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大佛(上方為169窟)。本版圖片攝影：本報記者郁婕
明代觀音
西秦壁畫
唐代佛龕
炳靈寺古代交通示意圖。
距永靖縣西北35公里的小積石山，千峰競秀，萬壑爭奇，滾滾黃河自西一路奔騰而來，在這里突然轉折，水流湍急，巨浪翻騰，炳靈寺石窟就開鑿在縱貫兩山之間的大寺溝西岸的懸崖峭壁上。
1951年10月，隴上學人、時任西北人民圖書館館長的馮國瑞先生利用到臨夏參加土改工作的機會，跋山涉水，親臨考察，并在查閱了大量文獻檔案資料后，旁征博引，撰寫了《炳靈寺石窟勘察記》一文，先后登載于《甘肅日報》《光明日報》上，引起了新中國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視，拉開了勘察保護這座千年石窟寺的序幕。
1961年3月，炳靈寺石窟入列國務院“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錄。
1963年4月，甘肅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在炳靈寺發現中國佛教石窟寺迄今最早的紀年題記。
2007年，炳靈寺石窟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單位。
169窟內建弘元年墨書題記，比第一次勘察中所發現的北魏宣武帝元昌二年(公元513年)曹子元造窟題記，在時間上，提早了將近一百年……不僅為炳靈寺石窟的開創年代提供了重要證據，同時也為全國其他各大石窟的早期造像與壁畫，在分期斷代方面，提供了一個新的標幟。
2013年9月4日中午時分，一場秋雨讓炳靈寺石窟前的水流比平日里急了幾分，渾濁的黃河水拍打著岸邊的堤壩，不遠處的寺院傳來鐘聲，在狹長的山谷中激起回響，愈發襯托出這座千年石窟的幽靜。多雨時節，游人稀少，我們得以放慢腳步，穿行在這綿延1600多年的石窟長廊中，用心體會佛教藝術給人帶來的平和寧靜。
炳靈寺，北魏之前叫唐述窟，唐時稱作靈巖寺，唐宋以后至元明之際隨著藏傳佛教的興起，始有“炳靈”之名。“炳靈寺”，即為藏語十萬彌勒佛州之意。
炳靈寺石窟由下寺、上寺和洞溝三部分組成，現存(比較完整的)窟龕216個，僅下寺就有185個，大部分開鑿于大寺溝西岸南北長350米、高30米的峭壁上，自西秦始，歷經北魏、北周、隋、唐、宋、西夏、元、明、清，各類造像776尊，壁畫約912平方米，石刻題記62處。
炳靈寺文物保護研究所接待辦主任王玲秀介紹說，這是我國佛教藝術延續時間最長的石窟之一，保存有最早期、中期和最晚期的壁畫和石雕，見證了佛教在中國發展興衰的全過程，以及漢傳佛教和藏傳佛教兩種藝術形式的更替繁榮，被譽為中國“石窟百科全書”。
由于大寺溝周邊的崖壁均為白堊紀時期的紅砂巖，炳靈寺的石窟大都是依山而鑿的淺龕，規模不大，窟內或雕佛像，或塑佛塔。我們沿著棧道，依山勢逶迤而上，眼前赫然出現一座大佛，大佛頂部，就是炳靈寺石窟最為著名的169窟，也稱天橋南洞。著名的建弘元年墨書題記就是在這里被發現的。洞窟距地面約40米，依靠寬度僅容一人的木質棧道和懸梯呈之字形連通，望之令人膽寒，我們幾乎是手足并用，才攀爬上去。難以想象，虔誠的古代僧侶是如何每日在這里登高向禪的。
“169窟是炳靈寺規模最大、內容最豐富、時代最早的洞窟。”作為發現者之一，甘肅省石窟研究專家董玉祥用三個“最”界定了169窟在整個炳靈寺石窟中的地位。
時隔整整50年，董玉祥仍能清晰地回憶起當時的情景。
“1963年的4月，甘肅省第一次開展全省文物大調查，勘察的第一站選擇了炳靈寺石窟，由我和岳邦湖等文化局文物工作隊的5名隊員負責。當時還沒有修建劉家峽水庫，我們先從蘭州坐車去臨夏，然后從臨夏再坐車去蓮花城(當時永靖縣的縣城，后修建劉家峽水庫時被水淹沒)，然后順著黃河往上走，到渡口坐羊皮筏子過河，一路顛簸到了炳靈寺。”
“169窟在懸崖的最高處，距地面有60米，現在距地面40米，主要是因為石窟前修建的防護堤壩縮短了大佛底部和懸崖頂端的距離。由于年代久遠，舊時所修棧道早已蹤跡難尋。我們就從當地請來有經驗的工匠，由他們依靠崖壁上殘留的樁眼現搭架子，然后一層一層鋪木板，再搭梯子，我們慢慢往上爬。實在爬不上去的地方，工匠就在我們腰里系上繩子，一點一點往上拽，我們真的是冒著生命危險才爬上了洞窟。”
很快，董玉祥和他的同伴們就發現自己的冒險是值得的，因為，他們發現了歷史。
“這是一個喇叭形狀的天然溶洞，洞窟前面一部分都崩塌了，只有最里面的保存了下來。洞窟里鴿子糞鳥糞堆得像小山一樣，幾乎占滿了洞窟的平面。我們發現洞窟內距現在最近的記載是明代嘉靖年間的一段銘文，由此推斷，我們是這400年來的第一批造訪者。”
“當時窟內僅存佛龕壁畫24個。有的龕內只造一佛，有的則塑一佛二菩薩，這些造像或坐或立，大都體魄雄健，神情冷峻，造型古樸。特別是站立著的佛像，基本上是兩腿略略分開，一只手曲于胸前，另一只手自然下垂后握衣裾，衣質輕薄透體，充分展現出佛衣下飽滿挺拔的軀體線條。這種造像的形制顯然受了古印度雕塑風格的影響，是典型的早期佛像藝術。”
“在洞窟北壁上，我們發現了一方墨書題記遺跡。因風雨剝蝕，鳥類撲抓，字跡模糊不清，但是末尾“建弘元年歲在玄三月廿四日造”幾個字還能辨認得出。建弘，是西秦君主乞伏熾磐的年號，公元412年熾磐遷都罕(今甘肅臨夏市東北)后，在此窟內大舉造佛，“神儀重暉”。從幾處壁畫及造像的疊壓關系來看，這個洞窟開窟造像的年代實際上還要早于420年，建弘元年，僅是此窟的重修和擴建時間。這一發現讓我們激動不已。”
文物工作隊在勘察結束后撰寫的《調查炳靈寺石窟的新收獲》一文中這樣描述了西秦墨書題記的價值，“169窟內建弘元年墨書題記，比第一次勘察中所發現的北魏宣武帝元昌二年(公元513年)曹子元造窟題記，在時間上，提早了將近一百年……不僅為炳靈寺石窟的開創年代提供了重要證據，同時也為全國其他各大石窟的早期造像與壁畫，在分期斷代方面，提供了一個新的標幟。”
在169窟內還有不少西秦壁畫，這些主要以“說法”為主題的壁畫既有西域式的特點，又有漢文化的特征，表現出佛教剛傳入漢地時與中原文化結合的藝術形式。最為珍貴的是，在這里發現了我國現存最早的一幅維摩詰經變圖。
甘肅省石窟研究專家張寶璽認為，炳靈寺石窟的建造，和西秦王朝有密不可分的關系。西秦，是“五胡”“十六國”之一，雖然統治時間僅僅四十七年，但因歷任君主篤信佛法，其境內佛教之盛，并不亞于四周其他政權。特別是乞伏熾磐在位時，當時的名僧圣堅、玄高、玄紹、玄弘及西域大禪師曇摩毗都曾來到西秦，被尊為國師，譯經傳法，促進了中西佛教藝術的交流，炳靈寺石窟也因此成為當地規模較大的佛教中心。
“考之炳靈寺一帶的地理位置，坐落在青藏高原和黃土高原的過渡地帶，亦為我國主要的農耕區域畜牧區的過渡帶，歷史上又是漢族與羌、匈奴、吐谷渾、吐蕃、黨項、廝等民族、部族的雜居交融地帶，且襟山帶河，具有重要的交通和軍事地位。尤為重要的是其地恰處于絲綢之路東段五條主要干線交匯的樞紐之地，該寺與絲綢之路的息息關系由此可見。”
絲綢之路自西安出發，沿渭河西行，過天水(唐稱秦州)、臨洮(狄道)、河州(罕，今臨夏市)，經永靖、炳靈寺，然后取道湟水谷地，繼續西行。史學界稱此條路線為古絲綢之路南線。位居如此要地，炳靈寺，這個始于西秦的佛教中心，伴隨著絲綢之路最為繁榮時代——大唐盛世的到來，也進入其佛教藝術發展的巔峰時代。
在炳靈寺石窟中，創作于唐代的佛龕多達134個，幾乎占下寺窟龕總數的的三分之二以上，超過了歷史上任何一個時代，不僅數量眾多，且制作精美。這個時期的石雕造像，沒有華麗的裝飾和鮮艷的色彩，但線條簡潔，筆法細膩，傳神地表達了內在蓬勃的生命力，展現出炳靈寺石窟獨特的雕刻藝術成就。
不僅如此，石窟中大量記錄唐蕃關系的石刻題記及吐蕃文、回鶻文、西夏文題記等，更為后人研究發生在這里的政權爭奪和文化交融提供了詳細的歷史資料。
“……石山之靈巖寺，……有萬轉，綠障百重，樹隱天空，……秀風榮茂，瓊竹與碧萊云南飛，陸鶩義而鷹仁，……禪院，山慶裕宛開摩羯之國，……金神煙自像羅漢……”這段刻于炳靈寺64龕上方的文字，由時任刑部侍郎的張楚金撰寫于唐高宗儀鳳三年(公元678年)十月，形象地描述了炳靈寺石窟山水幽雅、佛教興盛的情景。同時，這篇文章，亦提到了一場重要的戰事。雖然年代久遠，風化剝蝕，但是文章起首依稀可辨的“三日大軍”等字樣，使閻文儒先生考證出這樣一個結論，張楚金的這篇文章應該記載了唐朝和吐蕃之間著名的青海大戰。
彼時的吐蕃，已經兵強馬壯，屢屢進犯唐朝疆土，攻城略地，強搶財物，成為大唐王朝的心腹大患。雖然在貞觀十五年(公元641年)，文成公主下嫁松贊干布后，唐與吐蕃之間的緊張局勢有所緩解，然而唐高宗李治即位后，雙方戰事又起。
吐蕃王朝的崛起和強大，使以往冷冷清清的唐蕃古道也興盛起來，炳靈寺，因其處于絲綢之路和唐蕃古道的交匯之處，被推到了戰爭的前沿地帶。
西北師范大學教授、敦煌學研究所所長李并成先生在其《炳靈寺若干重要史事鉤沉》一文中提出了這樣的觀點，“考之炳靈寺一帶的地理位置，坐落在青藏高原和黃土高原的過渡地帶，亦為我國主要的農耕區域畜牧區的過渡帶，歷史上又是漢族與羌、匈奴、吐谷渾、吐蕃、黨項、廝等民族、部族的雜居交融地帶，且襟山帶河，具有重要的交通和軍事地位。尤為重要的是，其地恰處于絲綢之路東段五條主要干線交匯的樞紐之地，該寺與絲綢之路的息息關系由此可見。”
李并成先生所指五條干線中的唐蕃古道，即指由炳靈寺附近渡黃河，取道湟水谷地，經樂都、西寧等地，翻越日月山，最后至拉薩。張楚金文章中所提到的戰事就發生在這條線上。
儀鳳三年(公元678年)，唐高宗任命中書令李敬玄為洮河行道行軍大總管，與工部尚書劉審禮統兵十八萬進攻吐蕃。是年七月，雙方在龍支(今青海樂都南)拉開了青海之戰的大幕。沒有統軍經驗的李敬玄指揮失誤，導致唐軍大敗，劉審禮被俘。
史學界認為，李敬玄是從洮河率大軍進入青海的，炳靈寺附近的河橋是唐軍的必經之地，正因如此，張楚金才有機會在炳靈寺刻石記事。遺憾的是唐軍戰敗，張楚金將筆墨傾注在了炳靈寺的風光描寫上，對戰事則一筆帶過。
唐開元十九年(公元731年)三月的一天，炳靈寺石窟旁的官道上馬蹄陣陣，車輪轔轔，御史大夫崔琳率領的和蕃使團一行70多人，在入藏途中，專程來到炳靈寺禮佛。
開元是唐朝盛世，國力日強，吐蕃雖屢有進犯，均被大唐帝國的軍隊擊退。被打怕了的吐蕃頻頻書信求和，此時，已遠嫁吐蕃的唐朝另一位公主金城公主也派出使臣到長安進獻貢品，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唐玄宗派崔琳出使吐蕃，以示修好。使者的頻繁溝通顯然卓有成效。當年9月，雙方先在文成公主入藏時經過的赤嶺(今青海日月山)設立集市，互通貿易。開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大唐和吐蕃在赤嶺建碑，劃定了雙方邊境分界線。
崔琳在炳靈寺禮佛期間，副使“繕部郎中”魏季隨撰文《靈巖寺記》，描述了出使的原因及炳靈寺的盛況，刻在炳靈寺148和147窟之間窟外崖壁上。之后使團沿唐蕃古道路向西而去。同一年，涼州觀察使薄承祧在炳靈寺建成了高27米的彌勒大佛。從此，大佛成為炳靈寺石窟的標志，接受著南來北往佛教信徒的朝拜。
作為創建在絲綢之路自中原地區進入河西走廊、連接青藏高原重要節點的最早佛寺石窟，從2006年絲綢之路跨國聯合申遺工作啟動，到2012年國家調整申遺工作策略和思路，我省的申遺備選點從13處減為11處，最終國家文物局確定5處，雖然過程曲折復雜，但是炳靈寺石窟始終沒有出局。
2013年9月24日，剛剛通過國家文物局專家組“申遺”驗收的炳靈寺大佛，迎來了絡繹不絕的游客。正午的陽光照射過來，大佛的面容寧靜祥和，不遠處山門外的棧道上，一個虔誠的信徒正一步一長跪，向它朝拜而來。
這是它一生中最大規模的修繕，從公元731年修建，歷經宋、元、明、清，1000多年漫長歲月，雖有大大小小若干次修繕，怎奈風雨侵蝕，戰火燹離，佛前的七重樓閣早已蕩然無存，大佛也風化嚴重，殘破不堪。
2011年6月，作為我省“十二五”期間重點文物保護工程之一、也是炳靈寺石窟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準備工作之一的171龕唐代大佛保護維修工程啟動。國家文物局投資150萬元人民幣，由敦煌研究院設計施工，對大佛面部、手部、腳部等進行考古修復。2013年9月，工程順利完工。
對大佛的保護修繕僅僅是炳靈寺石窟文物保護研究所為“申遺”所做的諸多工作之一。炳靈寺石窟研究所所長石勁松告訴記者，作為創建在絲綢之路自中原地區進入河西走廊、連接青藏高原重要節點的最早佛寺石窟，從2006年絲綢之路跨國聯合申遺工作啟動，到2012年國家調整申遺工作策略和思路，我省的申遺備選點從13處減為11處，最終國家文物局確定5處，雖然過程曲折復雜，但是炳靈寺石窟始終沒有出局。
7年申遺路，石勁松和他的同伴們付出了艱辛的勞動。
文物保護方面，所里先后完成了《炳靈寺石窟文物保護規劃》《炳靈寺石窟文物管理規劃》，并依據《規劃》對石窟所依托的山體進行了加固和滲水治理，給每一個窟龕安裝了門窗、驅鳥、防蟲、除濕等配套設施，避免外界因素對文物的影響。同時加固了塑像、壁畫，解決了佛像酥堿、風化等病害現象，保障了石窟安全。根據申遺要求，編制了《炳靈寺石窟申遺文本》，并據此布置了《炳靈寺石窟申遺專題展覽》。對石窟進行了航拍測繪，建立了文物電子檔案，在窟龕內安裝了溫度、濕度測量儀器及二氧化碳檢測儀器，實時監測文物的狀態。
環境整治方面，清理了大寺溝內淤積的泥沙，拆除了辦公樓頂的仿古建筑和景區門前的公園，補種了野丁香、刺槐等與遺產地周圍環境相一致的花草樹木，遺產地區域內現代化材質的臺階、地板、欄桿全部更換為仿紅砂巖質的石板，補齊了有些窟龕缺失的標識牌，修建了符合申遺標準的廁所。
大佛修復工程的完工，意味著作為絲綢之路聯合申遺項目之一的炳靈寺石窟保護準備工作已經完成，然而石勁松的心里并不輕松。世界文化遺產有著嚴格的審批標準，炳靈寺石窟本身的獨特價值雖早已被認同，但它是否與周邊環境協調，對它的保護管理是否細致規范，仍需通過一個個細節來考量。
10月份，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遺專家將赴炳靈寺石窟現場考評。
炳靈寺石窟，在做最后的沖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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