灣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數量上將不超過中美建交后近幾年供應的水平,承諾逐步減少售臺武器,并經過一段時間最后解決這一問題。
現實主義主導兩國關系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際局勢發生了自二戰結束以來最大的變化,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美國政府帶頭在西方掀起反華浪潮和制裁中國。中美關系跌入低谷,經歷了兩國建交以來最嚴峻考驗。1992年,美國政府宣布向臺灣出售150架F-16戰斗機,民主黨政府上臺后執行將人權問題和最惠國待遇掛鉤的政策,對中國施壓。但中國沒有放棄原則,而且繼續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市場,吸引著各國目標,當然也包括美國。
“蘇聯的解體似乎把中美合作的基礎也帶走了。共同的敵人消失了,中美之間互為對手的狀態又重新出現。但由現實主義主導的兩國關系,注定會在尋求合作而非對抗中前進。”沈丁立說,“因為中美對抗的代價,無論之于哪一方,都太大。”
高層互訪豐富內涵
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中國國際地位在1990年代初日益提高。 1993年11月和1995年10月,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兩次會晤美國總統克林頓。在中美元首會晤的推動下,兩國關系終于逐步走出低谷,開始向好的方向發展。盡管其間發生過中國使館遭炸和撞機事件,但中美關系仍然向前。
1997、1998年,中美兩國領導人實現成功互訪,為兩國關系發展注入新活力。1999年11月,中美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達成協議。200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對華永久正常貿易關系法案。2001年年底布什總統正式宣布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系地位,消除了困擾兩國關系十多年的一大障礙。
如果說,35年前的中美關系僅僅限于對抗蘇聯威脅而結成的戰略合作伙伴關系,今天的中美關系已遠遠超越了對付共同敵人的范圍,從戰略安全與政治外交擴及到了政治經濟、財政金融、科技文化的全方位合作,從亞洲地區擴展到中亞、中東、非洲、歐洲以至于整個世界。
那糾纏不清的人權問題、動不動就拿來卡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問題,以及用《與臺灣關系法》來向中國施加壓力,已經被貿易赤字、人民幣匯率、能源合作、致力于反恐與解決朝核危機等更為廣泛的合作所取代。從中美關系的內涵與形式來看,也越來越趨于成熟。兩國已經建立了戰略對話的有效機制,華盛頓與北京之間高層交往頻繁密切,能就雙邊與共同關切的廣泛問題進行坦誠交談,達成協議或保持默契。
成為利益相關者
盡管“中國威脅論”在美國朝野仍有相當市場,但是作為美國官方對華政策,強調共同利益與加強相互合作的層面是主要的。現在,白宮與國務院對中國的定性稱謂既非“戰略合作伙伴”也非“戰略競爭關系”,而是中性的“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
2005年9月21日,美國副國務卿佐利克在美國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上就美中關系問題發表題為《從成員到責任:中國向何處去》的演講,首次提出了促使中國成為國際體系中“負責任的、利益相關的參與者(stakeholder)”這一思維。
佐利克提出的概念被看作美國對華外交政策轉向的一個跡象,立即引起美中人士熱議。
如今,雖然佐利克已經辭職,但去年4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訪問美國時,布什本人在致歡迎辭中也親自提到這一概念,這表明佐利克的提法和對中美關系的定位已經獲得布什首肯。而新任美國副國務卿內格羅蓬特剛剛上任,就立即開始中國之行,與中國繼續舉行副外長級戰略對話。
也正是在去年胡錦濤主席成功訪美時,中美雙方就全面推進21世紀中美建設性合作關系達成新的重要共識,確定中美既是利益攸關方又是建設性合作者。這為中美關系的長遠發展指明了方向。
重大國際問題加強合作
中美既尋求當前合作又著眼于未來的防范,但作為合作基礎,都力求不挑戰對方的重大戰略利益。中美兩國的貿易額從1979年建交時的20億美元增長為現在的2000多億美元,不到30年增加了100倍。中國的廉價商品已成為美國保持低度通脹、減少財政赤字與美國家庭開支的重要因素,美國的資金、科技與市場是中國經濟增長、大量勞力就業的重要依托。而且,兩國除了最高領導人之間的交流,其他形式和層次的交流也日益頻繁,已進行了首次戰略經濟對話和三次戰略對話,今年還將舉行第二輪戰略經濟對話和第四輪戰略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