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鑒之往事，可以更清楚地了解目前中美談判所面臨的情勢，可以更清楚地理解為什么美國會不顧一切地向中國全面施壓，美國有著固定戰略性任務，而非戰術性的目標。
日前，針對美國加征2000億美元中國商品25%關稅的做法，中國做出反擊。在這種背景下，國內有些人有點慌亂，有意見認為中國準備不足，談判有問題，應該及早妥協。
寄希望于及早妥協，與那些認為中國可以通過奇思妙想的招數戰勝對手一樣，都是缺乏對貿易摩擦的本質理解。
如果我們考察歷史就會發現，中美貿易摩擦具有必然性，無論中國做出何種選擇都很難避免，因為，美國的目的是持續打壓對手，直到解除對其威脅。
美國通過貿易摩擦阻止日本崛起是前車之鑒。二戰之后，在最初的幾年，作為占領者的美國一直避免日本實現再工業化。當朝鮮戰爭爆發以及美蘇冷戰激化后，美國才開始將日本作為前線進行產業復興的支援。但隨著日本變得強大以及冷戰緩和，從1985年開始，美國轉變對日政策，開始抑制日本工業發展。
美日貿易摩擦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在第一階段（1968年-1972年），主要以紡織、鋼鐵等傳統商品為主，美國要求日本對美國的紡織品、鋼鐵等出口進行自主限制。日本被迫同意。
在第二階段（1977-1979年）主要以彩電為主，最終以日本自主限制出口解決。
到了第三階段，即1980年到1990年代中期，貿易摩擦全面爆發。
在這個時代，日本經濟規模開始達到美國GDP的六成左右，而且增長勢頭很猛，有快速超越美國之勢；其次，日本在汽車、半導體、先進機床等高新技術領域和競爭力達到世界先進水平，超過同樣把這些作為支柱產業的美國。
這意味日本有能力挑戰美國的經濟與科技霸權。美國人認為“冷戰結束了，獲勝的卻是日本”，并且日本崛起是以美國衰落為代價，當時美國輿論調查顯示，多數美國人認為日本取代前蘇聯成為美國最大的威脅。因此，美國必須全面打壓和制裁日本。
1980年代，美國反日情緒在學界、媒體界、商界、政界全面蔓延，美國學者羅伯特 安吉拉用“痛擊日本”這個詞來概括這一政治社會現象。日本的汽車、彩電等商品在美國遭到公開毀壞并通過電視直播。1989年，老布什總統在任命希爾斯作為新的美國貿易代表的儀式上，遞給他一根撬棍，希望后者用它打開日本市場的大門。
與此前貿易談判只針對具體商品不同，美國對日本進入全面打壓階段啟動了超級301條款，這個條款規定美國可以單方面判斷交易國貿易、知識產權等政策是否違約，即美國不需要在談判中作出任何讓步，直接給交易國定罪并要求對方接受美國要求。當時，美國人普遍認為“美國不能再等了”，“多邊主義見效太慢”等。這與當前特朗普政府的觀點和行為高度相似。
此階段美國的要求有三：
第一，打擊日本在超級計算機、航天衛星、醫療器械、半導體等高新科技領域的發展，避免全面趕超美國科技優勢；
其次，直接強制日本修改國內經濟政策和方針，服從于美國指導。比如美國要求日本制定公共事業投資計劃，日本做了10年400萬億日元的計劃讓美國審閱，被告知要再加30萬億。
再次，克林頓時期，美國向日本提出三年內，日本必須確保美國汽車、電信、醫療等產業在日本市場占有率達到其在世界市場的占有率水平，強行要求設立“數量指標”，遭到日本拒絕。
中國當前經濟規模也達到了美國的60%左右，并且依然在較快發展，在 科技領域開始轉型升級，這也是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結果。
與此同時，美國出現反華情緒，這與1980年代的日本所遭遇的高度相似。也就是說，在這階段，中國已經被美國視為經濟與科技領域迫在眉睫的威脅。美國既不愿意轉讓高端技術，也不讓你購買，卻一味要求你全面開放市場，根本目的就是不讓你發展壯大。
鑒之往事，則可以更清楚地了解目前中美談判所面臨的情勢，可以更清楚地理解為什么美國會不顧一切地向中國全面施壓，美國有著固定戰略性任務，而非戰術性的目標。
對中國而言，既要對美方這一戰略目標有清楚的認識，也要有自己清楚的戰略定位。就如中方反復聲明的一樣，為了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期待，為了實現高質量的發展，我們一直愿意與美國相向而行，平等協商，談判解決問題的道路是通暢的，對話的大門也是一直敞開的。但是我們不懼怕美國的經濟恐嚇戰略，也有足夠的能力和耐力應對美國的貿易大棒。
事實上，美國的貿易戰并未阻止日本產業崛起，貿易戰殺傷力有限，關鍵是不要在國內政策上犯錯。日本就是對貿易戰做出了錯誤反應，過度刺激內需導致泡沫經濟，從而讓發展陷入停滯。因此，中國不必害怕貿易戰，但需要警惕以刺激內需為名繼續加杠桿，中國還具有被壓制的巨大發展空間，應該通過結構性改革及時釋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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