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省或將取消市級城管機構
多地城管已實現政府直管
北京城管體制改革被指“并非先進”
近日,北京市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局將正式從市政市容委獨立出來,成為北京市政府的一個直屬行政執法機構。
盡管級別并未改變,但是這次北京市城管局隸屬關系的調整,還是被認為意義重大,減少管理層級、解決執法資格爭議等,是許多專家所給予的評價。
事實上,城管體制自運行以來,一直飽受詬病,亟待改善始終是社會持續關注的熱點話題。針對北京城管新近邁出的這一步,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王敬波認為“并非先進”。更有學者指出,城管體制沒必要用傳統辦法來解決,應取消市一級城管機構,甘肅省目前正在醞釀。
多地城管機構高位運行
9年前,在國務院下發的《關于進一步推進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工作的決定》中就規定,不得將集中行使行政處罰權的行政機關作為政府一個部門的內設機構或者下設機構。
北京城管體制與此不相符,也曾經進入過管理者的視野。在北京市紀委監察局課題組于2008年完成的一份“關于北京市城管綜合行政執法現狀”的調查報告中,就曾提出城管困境在于體制問題,北京市城管局應從市市政市容委獨立出來,歸市政府直屬管理。
但由于種種原因及來自各方面的阻力,這個建議最終沒能進入北京市政府機構改革方案。
“一個部門的地位決定了該部門行為的效力和方式,以及可以作為的空間。”王敬波說。她是這次北京城管體制改革的積極推動者和參與者。北京城管過去的隸屬關系在她看來,是舊體制的延續,從組織體制上來講是錯誤的。
王敬波認為,作為一個擁有13類311項執法職能的機構,北京城管所行使的職能已經遠遠超出了它所隸屬的市容管理的范疇。加之市容管理本身在市政府中就屬于級別較低的機構,“市政府開會,市容管理部門都坐不到里面去,而城管作為綜合執法機構常常要面對協調問題,這樣的地位顯然是不利于協調的。一個部門的地位應與它的職能相匹配。”
王敬波表示,城市管理屬于地方政府的一個重要職能,因此城管機構有必要作為一個獨立機構存在。對于此次改革,她表示“既符合了城管機構的職責要求,也符合法治精神”。
而早在北京之前,已經有很多城市的城管體制實現了政府直管,如寧波、青島、成都等,甚至走得更遠。“一些城市已經實現了城管機構的高位運行,如沈陽是由市政府副秘書長兼城管局局長,像這樣由市政府主管領導掛帥城管局長的已有很多例。”王敬波說。
被指或使城管矛盾更集中
北京城管體制改革及部分地區城管的高位運行,似乎透露出城管發展未來趨勢的訊號。
“但地位提高了是否就一定是件好事呢?”在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楊偉東看來,這能否成為城管最有效的一劑“良藥”尚需評估,甚至或許會使城管更加成為“矛盾對準的焦點”。
在過去幾年間,城管執法在社會公眾心目中一直形象欠佳,而城管執法引發商販的暴力對抗,也時常見諸媒體。比如2006年北京小販崔英杰捅死城管隊長李志強；2009年遼寧小販夏俊峰持刀捅死兩名城管人員；2010年江蘇南通小販侯欽志捅死城管案……
“隸屬關系變動后,的確能解決北京市城管局獨立執法主體資格的問題,而且規范性也必然會因之加強”,崔英杰案辯護律師、北京中聞律師事務所律師吳革對于北京城管體制的改革表示歡迎,“由雜牌軍變成正規部隊”。但他同時表示,這仍是治標不治本的做法,城管機構在他看來仍然是先天不足,“國外并沒有專門的城管機構,我們是否確實需要這個機構值得考量。”
楊偉東也對這個機構存在的必要性表示懷疑:“我們需要好好思考以下三個問題:一是城市管理能否等同于城管部門；二是如何進行有效的城市管理,如何對城管機構準確定位；三是如果需要城管機構長期存在,它究竟應該使用什么樣的治理方法才更為有效。”
甘肅醞釀只設區級城管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余凌云則干脆反對市一級設立城管機構:“這是用老路子來解決新事物的做法。”
在他看來,城管機構是一個新興事物,作為集中行使行政處罰權的機構,它與傳統的政府機構設置并不一樣,因此也沒有必要用傳統辦法來解決。“如果按傳統思路,干脆將城管機構從中央一直設到地方好了。但事實上,城管工作都在基層,市一級能有多少工作做呢?顯然增加了納稅人負擔。”
余凌云正在參與甘肅省的城管體制改革。甘肅省政府法制辦、慶陽西峰區城管局及區政府法制辦聯合清華大學法學院公法研究中心,正在合作制定《甘肅省城市管理綜合執法指南》,按照該指南的思路,甘肅省將只在區一級設立城管機構,協調問題交由市政府法制辦以制定規范性文件的方式解決。
余凌云透露,目前草稿已經到第五稿,預計明年上半年能定稿。先在慶陽市試點,再推廣到甘肅省其他城市。（記者張維）
打印本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