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吃飽飯的出路
———隴西縣實行“包產到戶”的前前后后
核心提示：31年前，隴西縣首開農村“包產到戶”先河，成為我省乃至全國最早實行“包產到戶”的地區之一，當時這一重大改革受到群眾的熱烈歡迎和社會的普遍關注。31年后的今天，時任隴西縣委書記、縣革委會主任的張自強，為我們回憶了當時那場驚心動魄的偉大變革，為我們揭示了“中國為什么要改革？為什么不改革就只有死路一條？”這一深刻的歷史內涵。現在我們讀這篇回憶文章，頗有啟示和收獲。□張自強口述□張全有整理
1977年4月組織上派我到隴西任縣委書記、縣革委會主任。
當時，隴西80%以上的農民人均每天只有1斤的包谷返銷糧，根本吃不飽肚子。有一次，我察訪和平公社的一個村，看見一個只穿半截褲的中年婦女在院子里勞動，當時我們不便進門，等她進屋后才跟進房內，但她仍然沒有穿上衣服，羞怯地將小孩抱在懷里遮掩。她哭泣著向我們訴說生活很困難。目睹這樣的慘狀，作為縣委書記，怎能不受到良心的責備？當晚，我吩咐公社的同志趕緊做了一套勞動布衣服，派專人送到她家，以便她能外出勞動。
人沒有飯吃，國家給1斤包谷，還能應付，可牲口沒有水喝，實在讓人難過和著急。我親眼看到牲口喝不上水的時候，就不吃草，兩個前蹄子不停地在圈里刨，十分難受。有什么辦法能讓群眾有飯吃有衣穿，成為壓在我身上的千斤重擔！縣委要尋找能叫社員吃飽飯的出路。出路怎么找？縣委一班人齊心協力，擰成一股繩，一件一件地試著干，先干小的，最后干大的，我們一步步干了5件有利于農民群眾吃飽飯的事情。
恢復集市貿易
我老伴和孩子在定西，所以我在縣委灶上吃飯，大師傅反映“買不上菜！”他說，縣上規定10天逢一集，除規定集日外，不允許百姓上市場賣菜，所以，縣上的單位也買不上蔬菜。我想：我們怎么把事情做到了這步田地上！我就和縣委的同志們商量先把賣菜的市場放開。
因情況十分清楚，不需要做什么調查研究。大家沒有反對意見，都說：“我們就等你說話哩，就是看敢放不敢放。”我說：“縣委灶上沒菜吃，群眾更沒菜吃，為啥不敢放。”大家醞釀了一段時間后，放開市場的事情提交縣委常委會討論。縣委當時是這樣認識的：“我們為什么非要把枷鎖套在自己的脖子上，把自己套死，把老百姓套死呢？我們干脆來個大膽，恢復過去的集市貿易。”
縣委常委會很順利通過這一決定后，縣政府用很短的時間起草、下發了一個放開集市貿易的文件。全縣的集貿市場在風平浪靜中恢復了。縣城是隔日逢集，逢雙日為集。我到街上去看，每逢集日，街上到處是賣油餅、蔬菜等日常生活用品的攤點，花樣特別多，大家都說好得很。對于這個決策，當時我沒有想到上面要追究責任，也沒有想到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嫌疑。大概過了一半個月，地區有人問“隴西怎么把集市貿易恢復了？”但沒有組織再行追問，我們也沒有向上報告，這個事情就過了。1981年1月26日，《甘肅日報》對此進行了正面報道。
林權歸還給社員
有一次我到地處一條溝里的昌谷公社(現在撤并到鞏昌鎮)越勝大隊小菜子生產隊下鄉，一進溝，就看到溝里白楊樹長得特別好，直徑足有兩尺粗的樹很多，沿溝大約有上千棵這樣的樹。我好奇地問公社干部：“怎么有這么多樹？如果一戶人家有這么二三十棵樹不是非常好嗎？”隨行的公社干部說：“這里有個老植樹造林模范叫賈興漢，這些樹就是他種的。”我想如果每一戶農民能在地邊、河邊上種上這么百十棵樹，那燒柴問題、經濟問題不是就能解決很多嗎？能不能鼓勵社員干成這件事呢？當時我提出是不是把這些樹權明確一下，就歸賈興漢，讓他管護、補種、使用？并且鼓勵大家醞釀能不能把全縣樹權明確下來，還種樹人對樹林的所有權，做到誰種誰有。隨從下鄉的一些干部異口同聲地說：“如果能將群眾對樹林的所有權確定下來，群眾種樹的積極性肯定會馬上調動起來。”
回到縣上后，我又將林權歸屬問題提交縣委常委會討論。在縣委同意后，我讓縣委農村部測算了一下賈興漢的樹價，記得測算出的價值是兩萬多元。此后，縣上專門召開大會，給賈興漢發了林權證。這一改革在縣上引起大轟動，調動起農民在房前屋后、河灘荒地植樹的積極性，掀起了隴西縣各家各戶私人種樹的高潮。
集體牲口分戶飼養
1978年夏的一天，西部幾個公社遭受了罕見的雹災，冰雹把地壟上的草都打完了，連洋芋蔓子也打沒了，農作物受害十分嚴重。我聽到這一情況，當天下午就趕到德興一帶察看。晚上，我召集干部進行座談。大家說：“人的口糧問題由公家管著，反正有吊命的糧吊著，可這牲口怎么辦呢？”大概有十幾個村干部參加會議，都耷拉著頭，一言不發。沉悶了好長時間后，有位同志說：“張書記，我說一句破壞政策的話，成不成？”我說：“那你就說，咱商量嘛。”他說，“把牲口按勞動力分到戶，勞動力多的一家牽兩頭，少的一戶管一頭，白天由各家各戶的人牽上放牧，晚上統一拴到集體的飼養場。只要人活著，牲口就能活。”這個意見提出之后，會場沒有一個人說話。誰都知道，這是搞單干，是違反政策的。
過了一會兒，我說：“大家討論一下，看這個意見成不成。”非常明白，大家等我表態。我想不管怎么樣，那就是不能讓一頭牲口死掉。我說：“就按剛才的意見辦，大家看成不成。”大家嚯地齊聲說：“能成，好得很。”我說：“如果上頭說這是單干怎么辦？”大家說：“瞞著么。”我想了好一陣子說：“要按剛才的意見辦，必須做到絕對保密，對親戚朋友都不能說，縣上的干部來問也不能說。明天你們就按勞動力把牲口分到各戶，做到責任明確。”大家齊聲答應。
第二天上午，這村子就開會，下午就把牲口分開了。過了三五天，周圍生產隊的老百姓也陸續這樣做了。分戶飼養盡管是個臨時辦法，但在我們的默許下，隴西北部山區各生產隊都逐漸對牲口實行了分戶喂養。
在這過程中，有人向省上反映德興公社破壞集體財產。省委將來信批轉到縣委。來信中說德興公社的一個生產隊把牲口分到戶了，把20間牲口圈全部拆掉了，破壞集體經濟。我一看這信，立即趕到生產隊調查。生產隊長說：“現在還是分戶喂養，不過再沒有在晚上統一拴在集體飼養場上。不然那牲口就得餓死了。”我問：“那牲口圈哩？”生產隊長說：“咱們那牲口圈是用細柳樹棍修的，雨下得快塌了。”說著，他把我領過去。一看，確實就是幾根柳木棍棍和爛泥巴墻。我想什么是集體經濟，幾個柳樹棍棍也算是集體經濟？后來，上面再沒追究這事，就平安過去了。
牲口分戶喂養，我有一次不能忘記的私訪。1978年夏，我到水泉公社走訪時，看到一戶人家養著很健壯的幾頭毛驢，兩頭大的在圈里，兩個小的在院里。那時候，牲口死亡十分嚴重，很少見到小牲口。主人看著我們穿的衣服舊，拄著拐杖，不像是什么干部，就和我們談起了養牲口的事情。我說：“你的牲口怎么喂養的？”他說：“我個人的我操心喂養么，如果交到隊里就沒有了。”我說：“你盡說搞單干的話。”他說：“說個實話，現在的政策，人前邊不敢說。隊里沒人操心，養的牲口是一把骨頭，活著的也是一張皮。分開喂養就是好嘛，你看我養得多好。”他還說：“我這個地方是山區獨戶，沒人來，我把牲口養好，還能積肥種好自留地，多收糧食，挨的餓少一點。”
“挨的餓少一點！”人民多么盼望挨的餓少一點，多么痛心的一句總結話啊！
出來后我們同行的幾位議論，這戶有飯吃，牲口喂養得那么好，周圍環境也好，柳樹長得也旺盛，這么好呀。可我們全縣的情況是什么呢？心里總是盤算著如何把老百姓的生活問題解決好，挨的餓少一點。
1978年秋收后秘密試辦土地包產到戶
如果說1978年秋收后秘密搞的土地包產到戶是從根本上解決農民生活問題的話，那么前面所做的三件事是它的“序曲”。
1978年秋收后的一天上午，碧巖公社的書記袁志茂同志來找我。這個同志是陜西人，工作積極認真，曾經在縣委組織部工作過，1977年12月到碧巖公社任書記。他一進門簡單地問候了兩句之后，就坐下一個勁地吸煙，幾次欲言又止。在我再三催問下，他才似乎下了很大決心說：“碧巖公社有個紅崖灣生產隊，有十幾戶人家，生活特別困難，我實在沒有辦法管理。”我問：“為什么沒有辦法？”他說：“這十幾戶人家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沒給國家繳過1斤糧，年年吃回銷糧，生產隊長不是選的，是家家輪流當，現在已經戶戶當過了，隊里的相當一部分年輕人出外要飯打工，連隊長也沒人當了，生產無法進行。”我說：“那你想怎么辦？”他說：“我有一個辦法，你看成不成。”我問：“什么辦法？”他說：“能讓我回去幫他們包產到戶嗎？”一聽他提出這樣的問題，我就說：“你真膽大！”他連連說：“張書記，我實在沒辦法了、沒辦法了。”當時我想老袁辦事可靠，一個十幾戶的隊，試就試一下吧！
我最后對老袁說：“你回去試辦，可要把后路留開。第一條你在公社不準討論，我在縣上也不討論，咱倆知道就行。第二條你回去后給社員宣布一條鐵的紀律，要絕對保密，對親戚朋友都不能說。第三條當年收成下來后，第一場打碾的糧食必須按公社分配的數目繳清公購糧。”這第三條的意思是顯示包產到戶的優越性，先國家利益，即便是有人來找我的麻煩，我就以把公購糧交上了為由來搪塞。當時，我和袁志茂同志就叫這個事情為“包產到戶”。得到我的支持后，袁志茂就走了。過了一段時間，他來向我說“分開了”，老百姓已經種上了，就看明年莊稼長得怎么樣。
第二年春季，我和袁志茂同志相約：就我們兩個人不進村直接上山進地察看一下莊稼的長勢。我倆從山頂往下看，地里的麥苗長勢很好，明顯看到人們在一塊一塊的地里分戶勞動，有的地里是一個人勞動，有的是兩個人，多一點的是三四個人。詳細察看地里莊稼鋤得像花園一樣。我對老袁說：“幾十年來，人民公社從來沒有把莊稼務得這么精細，種到今天這么個水平。”我心里真是高興!
等到秋收后，袁志茂告訴我紅崖灣生產隊打碾的第一場莊稼就一次性交清了公購糧。袁志茂還說他大概算了一下，紅崖灣生產隊人均口糧破天荒地上千斤了。過了幾天，我再次去看，見地里的莊稼已經收完，就挨家挨戶地看，發現群眾的糧袋、糧倉都裝滿了糧食，我當天就在紅崖灣生產隊住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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