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農民工，人們的腦海中就會浮現出一個個滿面灰塵，面容疲憊進城攬活兒的人，是那些挑擔推車沿途販賣農副產品的人，是那些零星上門替城里人賣菜、搞建筑、裝修、做清潔工、做小保姆的人……
他們走進城市里，衣衫破舊，滿眼迷茫。
城市對于他們，是如此的近，又是如此的遠。
但是這些并不為城市人所關注。年初歲末，當我們把探尋的目光再次定格在農民工這個步履沉重的話題上時，已經過去的2005年的特別場景歷歷在目。
欠薪 使他成為殺人犯
王斌余出生于甘谷縣一個小山村，6歲那年死了娘，此后一邊讀書一邊幫家里干活，讀完小學四年級便輟學了。17歲時，帶著改變貧窮生活的美好憧憬，王斌余隨村里人外出打工，在甘肅、寧夏等地多處輾轉，蹬過三輪車，也干過建筑小工。
在天水某建筑工地上干活時，王斌余在架子上打鋼筋時，掉進了7米多深的井里，稀泥巴差點把他淹死，拉上來后大病一場，但老板只給他幾片感冒藥便了事。
從2003年8月起，王斌余一直隨河南的包工頭在寧夏石嘴山惠農區干活，2005年4月，王斌余感覺心力交瘁，加上父親幫村民蓋房子被木頭壓斷了腿，急需用錢動手術，便提出不干了，但包工頭一直拖著不給結算，在討要工錢無果的情況之下王連殺死4人，重傷1人，成了殺人犯。
王斌余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說：“我也沒有多少時間了。我爸說了，很支持記者的采訪，你們采訪我，文章發出來，可以讓更多的人關注我們農民工。領導到下面來，只看表面大喊好著呢，我們民工在橋上施工，一不小心就摔死了，你知道修大橋多少民工死了？我知道有保護我們農民工的政策，但下面的仍不執行，我們的權利還是得不到保障；政府的權威哪里去了？”
王斌余殺人的直接起因是討工錢，按理說，欠債還錢，天經地義。更何況是打工的農民工已經付出了自己的勞動，討要的是自己應得的血汗錢。
一個老實巴交的農民，辛辛苦苦干了活，拿不到工錢；討工錢，討到的是辱罵；求助于勞動部門，包工頭對勞動部門的調解陽奉陰違。
王斌余處在弱者的地位，被逼無奈，怒從心頭起：“為什么我們活著總讓人欺負？！”王斌余的憤怒變成了瘋狂，殺人解恨，走了事情的極端。像王斌余這樣敢于走進城市的農民工，他們都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在記者采訪時，農民工最大的隱痛就是欠薪。他們知道，這座城市不屬于他們，他們只需要用自己的艱辛勞動換取微薄的收入。而這點收入，維系著爸媽的病、弟妹讀書、娶媳修房子、種子、化肥……
“歧視，像刀子扎心一樣難受”
農民在飽受生活艱辛的同時，還要受到無情的心理傷害。王斌余說：“我從不愿意和城里人打交道，因為他們瞧不起我們這些農民工�！�
據報載：2005年在北京、上海一些現代化居住小區里，出現過這樣的文字：
“春節將至，民工回鄉，希望廣大居民提高警惕，加強防盜意識�！�
二十年前，中國農民還被束縛在土地上，城里人與鄉下人還是有相當空間距離的，雖然在長期城鄉二元對立的體制下，城里人看鄉下人的眼光是居高臨下的，但是，還遠未演變到“防盜”這種地步。
如今，大量的農民工涌入城市，空間距離縮小至擦肩而過，但掌握了話語權的一些城里人卻把兩者的心理距離越拉越大，歧視農民工的現象越來越嚴重，甚至出現“妖魔化民工”的趨勢。
在杭州，公廁上告示“民工禁用”；房地產廣告稱“小區安靜，沒有民工騷擾”……
對于農民工們來說，身體上的累和苦，遠比不上城里人歧視帶來的傷害。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民工受到歧視和不公正的對待主要是被人阻攔或盤查，被人嘲笑、作弄或遭白眼、工作得不到賠償、拖欠工資、被人呵斥和謾罵，服務人員對民工的態度差……
歧視民工造成這樣一種怪圈，城市離不開民工，又希望民工不要進入城市的生活圈。一些城里人捂著鼻子從民工身邊繞過去，甚至迫不及待準備像孫悟空一樣劃一個大圈，叫民工們呆在里面別亂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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