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陽鎮
雷達

(新陽鎮全景)

(新陽鎮裴家峽村)

(鳳凰山)

(百年老校——新陽小學<現為溫集初中>)
或許,從出生那一刻起,我就注定了與天水、蘭州兩地無法分割。我的母親袓上是臨夏人,實為蘭州人,父親卻是天水人。我本人生于天水,一歲大點被父母帶回蘭州;從那時起直到1965年,一直在蘭州,卻不時往返于蘭州和天水兩地。
在外人看來,天水和蘭州不都在甘肅嗎,能有多大區別呢。其實,他們哪里知道,甘肅這塊地方很怪,幅員遼闊,民族雜多,地貌錯綜,文化斑斕,是個至今也沒有得到真正廣泛認可的神秘的文化大省。它在地圖上呈長條狀,有人說像一只啞鈴,有人說像一只馬靴,有人說像一條飛龍,它廣大到41萬平方公里,從蘭州坐飛機到北京的距離,與在本省從蘭州飛到敦煌的距離竟相差無幾;至于各處文化的錯雜更是難以盡述。所以,天水與蘭州兩地,文化的異質并不奇怪,無論就口音,習俗,歷史,風氣,藝術,性格傾向,精神氣質而言,都有莫大的差別。我從小穿行于兩種文化之中。天水給了我一個廣大的精神空間。
我的家鄉新陽鎮就很值得一說。它距天水縣城約六十華里,是渭河上游的幾大古鎮、名鎮之一。我小時候它叫“沿河城”,卻并不見城墻,不知何以以城名之,現在的人早不知“沿河城”為何物了。南面壁立著鳳凰山,似屏障,頗雄壯,也叫邽山,據說古時屬上邽縣管轄。我發現,天水農村的風俗情調與《白鹿原》或高建群《大平原》里的關中農村極為相近。原來,一切皆緣于一條偉大的河流——渭河。渭河發源于甘肅渭源的鳥鼠山,向東流過甘肅東部,到陜西的寶雞出大散關,流過經無數歲月形成的八百里秦川,最后在潼關入了黃河,全長近900公里,乃黃河最大的支流。記得錢穆先生曾說,所謂農耕文明往往誕生于河谷地帶或沖積平原。細審之,渭河流域農耕文化成熟之早,其發達絢爛程度,應在黃河與長江文化之上。新石器時代早期的大地灣文化,半坡文化,何能離得開浩浩渭水呢。
渭河從甘谷西端流進了新陽鎮。它從胡家大灣和裴家峽的中間沖出來,繞過四嘴山腳,擰了一道大彎,硬是沖積出一片肥沃的河谷盆地新陽川;河水從谷地中間穿過,呈肘彎型,將鎮子劈為西南和東北兩半。再往東去,便是有名的卦臺山了,伏羲畫八卦的地方,屬三陽川境,是又一處名鎮。我出生那年,“五四”運動健將,清華大學校長羅家倫曾登上卦臺山,發出過“智緣書契始,一畫破鴻蒙”的贊嘆。
與黃河的雄渾不同,渭河大多數時候顯得比較溫婉,連水鳥也眷顧這片美麗的地方。我小時,從冬到春的河灘上,總有灰頸鶴和白鷺鷥優雅安詳地散著步,它們有長長的頸和細細的腿。少年的我極愛它們,有時大膽貼近到只幾步遠,都伸手可及了,它們卻神態自若,并不驚飛。新陽川既分為西南與東北兩片,集市在南面的溫家集,我們居住在北岸王家莊、趙家莊一帶的人要趕集,要買賣東西,或上天水縣,就非得過渭河不可。秋冬至初春,渭河水瘦,人們就架起草橋,草橋柔軟有彈性,獨輪車滾過時,忽閃忽閃,發出輕輕的呻吟。一到盛夏,渭河會變臉,露出兇相,發大洪水后巨石躺滿河灘,景象很是恐怖。平時雖也有渡船可渡人,但常翻船,淹死人。聰明的村人就想出一法,在河兩岸各栽一大木樁,拴上鐵環,在鋼絲上系一大籮筐,一次可坐四五人,來回拉動,像土造纜車,大大方便了老人婦人和孩子。
在我的記憶里,廣袤的河灘地種的全是高梁,每一株都像紅臉蛋的女孩或英武的漢子,無邊無際,血色深濃,隨風摩挲出嘩啦啦悠遠悶暗的聲響,好像里面藏著無限的秘密。看電影《紅高梁》野合的那片高梁地,心想,比起我老家的,真不算什么。高梁在我家叫“秫秫”,是主食。“秫秫”吃起來酸澀,不好消化,據說因為產量高,鄉人一直在種它,吃它。只有過年時,高梁才有點可親,用高梁釀的“稠酒”很好喝,裝在一粗而高的瓷罐里,下方鑿個嘴兒,形如小孩的“牛牛”,一拔就撒尿似的冒出來。我一覺好玩,二覺好喝,喝起來沒夠,幾次醉倒。我平生喝白酒沒醉過,若說醉,也只醉在這稠酒上。
我至今驚訝于家鄉灌溉系統的巧妙和復雜。它不用人力、畜力、電力,只充分借用水力。先是沿渭河邊開出多條大渠,引入河灘,渠水寬闊,湍急,利用高低落差,每隔一段就現出一座磨坊,河水激濺得大小木輪飛旋,帶動磨坊里各種石磨呼隆隆地轉。小時的我會盯著水磨一動不動,聽水聲喧囂,看浪花猙獰。四歲時,熱衷觀賞水磨的我,終于滑入了水渠;人進入磨道,不但必死,還得血肉橫飛,但我幸運地被人救起了,成為鄉間一佳話。對牲口我也好奇得很,曾鉆到騾子身底下,遭一蹄擦過額頭,血流滿面,后僅留一疤。雷家巷道的老人們只要一提起我,必會津津樂道這些。
我更忘不了老家紡織的風尚。幾乎每家都有一臺土織布機。人坐在高凳上,踩踏機子,一高一低的,手則不停地拋擲著梭子,發出咔嗒-呱嗒-夸嗒的聲音,響遍了巷道的上空,一直響到深夜,甚至雞叫天明。這是故鄉特有的樂章。解放前布是缺貨,洋布尤缺,農民只能穿自制的土布。新陽鎮歷來自產棉花,手工紡織業便興盛,據說一副腳踏織布土機弄好了可養活五口之家。但要把帶籽的棉花織成一匹匹布,得經過“取籽”,再將“生花”變成“熟花”,中間有八、九道工序,難極矣。我家墻頭就掛著一張大弓,彈花用的。織布機對我來說是神秘的,我常想那深深的農家院里,織布的人是誰,什么模樣?后來走親戚才發現,大多是些年輕的小媳婦,見來客人了,她們會走下織機,靦腆地默立一側,她們清澈、憂郁的眸子是我終生難忘的。那也許是渭河流域一種特有的古典的美吧。
在我看來,我的鄉親們是些最有文化的人。這些平日的泥腿子、莊稼漢,扛長活的,一到大年初一早晨,一個個從門楣上刻著“耕讀第”,“詩書傳家”,“仁義孝悌”匾額的院子里走出來,大都換上干凈的長袍,彬彬有禮,表情肅穆,背著手兒,緩緩地魚貫登上四嘴山的家廟,去敬香祈福。我在他們臉上看到了對祖先、對傳統的無比虔誠和敬畏。有些人的發型很怪,前半部腦殼剃得精光,后半部卻蓄滿長發。這是否晚清時代的一種孑遺?康有為,梁啟超似乎就留過這種頭。我一見就想笑又不敢笑。這種發型,在我印象里,直到大躍進時才不見了。新陽人的方言也獨特有趣,把奶奶叫“婆”,把爸爸叫“達達”,把你的叫“牛的”,把我的叫“敖的”,把舅媽叫“妗子”,把最小的叔叔叫“碎爸”,等等。家鄉人除了勤于農耕,就是渴望孩子成為讀書人,尤重視書法字畫;看一個孩子讀書好壞,先看毛筆字寫得如何。外地公干的人一旦返鄉,立刻就會有人手持宣紙登門來求“墨寶”。我毛筆字不行,這成了我多年來怕回老家的潛在原因之一。正因文風之盛,小小的新陽鎮,出了不少人物,例如黃埔一期出身,曾任國民黨甘肅省主席的著名起義將領王治岐,著名文史大家霍松林,資深國畫家郭克,還有近年頗為活躍的著名宗教家,中國道教學會會長任法融————他是鳳凰山席家寨子的,也可算新陽人吧。
登上四嘴山頂,新陽全境盡收眼底。渭水縈繞,山風呼嘯,城墻逶迄,枯草顫抖,天蘭鐵路風塵仆仆地穿山越嶺而來,不由人遙想歷史。人們首先得拜黑爺。黑爺是雷氏宗族的偶像,史載黑爺名叫雷王保,生于西晉隴西郡,后為東晉有名的廉臣,其后裔多落腳于秦州。另一條史述似更切近現代,言六百多年前,1379年即明洪武12年,王家莊尚屬未開墾的處女地,植被茂盛,鳥獸成群,秦州守將雷時清的次子雷彬攜眷屬到此,為最早的拓荒者,他又招來外甥王世清共同墾荒,此地遂起名雷王莊。我查了書,洪武12年正是頒布“大明律”的年頭,朱元璋殘酷的高壓政治達于頂點,雷彬的“避世”無疑是明智的。再后來,修起了四嘴山城堡,并建雷氏宗祠,供奉黑爺。清康熙初城堡擴建為慶壽寺。今天它已是聞名遐邇的大寺觀了。
我摸著垛口堅硬如鐵的老城磚問,這“方孔”何用,鄉人說是防土匪的,能向下發射土槍炮,當年抵擋過“白狼”。誰是白狼抑或白朗,我真不知。老人們說的最多的,是1935年8月9日,紅25軍徐海東程子華部在長征中渡過渭水,駐扎于我王家莊、趙家莊的事跡。據92歲的王純業先生給我的信中說,那天正逢集日,在辦廟會,唱秦腔;因先前墻上多刷“紅軍可怕”“共產共妻”之類標語,大軍忽至,群眾驚得目瞪口呆。但大軍秩序井然,群眾并未驚逃,戲照唱不誤。大軍在河邊磨工們的幫助下安然渡過河。首長給每個磨工贈送了中藥兩丸,說是治感冒和腸胃病有奇效。晚飯部隊入各農家,凡取用百姓瓜菜,面粉,油鹽者,必放置銅元,銀元,紅白糖,茶葉等物補償,超過了市值。那天紅軍獨未進國民黨119軍軍長王治岐的家。程子華與王治岐在黃埔軍校同過宿舍,八十年代兩人在黃埔校友會上見了面。王說,“當年何不進我家院子”,程說,“你家土坯房破破爛爛,戰士不愿進啊”,二人遂拊掌大笑。
1950年冬,解放軍西北野戰軍某部進駐新陽鎮,后又撤出。我當時雖只六歲,記憶清楚。團部設在閻家場,連部就設在我家。解放軍改善伙食愛吃粗糧餃子,用木桶裝,每次總不忘用馬勺給我盛上一碗。但春節之夜卻出了大事:那晚軍民聯歡,院子里吊著汽燈,軍隊演一活報劇,劇情高潮時,“革命者”要用槍“打死”“叛徒”。誰知那天槍里有真子彈,砰的一聲,對方真的被打死了。當時一片混亂。死者被用門板抬向團部急救未果,而開槍者當即被控制起來,就關押在我家的小耳房里,日夜有人看守。第二天,被打死的那位文化教員,裝了棺材,在廣場隆重舉行了追悼會;而那個開槍的人,一周后在山根下被槍斃了,定性為故意殺人。這支部隊的老戰士們,料應記得這一段公案。
對新陽鎮而言,最歡騰的日子莫過于1951至1953年修筑天蘭鐵路了。因“新陽火車站”定位在王家莊,筑路大軍便駐扎在王家莊、趙家莊周圍,全是帳篷與板房。一時,天南海北口音的鐵路員工涌進小鎮,約三千人的大自然村王家莊也騷動起來了,整個村莊像過節般興奮。小販們的數量激增,而打扮入時的姑娘們常常在工棚附近勾肩搭背,嬉笑追逐,深夜不散。當時,開鑿安林山隧道是一場大仗,硬仗,犧牲過多人,終于成功了。“試通車”的那一刻是終生難忘的,男女老幼全跟隨著火車跑啊跑,一個個跑得喘不上氣,有人跑掉了鞋,直追到火車鉆進隧洞。那時,“鐵路上的人”,是穿四個兜兒制服,別鋼筆,戴手表,用多節長手電筒向夜空中掃射的人,令人艷羨。嫁給鐵路工人,也成了農村姑娘改變命運的契機。依我看,天蘭鐵路的修通固然是西部工業化的前奏曲,但在某種意義上也是愛情的勝利。甘谷女子,天水女子,成為鐵路眷屬者最多。
我的心就是這樣隨著記憶之舟滑翔著,起伏著。像這樣的趣事我還能想起不少。小時,在閻家場的戲臺下,因我說的是蘭州話,村里孩子用好奇的眼光看我,齊聲有節奏地喊“蘭州娃”、“蘭州娃”,視我為“怪物”,想接近又不敢,便互相推搡著想擠到我。可我很快學會了天水話,隔閡漸消。我的家族有個不成文的規定,那就是不管其他人回老家否,我是必須要在寒署假回來的。那是當年我婆(奶奶)規定的。因為我哥是啞吧,殘廢人,我成了雷家惟一靠得住的繼承人。老家的生產隊居然同意給了我一份自留地,直到我大學畢業北上,才注銷了。何能如此,我至今不解。不過,比起許多趣事來,最難忘的還是人。單從自然條件來看,或以為新陽鎮很富庶,其實,這是錯覺,這里地少人多,資源有限,僅靠傳統農業維持著,低收入,高消費,以至近幾十年來,人們一直在和貧窮作斗爭。
我們的家,就出了一位頂門立戶的女人,那就是我的大嫂謝巧娣。大嫂娘家是最貧困山區蚰蜒嘴的,為了糊口,她嫁來我家,做了聾啞人的妻子。因我的同父異母大哥雷嗜學是聾啞人,只會老實耕田。大嫂先是做童養媳,經歷雷家老人先后謝世,逐漸成為家庭掌門人。她是六個孩子的母親。為人剛強,潑辣,能吃苦,敢踢敢咬,不畏強勢,護得住家里的那點財產,使一切覬覦者懼怕。
大嫂對我卻愛護備至,她大我二十來歲,對我的感情近乎母愛。大嫂一心想把我這惟一的小叔子徹底“天水化”。我少年時候,她就想著給我包辦婚姻,每到寒署假,強拉我去“相親”,我眼睛近視,根本沒看清什么,敷衍而已。所以總是失敗。嫂子似乎不明白,我是只能生活在蘭州的,一切都屬無用。
三年困難時期,我在省城餓得受不了,偷偷跑回新陽鎮,其時滿目荒涼,炊煙斷絕,時見浮腫者臥倒路邊,餓死的人很多;大嫂也餓得面色發綠,脫形了,卻不顧幾個兒女的哭鬧,給我烙了高粱面饃。我看見,為了一家人活命,大嫂在拼命織布,并在山下開荒。那時扒火車,跑陜西,或下武山,用土布去換點糧票或糧食是一條重要的活命之路,但危險,東西常被沒收,遭毒打,被轟下火車。我親眼看到的一幕是:半夜,大嫂一層一層地往自己身上纏土布,纏到最大限度,人呈龐大圓錐體,頭都不能轉側,下蹲更難,然后用衣衫裹好,挪著身子去扒火車。我無法想象,當時是數九寒天,她縱然躲過檢查,該到那里,該怎樣卸下身上的布?她是一個年輕的女人啊。一次在陜西,她用土布和一件舊皮襖換得一些糧票和一小袋面。不料這家人忽然要她留下來當“女人”。嫂子哭著說,我家有啞巴男人和快餓死的兒女呀,陜人卻不放;其人與嫂子在土坑上“相持”了很久,實為一場搏斗,陜人竟不敵。嫂子趁勢扛起面袋奪門而逃,不顧惡狗追咬,連夜扒上運煤的貨車。下車時人烏黑得與煤炭無異,當然也就躲過了檢查。嫂子說,她再也想不起那是陜西的啥站啥地方了。
1966年春天,甘肅農村搞起了極左式“社教”,我家的中農成分忽被“補劃”為富農(77年又平反),平生好強的大嫂可吃苦頭了。這個最窮苦的貧農女兒、童養媳,不得不頂起“富農婆”的帽子。她經常被扭去游街,干苦活累活,半夜也不讓回家。后來才有所松動。我回去過一次。讓我看不懂的卻是,每次游街后,嫂子扔掉繩索木牌,抹去傷痕污漬,趕緊升火做飯,還說說笑笑,像沒事人一樣,與城里牛鬼蛇神的愁苦狀迥然不同。我更看不懂的是,村人并不嫌棄大嫂,每天來家問事者、聊天者、托她介紹婚姻者仍不少。我甚至覺得她這個四類分子威信不低。
大嫂就是這樣一個偉大的女性。她對我無私的愛是我一生難忘的。是的,她只是一個微賤的農婦,但她從不膽小,怕事,忍辱,畏縮,在她的身上有一種永遠打不倒的精神。這就是我特別想說出來的感受。多少年來,每當我遇到逆境,挫折,或自認受了委屈,或無端煩躁時,就會想起新陽鎮,想起大嫂,會慢慢“涼”下來。我也許還會自嘲:什么級別,什么頭銜,什么專家,你不就是大西北來的一個傻小子嗎?
1991年老家來信說,嫂子病重,是肺氣腫;92年冬天,她走了。接到電報時已辦完事了,我沒能也無法回去。她埋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想不到我們之間就樣陰陽兩隔了。其時,她的孩子星散各地。她一走,雷家就完全衰落了。聽說我家的老院變成了空院,蒿草長得比人還高,狐兔出沒,正房塌了,門樓也快倒了。據說現在這樣的空院在老家正復不少。我曾在夢中驚醒過,回想夢中的大嫂,她還是挽著老式發髻,穿一件斜襟的青布褂子,還是一張高顴骨的臉,一雙火辣辣的眼睛在閃亮,抿著倔強的嘴角。
我已很久很久沒有回老家了。聽說河灘地早不種高梁了,也不種小麥,而是清一色的改種杏子、蘋果和葡萄,傳統的農民早就轉型為新式的果農了。其中“紅躍杏”和“花牛蘋果”是名牌,但仍然賣不上好價錢。我最喜歡的水磨坊早消失了,因為它趕不上電動磨面機先進,現代化的糧庫也不需要它。至于老式的手動織布機,只能到博物館去找它們的蹤影了。渭河依然滔滔不息,卻再也沒有草橋,鐵索土纜車,和老渡船了,鋼筯水泥大橋把南北變為坦途。
新陽,新陽,我真的該回去了;可真的回去,我該住在哪里?
寫于2014,2,6,(原載《作家》2014第四期,《新華文摘》2014第13期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