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兩當兵變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在甘肅發動較早、在西北地區產生重大影響的一次武裝斗爭。為了研究兩當兵變在中國革命歷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探討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緬懷先輩的豐功偉績，弘揚革命傳統，傳承保護紅色文化資源，本報理論版連續兩期選登“兩當兵變重要影響和歷史意義學術研討會”部分論文，以饗讀者。
兩當兵變對陜甘紅軍建軍
模式的探索實踐及歷史貢獻
王軍營 許瑞源
1932年4月初，習仲勛、劉林圃等在甘肅兩當縣城，領導發動了著名的兩當兵變，這次武裝兵變在西北革命軍事斗爭史上占有重要的歷史地位。
一、兩當兵變是中國共產黨在西北運用“比較完整的兵運工作”創建中國工農紅軍的一次武裝兵變，是西北共產黨人探索“白色”建軍模式的一次具體實踐。首先，兩當兵變所探索實踐的“白色”建軍模式，是西北第一輪工農武裝起義失敗的背景下實施的。清澗、渭華、旬邑等武裝起義失敗后，在1929年4、5月間召開的中共陜北特委榆林紅石峽會議上，劉志丹提出了著名的“三色建軍”思想：即通過紅色、白色、灰色三種模式創建黨獨立領導下的革命武裝。1930年4月間，陜西省委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向各級黨組織部署了加強兵運工作的任務。其次，兩當兵變所探索實踐的“白色”建軍模式，是西北共產黨人創建陜甘紅軍最實際、最簡捷的建軍方式。1929年下半年開始，陜西省委陸續派一批共產黨員打入國民黨駐陜甘寧軍閥部隊中，取得合法軍職，建立黨的組織，待時機成熟時發動兵變，建立革命武裝。1931秋，陜西省委根據中共臨時中央指示，組織陜甘各級黨組織發動了以“創造新的工農紅軍”為主要目的西北第二輪武裝兵變。此間，劉志丹等對“白色”建軍模式進行了長達三年之久的探索實踐。再次，兩當兵變所探索實踐的“白色”建軍模式，是西北共產黨人創建陜甘紅軍所必須經歷的探索過程，為最終走上“工農武裝割據”的正確道路奠定了基礎。在兩當兵變等西北第二輪革命兵變后，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西北共產黨人，逐步堅定地貫徹毛澤東“工農武裝割據”思想，利用“灰色”武裝改造模式壯大了紅26軍，擴大了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由此得見，西北共產黨人在創建陜甘紅軍的道路上所經歷的從實踐到認識、再實踐到再認識的理論認識跨越，以及所經歷的從失敗到成功、再失敗到再成功的反復探索實踐，正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西北革命軍事斗爭的必然之路。
二、兩當兵變是“一次具有重要的政治、軍事意義”的武裝兵變，部隊兵變即被授予紅軍陜甘游擊隊序列番號，揭開了以“創造新的工農紅軍”為目的的西北第二輪“革命兵變”序幕。第一，兩當兵變是甘、川、陜軍閥在隴南爭奪地盤的軍政混亂時期爆發的，是中國共產黨在隴南地區組織發動的第一次武裝兵變。第二，兩當兵變是由陜西省委領導的一次有組織、有計劃、有目的的武裝兵變，兵變成功后部隊即被授予紅軍陜甘游擊隊序列番號。兩當兵變前，劉志丹、謝子長等開始探索實踐“灰色”武裝改造的建軍模式，并于1932年2月12日領導改編成立了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游擊隊。4月初陜西省委領導的兩當兵變成功后，部隊在太陽寺整編為陜甘紅軍游擊隊第五支隊，成為陜甘地區首支兵變即被授予紅軍陜甘游擊隊序列番號的紅軍武裝。第三，兩當兵變揭開了以“創建新的工農紅軍”為目的的西北第二輪革命兵變序幕，開啟了西北共產黨人對“白色”建軍模式探索實踐。兩當兵變后，陜西省委先后領導發動了靖遠兵變、巉口兵變、蒿店兵變等20多次武裝兵變，這些兵變部隊大多被授予紅軍陜甘游擊隊序列番號。然而由于兵變發動地域與陜甘紅軍主力相隔甚遠，因而部隊轉移途中大都被打散，未能實現與主力匯合的目的，僅有慶陽西華池兵變后建立的紅軍陜甘游擊隊第三大隊獲得成功。盡管如此，西北共產黨人探索實踐“白色”建軍模式，不僅在西北高原播撒下革命的火種，擴大了黨的影響，為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創建準備了條件，而且也為后來中國革命重心北移奠定了基礎。
三、兩當兵變雖然未能實現與劉志丹率領的紅軍陜甘游擊隊主力匯合的原定計劃，但在血與火的考驗中鍛煉和培養了習仲勛等黨的優秀軍政干部。首先，兩當兵變部隊曾一度與紅軍陜甘游擊隊主力形成南北相向的斗爭形勢。兩當兵變前后，劉志丹率紅軍陜甘游擊隊第三支隊曾西進陜西彬縣、永壽一帶活動，而兩當兵變后整編的第五支隊北上途中，在永壽岳御寺陷入土匪武裝包圍被打散。從地理位置上看，兩支紅色武裝處在永壽同一地域的西北——東南相向位置而最終未能匯合，不能不說是歷史的遺憾。其次，兩當兵變前長期艱險的兵運斗爭，極大地磨礪鍛煉了習仲勛等黨的軍政干部。習仲勛從實際出發堅持斗爭，成功地舉行了兵變，初步嶄露出其軍事領導才能。再次，以兩當兵變為起點，習仲勛開始從事軍隊政治工作，并最終成長為人民軍隊高級將領。兩當兵變后，習仲勛到達陜甘邊地區與劉志丹領導的紅軍部隊匯合，遂投入到創建和發展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斗爭中，鍛煉成長為根據地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并主政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此后，習仲勛在西北先后擔任人民軍隊政工領導要職，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和優秀的政治工作者，為中國人民的革命和建設事業做出了杰出貢獻。
(作者系甘肅省軍區政治部副主任、研究員；黨史軍史工作辦公室副團職干事)
兩當兵變的重要歷史影響
李榮珍
兩當兵變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由習仲勛、劉林圃等共產黨人在甘肅隴南兩當縣領導的一次重要軍事行動，是這一時期甘肅系列武裝起義的開端，在西北地區產生了重大影響，在黨領導的軍事武裝斗爭中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
一是極大地震懾了敵人。兩當兵變震懾了陜甘川三省國民黨當局，動搖了國民黨政府在西北的統治基礎，增加了統治者的精神恐慌，得知陜甘游擊隊第五支隊向陜甘邊進發，統治者急忙調兵遣將，圍追堵截，妄圖一舉消滅剛誕生的這支紅軍游擊隊，但紅軍游擊隊一路向北，無懼敵人的“圍剿”，表現出了英勇戰斗的精神。
二是鼓舞了人民的革命斗志。兩當兵變顯示了共產黨領導的軍事武裝的力量，播下了革命的火種。使貧苦人民認識到了要翻身求解放，就必須跟著共產黨走革命的道路，從而為隴南一帶中共組織的誕生和發展奠定了社會基礎。及至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中共組織的力量在這一地區不斷發展，領導隴南人民迎來了解放。
三是兩當兵變顯示了中共組織領導的兵運工作的成功。兩當兵變在積極探索走革命武裝斗爭道路的具體實踐上是成功的，為中共組織在國民黨內部開展兵運工作，改造舊軍隊，創建和擴大革命武裝創造了寶貴的歷史經驗。兩當兵變成功拉出300余人的隊伍，說明中共組織的堅強領導已經成為這支部隊的核心力量，這是兩當兵變得以成功的首要條件。習仲勛等人從實際出發，摸索出一套改造舊軍隊的經驗，例如推薦共產黨員和具有革命思想的士兵擔任連、排職務，吸收一批思想堅定、作戰勇敢的優秀工農分子入黨，壯大黨組織。同時，處理好與當地民眾關系，贏得群眾支持。因此，兵變發生時，士兵們愿意跟共產黨走。習仲勛在總結這段歷史經驗時說：“我們進行了一段比較完整的兵運工作，其方針是比較正確的”。
四是兩當兵變擴大了陜甘邊紅軍隊伍，有力地策應了創建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斗爭。以兩當兵變為開篇，在兩年時間里，陜甘地區連續爆發20多次武裝起義，起義部隊番號多冠以陜甘游擊隊各支隊，如兩當兵變部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游擊隊第五支隊；靖遠起義部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游擊隊第三支隊和第四支隊；平涼蒿店(今屬寧夏固原)兵變部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游擊隊第七支隊等等，同時各支隊的目的地是一致的，都是要到陜甘邊根據地去。由此可見，兵變后組成的各支紅軍游擊隊，是陜甘邊根據地由劉志丹、謝子長等人率領的陜甘紅軍的重要組成部分。兩當兵變是這一時期黨在陜甘地區發動系列武裝起義的旗幟，起著引領、示范的作用。同時，五支隊在劉林圃、習仲勛等人指揮下，轉戰陜甘地區，打亂了國民黨軍隊在西北地區的部署，牽制了敵人的有生力量，減輕了對剛剛創建的陜甘邊寺村塬根據地的壓力，策應了陜甘邊武裝斗爭，對陜甘邊根據地的進一步發展起到了有力的配合作用。兩當兵變為壯大陜甘紅軍，支持陜甘邊根據地的創建作出了重要貢獻。
五是兩當兵變在中國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1928年召開的黨的六大對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作了總結，在武裝起義的要求上是必須經過充分的發動，條件成熟時才能起義。兩當兵變前兵運工作的成功是對黨的六大精神的貫徹和實踐，兩當兵變是具有典型意義的有組織、有計劃的一次軍事行動。當時陜西省委的秘密文件中時時能看到這支部隊中黨組織活動的情況，在陜西省委給中央的報告中，也可以看到這種聯系，尤其是1932年6月中央召開的北方會議上，兩當兵變的過程和總結是作為陜西省委的重要匯報材料出現在會上。兩當兵變從運籌策劃到組織發動，始終堅持黨的正確領導，始終從實際出發，將主動權掌握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保證了兵變成功。習仲勛等兵變領導人對兵變進行過認真總結，其歷史經驗對于指導西北地區兵運工作極具借鑒意義。后取得成功的西華池起義、鐵佛寺起義、橫山起義以及趙壽山部起義等等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過兩當兵變的影響。因此，習仲勛說：“兩當兵暴是一次具有重要的政治、軍事意義的革命暴動。”
六是兩當兵變為黨鍛煉和培養出了一批重要干部。兩當兵變領導人習仲勛，將這段革命生涯作為他歷練和成長的重要開端，多次提到兩當兵變。他說：“那時沒有最大的犧牲精神，是不能夠在國民黨軍隊中做兵運工作的。”在兵運工作中，習仲勛等共產黨人在危險環境中以無比堅定的革命信念，積極勇敢地投入戰斗，并很快展現出卓越的政治遠見和杰出的指揮才能。距兵變發生一年后，習仲勛成為陜甘邊特委軍委主席，兩年后，他成為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解放后，他又成為黨和國家重要領導人之一，為黨和人民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李特生后來參與組織了平涼蒿店兵變，李秉榮后任紅26軍第2團步兵連指導員。許天杰、呂劍人在黨的營救下出獄后，繼續為黨的事業貢獻力量。許天杰解放后任臨潼縣政協副主席，呂劍人曾任中共陜西省委書記，左文輝解放后曾任青海省民政廳副廳長、陜西省視察專員等職務。以習仲勛等為代表的兩當兵變的領導者和參加者，表現出的忠誠于革命，敢于斗爭，百折不撓，團結戰斗的拼搏精神，給我們后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作者系甘肅省委黨史研究室副巡視員)
兩當兵變中黨的兵運工作
結交進步人士，建立秘密集會據點嚴肅軍紀，改善軍民關系
王曉榮 岳國芳
兩當兵變中黨的兵運工作
1929年至1930年秋，中共陜西省委按照中共中央的兵運工作方針，先后派遣李特生、李秉榮、習仲勛等到地方武裝畢梅軒部王德修支隊開展兵運工作，該支隊番號幾經改編，其防地也由長武縣移駐彬縣，后又輾轉至鳳翔、鳳縣。在此期間，習仲勛等地下黨員根據中央和陜西省委的指示精神，在部隊開展了扎實細致的兵運工作。
發展黨員，成立黨組織
1930年3月，先后打入王德修部的李秉榮、李特生、習仲勛，在長武縣附近的藥王洞召開黨小組會議，根據陜西省委指示，確定了黨員只擔任連以下職務以掌握實權的方針。會后不久，李秉榮辭去少校團副職務，改任三連副連長，習仲勛任二連見習官，李特生任二連文書。至此，黨小組便以二連為中心，秘密發展黨員和建立黨組織，并向王德修支隊滲透。
黨組織是從基層士兵著手，充分利用同學和老鄉關系，慎重物色對象，有計劃地發展黨員。當時，王德修的同學左文輝在王德修引薦下，在部隊當抄寫員，后任警備三旅二團一營三連排長。在此期間，習仲勛經認真考察選中了左文輝，向其灌輸革命思想，最終于1930年9月介紹左文輝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到1931年冬，已發展黨員30多名。不僅如此，黨員隊伍中的多數人在已被改編為警備三旅二團一營的王德修部擔任了連級以下職務，比如，張子敬、呂劍人、高瑞岳、許天潔、左文輝擔任排長；李特生、習仲勛、王清棟擔任特務長；吳彥俊、魏明山、張茂修等多人擔任班長；而劉書林、郭立三、李秉榮、張克勤等則為連級以上干部。1930年4月，經過陜西省委批準建立營黨委，黨委書記先后由李秉榮、李特生、習仲勛擔任。后在該營的三個連中建立起黨支部。
結交進步人士，建立秘密集會據點
黨組織成立以后，便設法與部隊所在地的有關單位聯系，結識有思想政治覺悟的仗義人士。1930年7月，習仲勛結識了長武縣亭口鎮騾馬店店主王子軒，王子軒在習仲勛的教育和啟發下，逐漸提高了政治覺悟，成為同情、支持革命的進步力量，兩人也發展成為“結拜兄弟”。受習仲勛影響，王子軒為掩護黨的兵運工作，曾冒險把自己的騾馬店作為黨組織秘密集會的據點，給予物質資助，在兵變之后還把很多革命戰士接納到騾馬店養傷。
在醞釀兵變階段，黨組織更加注重與地方進步人士接觸以爭取其對革命的支持和同情，建立秘密集會地點。當時任營黨委書記的習仲勛通過該營司務長閻鴻章結識了鳳縣文官模范小學教員劉希賢，由于劉希賢思想進步、同情革命，劉書林、習仲勛等人便與其結為“金蘭兄弟”。之后，黨組織就以劉希賢家作為秘密集會地點，加緊兵變準備工作。
對士兵進行宣傳和動員，加強其階級覺悟和革命信念
在準備兵變過程中，黨組織注重向士兵進行革命宣傳以啟發其階級覺悟。營中士兵大多數都是因遭遇關中災荒投靠軍隊的青年農民，黨組織通過與士兵散步、交往等形式，動員其開展改善日常生活待遇的斗爭。當時營里的士兵生活待遇很差，黨組織鼓動士兵向長官提出“反對克扣拖壓軍餉”、“小費零花要預支”、“增加月餉”、“士兵害病要調養費，退伍士兵要救濟費，要養老金”、“每天要吃飽肚子”等要求，爭取改善生活待遇。同時，他們還通過召開秘密會議、散發傳單等途徑，揭露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的不抵抗政策以激發士兵的愛國熱情；宣傳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傳播中央紅軍反“圍剿”勝利的消息；號召士兵將反對軍官謾罵毒打與反對階級壓迫相結合；動員士兵提出“爭取士兵切身利益”、“槍斃反動官長”、“嘩變響應紅軍”、“擁護共產黨、加入共產黨”等軍事政治口號。通過向士兵開展廣泛的政治和經濟動員，不僅增強了他們的階級覺悟和革命信念，而且為實施兵變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嚴肅軍紀，改善軍民關系
為了把王德修部改造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人民軍隊，黨組織很注重整頓軍紀、建立良好的軍民關系。為此，黨組織特別重申嚴禁官兵侵害老百姓利益，教育士兵不打罵群眾，不搶劫群眾東西。曾有士兵在鳳縣城東農民家抓雞、搜糧、要錢，習仲勛獲悉，立即建議并得到營長王德修的同意，派人抓回這些士兵且對其進行嚴肅批評和處理。號召官兵幫助群眾收種莊稼，維護地方治安，要求官兵尊重少數民族、不侵犯清真寺廟。此外，黨組織還對國民黨其他過往部隊的不良軍紀進行干預。陜西軍閥顧鼎新奉命去漢中與川軍作戰，途中，顧軍無惡不作，鳳縣百姓惶恐不安。鑒于此，黨組織連夜趕寫、張貼“希望顧司令嚴整軍紀”、“顧司令所到之處一掃光”等標語，顧鼎新見后即下令士兵禁止，還派清查隊糾查、處罰違規士兵。這些嚴肅軍紀、改善軍民關系的舉措，使當地群眾避免遭受利益侵害，在一定程度上為黨的兵運工作提供了良好的部隊組織基礎和群眾基礎。
在上述一系列兵運工作的基礎上，習仲勛、劉林圃、李特生等最終于1932年4月2日發動兵變，成功將國民黨軍閥部隊的300余名官兵改編為工農紅軍。
(作者系陜西師范大學政治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陜西師范大學政治經濟學院研究生)
兩當兵變是創建陜甘邊根據地的組成部分
王晉林
1932年4月2日，發生在甘肅的兩當兵變，是在中共陜西省委策劃組織下，在習仲勛等共產黨人的直接領導下有組織、有步驟、有目的進行的一次比較完整的兵運斗爭。兩當兵變是黨在甘肅組織和發動較早的武裝斗爭之一，也是創建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重要組成部分。
兩當兵變是在中共陜西省委積極開展兵運工作，組織革命兵變，建立革命武裝和創建革命根據地時期發生的。從1928年至1931年，陜西省委派出多批共產黨員先后打入陜甘寧各省區國民黨駐軍部隊和地方武裝中開展兵運工作，積極培育革命的軍事力量，先后組織和發動了大大小小數十次武裝起義，但都遭到了失敗。以劉志丹、謝子長等為代表的開展兵運工作的主要領導人，對三年多來武裝兵變和兵運工作失敗的沉痛教訓和斗爭實踐進行了深刻思考，逐漸認識到失敗的原因在于斗爭沒有同農民運動結合起來，沒有與土地革命結合起來，于是他們在開展斗爭中開始尋找新的斗爭途徑，即在開展武裝斗爭中開始與農民運動相結合，創建黨領導下的革命武裝，以創建革命根據地，開展土地革命斗爭。經過艱苦卓絕的斗爭，先后創建了南梁游擊隊、西北反帝同盟軍、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游擊隊。陜甘紅軍游擊隊的成立，第一次在西北地區公開打出中國工農紅軍的旗幟，并根據中共陜西省委的指示，積極開展游擊戰爭，執行創建革命根據地的任務，為創建陜甘邊革命根據地奠定了基礎。
兩當兵變是中共陜西省委組織和領導以發展革命武裝、擴大陜甘紅軍游擊隊和創建革命根據地為目的，而策劃和組織發動的一次武裝兵變。兩當兵變發動之前，陜西省委派軍委成員劉林圃為特派員，來到部隊傳達省委指示和協助與領導兩當兵變。在兵變取得成功后，兵變部隊官兵300余人在縣城北門外集合，劉林圃簡單地作了政治動員，他在講話中明確地說：“我們起義是為了回陜北找劉志丹當紅軍去”，得到了參加兵變官兵的一致贊同。第二天兵變部隊行軍到達兩當太陽寺，正式宣布部隊改編為陜甘紅軍游擊隊第五支隊，許天杰任支隊長，習仲勛任隊委書記，支隊下轄3個連。
按照陜西省委與劉志丹領導的陜甘紅軍會合的計劃，兵變部隊改編后繼續北上。部隊在北上行軍途中屢遭敵軍的阻擊，給養困難，忍饑受餓，備受艱辛，部隊領導層中發生了意見分歧，習仲勛等人堅持正確的意見，即“主張向亭口方向轉移，與陜甘游擊隊取得配合，如果聯系不成就到武宇區去與農民配合活動。”這時劉志丹奉陜西省委的指示，帶隊伍到禮泉、乾縣一帶開展活動，準備接應兵變部隊。而也就在這時，部隊遭到土匪王結子部優勢兵力的襲擊，陜甘紅軍游擊隊第五支隊進行了頑強的抵抗，終因寡不敵眾而被打散，與劉志丹率領的陜甘紅軍游擊隊會師的計劃也未能實現。
盡管兩當兵變最后失敗了，但是兩當兵變鼓舞了西北人民的革命斗志，打擊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播撒了革命火種，為我黨開展兵運工作積累了寶貴的經驗，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配合和支援了創建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斗爭。在甘肅革命斗爭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特別是作為組織和發動兩當兵變的主要領導人習仲勛，在兵變失敗后深刻認識到創建革命根據地對開展武裝斗爭的重要意義，不久受黨組織的派遣，輾轉來到陜甘邊地區，與劉志丹、謝子長等共同開始了創建和發展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斗爭，開始了由領導兵運斗爭的軍事工作，逐漸向創建革命根據地及建設根據地工作的轉變。
兩當兵變失敗的教訓，也使習仲勛進一步明確了在陜甘邊地區開展武裝斗爭的基本道路，這就是武裝斗爭必須和農村的群眾斗爭、土地革命相結合，才能成功地建立陜甘邊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從此開始，創建和發展陜甘邊革命根據地，便成為習仲勛革命生涯中的一個重要時期。在創建和發展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斗爭和工作中，習仲勛表現出非凡的組織能力和天賦，并把這種組織能力和天賦融入到創建和發展革命根據地的工作中，迅速成長為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在以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為代表的陜甘邊黨政軍領導人的正確領導下，經過艱苦卓絕的英勇斗爭，以隴東南梁為中心的陜甘邊革命根據地逐步擴大，發展成幅員為陜甘邊界10余縣的廣大區域，陜甘邊地區工農武裝割據的局面初具規模。1934年11月，陜甘邊區工農兵代表大會在南梁召開，正式成立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經過民主選舉，習仲勛當選為政府主席。習仲勛在主政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期間，制定和實施適應革命根據地建設和發展實際的“十大政策”，迅速推動了根據地政治、經濟、社會、軍事、文化等各項建設事業的發展，使陜甘邊革命根據地進入了一個大繁榮大發展的重要時期。從組織領導兩當兵變走出來的習仲勛，到創建陜甘邊革命根據地并主政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這也就是兩當兵變對創建和發展陜甘邊革命根據地所起到的最重要的作用。
(作者系甘肅省委黨校圖書館館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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