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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特點和歷史地位學術研討會舉行
(2014-9-30 6:52:16)  來源:甘肅日報  打印本頁

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特點和歷史地位學術研討會舉行

王三運何毅亭曲青山劉偉平馮健身等出席 

  甘肅日報慶陽9月28日訊 (記者徐愛龍 白德斌)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特點和歷史地位學術研討會今天在慶陽南梁鎮舉行。會議回顧了陜甘邊革命先輩走過的偉大歷程,深入研討了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主要特點及其在中國革命歷史上的重要地位,深刻剖析了“兩點一存”等重大歷史課題,是不斷把陜甘邊革命根據地開辟、建設和發展革命史研究引向深入的一次重要活動。

    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王三運,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何毅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中共黨史學會會長、中央黨史研究室原主任歐陽淞,中央文獻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陳晉,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求是》雜志社社長李捷,中央文獻研究室原常務副主任金沖及,國防大學副校長畢京京、國防大學教授金一南,以及陜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主任安慶學,甘肅省委黨史研究室主任楊元忠作大會發言,與會者進行深入的研討和交流。

    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中央組織部原部長張全景,蘭州軍區副政委范長秘,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高永中,中國延安干部學院常務副院長陳燕楠,以及來自全國的其他黨史專家學者和研討會入選論文作者代表80余人出席研討會。

    省領導劉偉平、馮健身、歐陽堅、李建華、夏紅民、路志強出席研討會。

    王三運指出, 由陜甘邊和陜北革命根據地發展形成的陜甘革命根據地,之所以會“碩果僅存”,主要有普遍性和特殊性兩大方面的原因。從客觀條件看,主要有“五大普遍原因”,即根據地地勢險要、有利于游擊隊開展活動,根據地處在典型的自給自足封建農業區、有利于紅軍籌糧籌款,周邊革命形勢發展牽制了大量國民黨兵力、有利于減輕根據地的軍事壓力,地方軍閥之間矛盾加劇、有利于黨組織發展和壯大革命力量,黨成立初期和大革命時期在這一地區播下了革命火種、有利于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和發展。全面地、歷史地、唯物地審視為什么會“碩果僅存”,從陜甘邊革命根據地來說,最重要的是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陜甘邊區的革命形勢、階級狀況、基礎條件相結合,走出了一條具有陜甘邊特色的革命道路。從主觀因素看,至少有“九大特殊原因”,特殊原因就是主觀作為;從歷史地位和作用分析,至少為中國革命、黨的建設和毛澤東思想的形成作出了“九大特殊貢獻”。一是堅持和創造性地走出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斗爭路子,既為根據地的生存發展找準了正確方向,也為我們黨探索符合實際的革命道路作出了特殊貢獻。二是堅持和創造性地貫徹了不“左”不右的指導方針,既為根據地的生存發展確立了正確路線,也為我們黨形成實事求是思想路線作出了特殊貢獻。三是堅持和創造性地實施了“三色”“三窟”的軍事策略,既為根據地的生存發展強化了武裝保障,也為我們黨豐富軍事思想作出了特殊貢獻。四是堅持和創造性地構建了“又斗爭又聯合”的統一戰線,既為根據地的生存發展營造了良好環境,也為我們黨發展統一戰線理論作出了特殊貢獻。五是堅持和創造性地開展了“血濃于水”式的群眾工作,既為根據地的生存發展打牢了堅實基礎,也為我們黨完善群眾路線作出了特殊貢獻。六是堅持和創造性地采取了系統管用的執政方略,既為根據地的生存發展構建了政權支撐,也為我們黨探索執政規律作出了特殊貢獻。七是堅持和創造性地運用了軍隊和地方并重的黨建方法,既為根據地的生存發展提供了政治保證,也為我們黨加強政治和組織建設作出了特殊貢獻。八是堅持和創造性地踐行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意志信念,既為根據地的生存發展鑄就了靈魂血脈,也為我們黨培育革命精神作出了特殊貢獻。九是堅持和創造性地弘揚了彰顯共產黨人本色的優良作風,既為根據地的生存發展凝聚了強大力量,也為我們黨“三大作風”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特殊貢獻。陜甘邊革命根據地在中國革命和黨的建設史上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作出了特殊而重大的貢獻。研究陜甘邊革命斗爭史,是一個不斷深入的過程,希望各位專家學者以這次座談會和研討會為契機,進一步加強研究和探索,努力形成更多更有價值的成果。

    何毅亭說,陜甘邊革命根據地是全國革命的新興地,是黨在北方舉行革命武裝斗爭的光輝典范。以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同志為代表的西北共產黨人堅持把黨的武裝革命的決議、毛澤東開創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經驗和西北實際情況緊密結合起來,自覺抵制“左”傾和右傾錯誤干擾,在陜甘地區創建革命根據地并使之不斷發展,意義和影響非常深遠。在陜甘邊根據地創建和發展過程中,他們所展現出的忠貞革命的政治品格、實事求是的思想風范、勇于擔當的革命精神、運籌帷幄的高超智慧,匯成了我們黨寶貴的精神財富,值得每一個共產黨員認真學習。

    歐陽淞說,以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同志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在陜甘根據地的革命實踐中,進行了艱辛探索,積累了許多重要經驗。主要包括:堅持黨的領導,始終維護黨的團結統一;堅持從實際出發,在鞏固中求得生存和發展;堅持貫徹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擴大了根據地建設的同盟軍;堅持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始終與人民群眾血肉相連。我們回顧這段歷史,更加懷念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更加懷念在這片土地上建立卓著功勛的革命先烈,更加熱愛為革命付出巨大犧牲、作出巨大貢獻的老區人民。

    逄先知說,陜甘邊革命根據地之所以能夠“碩果僅存”,除了客觀條件外,主要是因為有一批杰出的領袖人物,形成了堅強的領導核心;在同“左”的錯誤斗爭中,堅持正確的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緊密聯系群眾,贏得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堅定支持;靈活運用黨的統一戰線策略,壯大了革命陣營;加強政權建設,使革命根據地得到了進一步鞏固。

在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特點和歷史地位學術研討會上的講話 
 
王三運 

 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專家,同志們:

    在下午的研討中,各位專家和學者以中國革命的歷史長河為背景,以豐富翔實的革命實踐為依據,緊緊圍繞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主要特點和歷史地位,緊緊圍繞“兩點一存”這個重大歷史課題,從不同的角度和緯度,從不同的層面和側面,作了深入的研討和交流,觀點鮮明、論述深刻、見解獨到,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成果。概括起來講,這次研討會有這樣幾個特點:一是研討的層次高。與會同志的代表性、重要性和權威性說明了這是一次國家一流水平的研討,可以預見這次研討會對于深化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歷史研究,必將起到十分重要的引領和推動作用,必將在陜甘邊革命歷史研究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起到承前啟后的作用。二是研析的問題深。大家以嚴格尊重歷史的態度、對事業高度負責的精神,深入挖掘了陜甘革命根據地“碩果僅存”的深層原因,客觀評價了陜甘革命根據地作為“落腳點”和陜甘寧革命根據地作為“出發點”的重大意義及歷史影響,熱情謳歌了陜甘邊區革命先輩的精神品格,精辟論述了這段革命歷史給后人留下的寶貴財富,在史料的挖掘、觀點的提煉、課題的論證等方面進一步填補了研究空白、豐富了研究成果,體現了理論性和實踐性、歷史性和現實性的有機統一。三是研究的效果好。這次研討會征集的300余篇論文以及10位同志的重要發言,比較系統和全面地回答了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特點和歷史地位,進一步廓清了長期以來的一些模糊認識,還原了歷史本來的面目,梳理了陜甘邊革命根據地在中國革命史和黨的建設發展史上作出的重大貢獻,帶動了社會有關方面對陜甘邊革命歷史的重視研究。可以說,這次研討會達到了預期的效果、取得了重要的階段性成果,必將掀起研究陜甘邊革命史的更大熱潮。

    聽了各位領導、專家和學者的發言,看了征集的有關論文,對我本人也是一次生動的黨史教育和精神洗禮。受大家發言的啟發,我認為認清和定位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特點、歷史地位和作用,一定要放在整個中國革命史和黨的建設發展史上去觀照,一定要結合“兩點一存”這個重大的歷史判斷來把握,一定要從持續深入研究的最新關聯成果中去分析。毛澤東同志說,陜甘“這個地方是落腳點,同時又是出發點”,從總體上講是“中國革命的起承轉合點”,明確了陜甘邊區在中國革命和黨的歷史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習近平同志2009年6月在南梁視察時指出,“陜甘邊革命根據地是‘碩果僅存’的革命根據地,它的歷史地位和作用是什么?為什么是碩果僅存的根據地?為什么會碩果僅存?我們要加強研究”。解答好習總書記提出的這個重大課題,對于我們深入研究陜甘邊革命根據地創建、發展和壯大的歷程,還原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為中國革命作出的歷史性貢獻具有重大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綜合各位領導、專家和學者的觀點,由陜甘邊和陜北革命根據地發展形成的陜甘革命根據地,之所以會“碩果僅存”,主要有普遍性和特殊性兩大方面的原因,這也符合毛澤東同志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一文中論證的主客觀條件。從客觀條件看,主要有“五大普遍原因”,即根據地地勢險要,有利于游擊隊開展活動;根據地處在典型的自給自足的封建農業區域,有利于紅軍籌糧籌款;周邊革命形勢的發展牽制了大量國民黨兵力,有利于減輕根據地的軍事壓力;地方軍閥之間矛盾的加劇,有利于黨組織趁機發展和壯大革命力量;黨成立初期,李大釗同志為首的北方區委派李子洲等同志在陜甘一帶宣傳革命、發展黨員,在1927年大革命時期鄧小平同志在西北軍中培養發展了一批黨員和進步官兵,播下了革命火種,有利于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和發展。全面地、歷史地、唯物地審視為什么會“碩果僅存”,在當時革命根據地生存和發展的普遍性客觀原因之外,從陜甘邊革命根據地來說,最重要的是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陜甘邊區的革命形勢、階級狀況、基礎條件相結合,走出了一條具有陜甘邊特色的革命道路。與會同志已經從歷史地位的評價、革命道路的探索、領導核心的形成、思想路線的實踐、統一戰線的構建、群眾基礎的夯實、戰略戰術的運用、革命力量的壯大、政權建設的支撐、優良作風的保證等多個方面進行了深刻闡述。集中大家的觀點和智慧,我認為陜甘邊革命根據地之所以會“碩果僅存”,除了“五個普遍原因”外,從主觀因素看,至少還有“九大特殊原因”,這里所說的特殊原因就是主觀作為;從歷史地位和作用分析,至少為中國革命、黨的建設和毛澤東思想的形成作出了“九大特殊貢獻”:

    第一,堅持和創造性地走出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斗爭路子,既為根據地的生存發展找準了正確方向,也為我們黨探索符合實際的革命道路作出了特殊貢獻。大革命失敗后,毛澤東同志作出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著名論斷,并提出“工農武裝割據”思想,要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在經歷清澗、渭華、兩當、靖遠等數十次武裝起義失敗的沉痛教訓后,在陜甘邊革命去向何方的關鍵時刻,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同志總結出一條真理,就是“要像毛澤東同志那樣,以井岡山為依托,搞武裝割據,建立根據地,逐步發展擴大游擊區”。這是當時陜甘邊革命領導人在思想認識上的一個很大飛躍。他們以毛澤東紅色政權理論為指導,開展了一系列武裝斗爭,使這一政權理論最早在西北地區得到具體實踐,打開了陜甘邊區革命斗爭的局面,動搖了國民黨反動派在陜甘邊地區的統治。同時,他們緊密結合陜甘邊區的革命斗爭實際,把革命重點放在廣大農村,堅持武裝斗爭、土地革命和根據地建設緊密結合的方針,創造了“梢林”中的馬克思主義,形成了在流動中求生存求發展的根據地創建模式。這些不僅與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大道相通,而且在實踐中發展了黨的工農武裝割據思想,使得革命始終能有站腳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

    第二,堅持和創造性地貫徹了不“左”不右的指導方針,既為根據地的生存發展確立了正確路線,也為我們黨形成實事求是思想路線作出了特殊貢獻。實事求是不僅是我們黨必須始終堅持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領導方法,也是老一輩陜甘共產黨人最為突出的政治品格、陜甘邊革命根據地方針路線的精髓要義。在中國革命艱辛探索的征程中,各根據地曾不同程度地受到錯誤思想傾向特別是“左”傾錯誤的嚴重影響,陜甘邊革命根據地也不例外。以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同志為代表的陜甘邊根據地領導人,始終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堅定不移地按照客觀情況制定政策、處理問題,不盲目依靠上級指示和抽象教條,堅決徹底地抵制各種錯誤思想的干擾,這是由陜甘邊和陜北根據地發展形成的陜甘革命根據地能夠“碩果僅存”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特別是在寺村塬、照金革命根據地先后淪陷和紅26軍主力南下失敗的危急關頭,1933年8月習仲勛等人及時召開陳家坡會議,堅決同“左”傾和右傾錯誤路線作斗爭,在集中行動還是分散活動等重大問題上據理力爭,最后統一了思想、作出了正確的決策。這次會議在陜甘邊黨和紅軍的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為扭轉危難局面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11月召開的包家寨會議,總結了根據地建設和軍事斗爭的經驗教訓,清算了“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影響和嚴重后果,決定創建以南梁為中心的陜甘邊根據地,這是陜甘邊革命斗爭走向勝利的重要轉折點,也標志著陜甘邊黨和紅軍的進一步成熟。毛澤東同志評價說,“這既不是陳獨秀的右傾,也不是后來的‘左’傾,而是不‘左’不右之傾”。這些都充分說明,陜甘邊領導人花了很大代價找到的不“左”不右正確路線,正是我們黨堅持和踐行實事求是思想的生動實踐。

    第三,堅持和創造性地實施了“三色”“三窟”的軍事策略,既為根據地的生存發展強化了武裝保障,也為我們黨豐富軍事思想作出了特殊貢獻。革命武裝的創建和戰略戰術的運用,直接關系到革命的成敗。陜甘邊根據地領導人準確分析敵我力量和社會形勢,創造性地提出了適合自己的斗爭模式,具體有兩大獨創:一個是“三色”建軍方式,“紅色”建軍就是發動工農群眾建立黨獨立領導的人民軍隊,“灰色”建軍就是爭取、教育和改造綠林武裝,“白色”建軍就是派共產黨員深入白區或白軍中開展兵運工作,正是適應了這一地區敵強我弱、游雜武裝多的實際情況,他們才能在比較短的時間內,創建起多支游擊隊伍,并逐步發展為具有正式番號的紅軍隊伍;另一個是“三窟”斗爭方式,探索建立了以南梁為中心、關中和陜北為兩翼的三個彼此依托、相互策應的戰略區,使陜甘邊革命根據地形成重點區域與牽制區域相配合、內線作戰與外線作戰相呼應、主力紅軍與地方游擊隊相結合、游擊隊與群眾武裝相協調的有利態勢,不死守一地,堅持在運動中消滅敵人,打開了局面,保證了反“圍剿”斗爭的勝利。毛澤東同志深為贊賞地說,“陜甘邊根據地用‘狡兔三窟’的辦法,創出局面,這很高明。”在抗戰時期,毛澤東同志將這種策略推廣到創建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斗爭中,并將這種策略用圍棋中的術語“做眼”稱之。這些都說明,陜甘邊革命根據地對黨的軍事理論的豐富和發展,貢獻是巨大的。

    第四,堅持和創造性地構建了“又斗爭又聯合”的統一戰線,既為根據地的生存發展營造了良好環境,也為我們黨發展統一戰線理論作出了特殊貢獻。統一戰線是黨領導人民取得中國革命勝利的重要法寶。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統一戰線工作,在全面貫徹黨的政策的同時,又采取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統一的工作方法,創造出了具有邊區特色的統一戰線實踐經驗。劉志丹同志就說過,“革命要建立統一戰線,敵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們增加一分力量,敵人就減少一分力量”。實際工作中,他們根據不同時期的不同革命任務,有針對性地開展統一戰線工作,有區別地對待廣大農民群眾、國民黨軍隊俘虜、知識分子以及地方民團、土匪和江湖幫會,主動爭取、聯合各個方面的進步力量。特別是高舉抗日救國旗幟,堅決抵制“左”傾關門主義,充分利用大革命時期與國民黨地方軍隊建立的聯系,積極開展對國民黨第17路軍和東北軍的統戰工作,最大限度地爭取中間力量、孤立打擊反動勢力、壯大革命隊伍。習仲勛同志在總結陜甘邊根據地歷史經驗時就說,“陜甘邊的斗爭史,是統一戰線的又斗爭又聯合的歷史”。這些做法,既為陜甘邊區政府的執政和根據地的拓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也為黨的統一戰線理論注入了新的內涵。

    第五,堅持和創造性地開展了“血濃于水”的群眾工作,既為根據地的生存發展打牢了堅實基礎,也為我們黨完善群眾路線作出了特殊貢獻。人民群眾任何時候都是我們的依靠力量,群眾路線任何時候都是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陜甘邊革命根據地是黨的群眾路線的一個重要發源地,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同志都是黨的群眾觀點、群眾路線的偉大開拓者和堅定踐行者。他們出身底層,深刻理解人民大眾處于水深火熱之中的疾苦、迫切需要翻身解放的愿望,始終重視依靠人民群眾的力量來推動和捍衛革命事業。他們重視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最大限度地調動群眾參與革命的熱情,注重把革命工作做在群眾的需求處、做到群眾的心坎上,真正讓群眾把共產黨人當成與自己血脈相連的親人,人民群眾感激地稱紅軍是“救命恩人”。陜甘邊革命根據地把開展游擊戰爭與“三分”、“五抗”相結合,把創建革命武裝與建立紅色政權相結合,相繼組織起農會、貧農團、赤衛隊和游擊隊,建立了工農政權,讓勞苦大眾有了堅實有力的靠山。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也是這些革命家的重要品質。陜甘邊革命領導人很早就注重到群眾中宣傳黨的主張、幫助群眾解決實際困難,這些行為都拉近了黨群關系、促進了軍民團結。毛澤東同志評價,劉志丹同志是“群眾領袖、民族英雄”,謝子長同志是“民族英雄、雖死猶生”,習仲勛同志是“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在共產黨人的感召和黨的為民政策的激勵下,根據地人民群眾的覺悟不斷提高,積極投身革命斗爭,傾力支援紅軍,不惜用鮮血和生命保衛紅色政權和革命成果。1934年5月,在華池南梁閻家洼子,為保住游擊隊活動方向的秘密和紅軍埋藏的槍支彈藥,42名蘇維埃干部和群眾被國民黨反動派殘酷殺害,6人被鍘刀鍘死,其余人員全部被活埋。他們這種寧可被殺頭、也不出賣革命的犧牲精神和悲壯事跡,氣壯山河、可歌可泣,是黨和群眾血濃于水深情的真實寫照。陜甘邊根據地共產黨人與廣大人民群眾之間建立的生死相依的魚水關系,彰顯了群眾路線的巨大威力,成為我們黨牢固堅持群眾觀點、一貫踐行群眾路線的光輝典范。

    第六,堅持和創造性地采取了系統管用的執政方略,既為根據地的生存發展構建了政權支撐,也為我們黨探索執政規律作出了特殊貢獻。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是西北地區第一個管轄十幾個縣級蘇維埃政權的民主政府,在政權建設、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等多個領域,形成了一整套深受廣大軍民、各界人士擁護的運行機制和政策體系。比如在政權建設方面,探索設立了土地、勞動、財政、糧食、肅反、文化、工農監察、婦女8個委員會和政治保衛大隊,已經形成了相對完備的政權組織架構。比如在政策體系方面,根據地參照中央蘇區實施的政策和法律,結合實際頒布了著名的“十大政策”,包括土地、財經糧食、軍事、統一戰線、民政勞資、文化教育、知識分子、肅反、優待俘虜和各種社會政策。這些政策全面系統、務實管用,針對性很強,實施效果好。特別是在發展經濟方面,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開放性和創造性的舉措,比如注重發展工商業,開設集市、保護商販、搞活流通,鼓勵邊區內外開展貿易往來;比如針對當時貨幣混亂的局面,設立了邊區政府銀行,發行蘇區貨幣,便利了群眾的經濟生活,打破了國民黨的經濟封鎖,對根據地經濟的發展和繁榮起到了重要作用。這些特殊的治理方略,為后來陜甘寧特區制定經濟政策提供了重要借鑒,與改革開放之初廣東率先設立經濟特區在理念上也是一脈相承的。1979年4月,鄧小平同志在聽取時任廣東省委主要領導習仲勛同志的工作匯報時,同意廣東劃出一塊地方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并且說“就叫特區,陜甘寧開始就叫特區嘛!”現在看來,在那樣艱苦險惡的斗爭環境下,邊區政府能制定形成如此完整系統管用的體制和政策,充滿了執政的智慧和藝術,確實難能可貴。其構建的執政框架、采取的施政辦法、出臺的各項政策,無論對我們黨在革命時期局部執政還是新中國成立后在全國范圍執政,都是極為寶貴的經驗和借鑒。 

    第七,堅持和創造性地運用了軍隊和地方并重的黨建方法,既為根據地的生存發展提供了政治保證,也為我們黨加強政治和組織建設作出了特殊貢獻。革命是成功還是失敗,關鍵在黨,關鍵在人。陜甘邊根據地始終高度重視黨的領導,產生了一批杰出的共產黨人,形成了以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同志為主的堅強領導集體,并且按照古田會議決議精神,把黨的支部建在了連上,健全了各層級的黨組織,確保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中共陜甘邊區特委還專門制定《關于目前的政治形勢與陜甘邊區黨的任務的決議》,進一步加強了陜甘邊根據地黨的組織建設,所建立的鄉村基層黨組織在擴紅建政等各項工作中發揮了強有力的領導核心作用。陜甘邊根據地高度重視黨員干部隊伍的培養鍛造,專門開辦了軍政干校,由劉志丹、習仲勛同志分別擔任校長和政委并親自編寫教材、親自授課,學校課程設置很正規、教學要求很嚴格、培養成效很顯著,很多學生畢業后成為革命急需的專業技術和管理人才,在部隊和地方上擔任領導職務,同時也向全國培養輸送了一大批黨政軍人才。這些既為黨的方針和決策的落實奠定了堅實基礎,也為革命根據地的發展壯大提供了組織和人才保證,都是我們黨在加強黨的建設方面的重要探索成果。

    第八,堅持和創造性地踐行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意志信念,既為根據地的生存發展鑄就了靈魂血脈,也為我們黨培育革命精神作出了特殊貢獻。對共產主義理想的矢志不渝、孜孜以求,在陜甘邊共產黨人身上展露無遺,這也是他們安身立命、為革命事業不惜流血犧牲的動力源泉。當他們經歷親人被殺害的無比心痛和革命陷入低潮的嚴峻形勢,甚至在負傷彌留之際、面臨扣押殺頭之時,心中所想的仍是未竟的革命事業。在紅26 軍南下失敗的困境中,劉志丹同志堅定地鼓舞士兵說,“革命在一時一地的失敗,算得了什么?失敗了再干呀!”謝子長一家先后有17人投身革命,9人獻出了寶貴生命,他常說“共產黨是殺不絕的”。習仲勛同志在被“肅反”關押期間,有人暗示可以幫他逃跑,他就回答了四個字“為黨盡忠”。正是有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崇高情懷、立黨為公和胸懷大局的高尚品德、隨時為事業而獻身的大無畏革命精神,他們才會有置生死于度外的大義凜然,才能化解一次次危機、經受一次次考驗,“雖九死而猶未悔”地投入革命事業。在腥風血雨的慘烈戰斗中,在艱苦卓絕的兵運工作中,在為民安民的執政實踐中,陜甘邊共產黨人彰顯的堅定意志和崇高品格,集中體現為以“面向群眾、堅守信念、顧全大局、求實開拓”為主要內容的南梁精神。這一精神同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戰精神等一脈相承,是我們黨的寶貴精神財富和豐厚政治資源,成為偉大中國革命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九,堅持和創造性地弘揚了彰顯共產黨人本色的優良作風,既為根據地的生存發展凝聚了強大力量,也為我們黨“三大作風”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特殊貢獻。毛澤東同志指出,陜甘革命根據地“是土地革命時期留下的唯一的一個區域……保留了土地革命時期老區許多好的作風”。在根據地創建和發展過程中,陜甘邊共產黨人始終把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是黨的優良作風的積極實踐者和推動者。在理論聯系實際方面,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他們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把這一作風貫穿到革命道路的選擇、方針路線的確定、戰略戰術的制定、具體政策的實施、政權機構的組建等各個方面,探索出了一條順應中國革命規律、符合陜甘邊區斗爭實際的革命路子,是黨在北方舉行革命武裝斗爭的典范。在密切聯系群眾方面,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他們始終堅持把為了群眾作為進行革命斗爭的根本目的、把人民群眾作為推進革命斗爭的力量源泉,始終相信群眾、緊緊依靠群眾、廣泛發動群眾,始終和人民群眾同甘苦、共患難,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無論是進莊入戶與百姓拉家常還是深入到集市查訪民情、聽取民意,無論是作出“不讓老百姓失望”的承諾還是保障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權利,無論是幫助農民耕種秋收還是同群眾共用一個煙鍋抽煙,這些都鮮活地說明了根據地黨群干群之間融為一體的血肉關系。在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方面,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他們始終顧全革命大局,加強團結協作,妥善處理黨內的不同意見,尤其是當打了敗仗的時候,都能勇于自我批評,主動承擔責任,絕不諉過于人。大革命失敗以后,陜甘邊區先后發動了70多次兵暴,但都失敗了,領導層并沒有相互推卸責任,更沒有自暴自棄,而是冷靜分析原因,客觀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劉志丹就說過,“我也常犯錯誤,領導渭華起義失敗就是大錯誤。雖說那時黨還處于幼稚時期,但從個人來說,還是年輕氣盛、感情沖動,而不能理性思維,空想就會走到‘左’的方向。要避免錯誤就要講民主,善于聽取大家的意見。”除了這“三大作風”,陜甘邊革命根據地共產黨人的優良作風,還表現在政治胸懷上,堅持五湖四海、團結包容,不搞宗派、不搞小團體,個人無論職務升降、無論順境逆境都始終以大局為重,如劉志丹、謝子長同志幾次被錯誤撤職、甚至被迫離開部隊,但始終如一地為黨工作,習仲勛同志也被毛澤東同志評價為“黨的利益在第一位”;表現在艱苦奮斗上,從不講特權,從不講享受,從來都是和普通戰士一樣住窩棚、吃野菜、穿草鞋,有時候甚至比戰士們更苦更艱難;表現在紀律嚴明上,當時就制定了一系列鐵的紀律,如吃穿用嚴格按軍事化管理、“凡一切黨政軍干部,若有貪污十元以上者執行槍斃”等。陜甘邊根據地共產黨人以黨的利益為重、嚴于律己和以身作則的高風亮節,無論是對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的傳承,還是對黨的光輝形象和威信的樹立,都有著重要的影響、示范和引領作用。

    以上這些,是對這次研討會成果的初步梳理,概括得還不一定全面,會后我們將進一步研究、整理、集成大家的智慧和入選的論文成果。總之,陜甘邊革命根據地在中國革命和黨的建設史上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作出了特殊而重大的貢獻。研究陜甘邊革命斗爭史,是一個不斷深入的過程,衷心希望各位專家學者以這次座談會和研討會為契機,進一步加強研究和探索,努力形成更多更有價值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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