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日報特約撰稿人 張崇琛
號稱“古典短篇小說之王”的《聊齋志異》，在其400多篇故事中，涉及甘肅的竟有7篇，而且還有一篇直接寫到蘭州，這大概是一般人所不曾想到的。《聊齋志異》在清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已基本成書，這就是說，早在300多年前，蒲松齡已經用“志異”的形式，向世人展現出隴原大地的絢麗與神奇了。在這些故事中，既有著蒲松齡根據傳聞所進行的精心創作，同時也具有一定的寫實成分，因而，無論從藝術成就還是地域文化的價值而言，都是彌足珍貴的。
《聊齋志異》連環畫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亦真亦幻 神奇隴原
《聊齋志異》中的甘肅故事
異彩紛呈的《聊齋》甘肅故事
《聊齋》中涉及甘肅的七個篇章大致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是對有關甘肅的奇人異事的記載，如《楊千總》《土化兔》。《楊千總》寫畢民部公（按：即畢自嚴）“即家起備兵洮岷時”，有千總楊化麟來迎，途中見一人遺便路側，楊即飛矢射去，正中其髻，“其人急奔，便液污地”。此篇意在宣揚楊千總射術之高超，然未免太有點惡作劇了。楊化麟史有其人，時任岷州守備。大約蒲松齡認為這故事很有些“噱頭”，故遂筆之于《聊齋》。此亦可見蒲氏創作時對情趣的追求了。
二是在傳聞的基礎上，由蒲松齡加工創作的故事。這樣的篇章有《八大王》《姚安》《賈奉雉》《申氏》《苗生》等。而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取其一點因由隨意點染的故事，既有著《聊齋》作者的藝術創造，同時也表現出一定的地域文化色彩。換言之，這類的故事在文化蘊涵上往往具有兩重性。而它們與《聊齋》中的許多名篇比較起來，一點也不遜色。如《八大王》寫臨洮馮生曾將一額有白點的巨鱉放歸洮水，誰知所放竟是鱉精“洮水八大王”。后馮生于日暮時分與化為醉者的八大王在途中相遇，八大王即踉蹌下拜，并引馮生至一小村盛情款待，最后還將“鱉寶”植入馮生臂內。自此，馮生便有了“特異功能”，“目最明，凡有珠寶之處，黃泉下皆可見；即素所不知之物，亦隨口而知其名”。終于，馮生掘得財寶無數，富比王侯，還娶了肅王的三公主為妻。蒲松齡寫作這則故事的本意大約是為了諷刺和警戒酒人，正如他在“異史氏曰”中所說：“醒則猶人，而醉則猶鱉，此酒人之大都也。顧鱉雖日習于酒狂乎，而不敢忘恩，不敢無禮于長者，鱉不過人遠哉？若夫己氏，則醒不如人，而醉不如鱉矣。”你看，人一旦沉醉之后，竟連鱉都不如了，這挖苦也真是夠尖刻的。
《賈奉雉》與《苗生》兩篇都是揭露科舉制的弊端的。《賈奉雉》寫平涼人賈奉雉“才名貫世，而試輒不售”，后經一郎姓異人指點，故以陋劣之文應試，結果，榜發竟中經魁。但賈某卻因此而愧怍無比，汗透重衣，自言曰：“此文一出，何以見天下士乎？”于是看破功名，聞捷即遁，隨異人修道去了。后因情緣未斷，一度又返人間，結果備受磨難，最后還是由那位郎姓異人打救，復又遁去。《苗生》則是寫岷州龔生赴試西安途中，與一自稱苗姓而實為虎精的偉丈夫相識。后龔生考試完畢，與三四友人同登華山，藉地作筵，方宴笑間，苗生忽至，并與眾人一同聯句。酒至半酣，考生們互誦闈中之作，個個得意洋洋。而苗生聽后卻厲聲斥曰：“此等文只宜向床頭對婆子讀耳，廣眾中剌剌者可厭也。”眾人雖有慚色，然益高吟，苗生實在忍無可忍，遂“伏地大吼，立化為虎，撲殺諸客，咆哮而去”。所余者唯龔生等二人。此與《賈奉雉》恰可稱為前后篇：前者寫考官的水平低下，不能公明衡文；后者寫考生的闈中之作也陋劣不堪，非但不能公之于眾，而且連獸類也不耐聽。它們與《葉生》《司文郎》《王子安》等同為《聊齋》中揭露科舉弊端的名篇。
《姚安》與《申氏》則是勸善懲惡之作，前者批判在婚姻問題上的喜新厭舊，后者贊揚人的正道直行。具體說，《姚安》寫臨洮美男子姚安已有妻室，但聽說同里宮姓美女綠娥把他作為擇偶的標準后，便借機將自己的妻子推墮井中，遂娶綠娥。然因綠娥長得太美，又常放心不下，終由“閉戶相守，步輒綴焉”，而發展到“扃女室中”，不讓妻子與外界接觸。一日綠娥晝眠畏寒，以貂冠覆面上，姚安開鎖啟扉見之，疑為男子，竟力斬之。結果姚安被收官并遭破產，幸以金錢打點，得不死。但“由此精神迷惘，若有所失”，最后“忿懟而死”。《申氏》所記涇河之間的士人子申氏，其德行卻正與姚安相反。申氏雖“家屢貧，竟日恒不舉火”，然一直不愿做出“辱門戶、羞先人”的不義之舉。后來在一個偶然的機會將為祟富室之女的巨龜擊斃，遂得謝金三百以脫貧。而“自此謀生產，稱素封焉”。這與《姚安》故事，也可以說是主題相反相成的前后篇了。
甘肅故事何以入《聊齋》
蒲松齡并沒有到過大西北，那么，這些甘肅故事是如何進入《聊齋》的呢？
我以為，此當與蒲松齡坐館西鋪村有關。西鋪村位于淄川縣城西面約六十華里，蒲松齡就在該村的畢際有家坐館，而且自康熙十八年（1679年）至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一坐就是三十年。其間，除了赴省城應試及年關短暫回家外，他幾乎全在畢家生活。用蒲松齡撤帳歸來后的一句詩說，就是“憐我趁食三十年”（《斗室》）。而畢際有又是何許人呢？據《淄川畢氏世譜》載，畢際有，字載積，號存吾，明末蔭為官生，清順治二年（1645年）拔貢入監，考授山西稷山知縣，后升江南通州知州。康熙二年（1663年），“以通州所千總解運漕糧積年掛欠，變產賠補不及額，罷歸”。從畢際有的經歷來看，他并未涉足甘肅，往西最遠也只到過山西。但再查畢氏世譜卻可以發現，畢際有的父親畢自嚴倒是在甘肅做過官的。
畢自嚴在《明史》卷二百五十六有傳，略謂自嚴字景曾，淄川人，萬歷二十年（1592年）進士。先除松江推官，因年少有才干，又征授刑部主事，歷工部員外郎中，遷淮徐道參議、河東副使。稍后曾一度引疾歸里，然不久又起任洮岷兵備參政，旋以陜西按察使徙治榆林西路，再進陜西右布政使。泰昌（1620年）時召為太仆卿，天啟間進右都御史，崇禎元年（1628年）召拜戶部尚書。崇禎十一年（1638年）卒于家。統觀畢自嚴一生的仕途經歷，其中有兩段都是與甘肅有些關系的：一是他曾任過洮岷兵備道參政，二是以按察使徙治榆林西路。
明代的所謂“參政”，乃布政使下屬官員（從三品）。布政使掌一省之政，而參政（還有參議）則分司各道。明代甘肅尚未獨立設省，故其地皆隸屬陜西布政使司（從監察系統來說是陜西提刑按察使司），洮岷道即其轄地之一。具體說，“洮”指洮州衛，治所在今甘肅臨潭縣；“岷”指岷州衛，治所在今甘肅岷縣。而作為管轄洮、岷地區的洮岷道，其治所也設在岷縣。洮岷地區正處洮河流域，位于今甘肅省的南部，這里既是軍事要沖，又鄰接少數民族地區，戰略位置十分重要。故明代自洪武年間便在此設兵備道，而畢自嚴即于萬歷四十三年（1615年）任職于此。岷縣周圍多山，又有洮河自西北繞縣城流過，故這一帶自古以來就多奇聞異說，尤其是與洮河有關的故事，一直在民間流傳。而雅好詩文的畢自嚴（有《石隱園集》行世）既然居官于此，對此也不會不有所聞。當然，作為朝廷命官的畢自嚴不一定會將它們載入自己的詩文集中，但當他晚年致仕還鄉之后，作為異事講給自己的兒孫們聽聽，倒是完全可能的。再說畢自嚴之子畢際有，罷歸之后也一直是一位富貴閑人，喜歡飲宴倡酬，而且有事沒事總愛找他的西賓蒲松齡聊天，這樣，畢自嚴所見所聞的那些洮岷地區的故事，作為談資，便經由畢際有之口而入于蒲松齡之耳了。
從現存《聊齋》中的甘肅故事來看，其中有四篇即《楊千總》《八大王》《姚安》《苗生》，其故事的主人公或發生地都與洮河流域有關。這與畢自嚴的任職洮岷兵備道是分不開的。而且，其中的《楊千總》一篇更直接地點明了這層關系，所謂“畢民部公即家起備兵洮岷時”，便是這一系列洮岷故事的來源背景。至于《賈奉雉》與《申氏》兩篇發生在平涼和涇河一帶的故事，雖與洮岷無涉，然卻與畢自嚴的另一段經歷即“以按察使徙治榆林西路”密切相關。
按察使掌一省刑名按劾之事（正三品），與布政使、都指揮使俱為封疆大吏。而畢自嚴以陜西按察使身份所徙治的榆林西路道，其轄地西至今陜西的安邊及寧夏自治區的鹽池，南至今甘肅省慶陽地區的北部，（見《明史·地理志》），與平涼相距并不遠。而且，涇河及其支流就在境內流過。因之，流傳于平涼地區的《賈奉雉》故事及“涇河之間”的《申氏》故事，都是有可能傳進畢自嚴的耳中的，而它們之與洮岷故事一起經由畢自嚴的子孫又被蒲松齡所聞知，更是情理中事。
《聊齋》甘肅故事的地域文化意蘊
《聊齋》中的甘肅故事，除揭露科舉弊端及勸善懲惡等內容外，尚有其獨特的地域文化意蘊。
一是作品中所呈現出的甘肅地方文化色彩。蒲松齡雖未到過西北，但卻將西北的人文地理、風俗物產、奇聞異事都融入了七篇甘肅故事之中。無論那奇幻而多怪異的洮河，還是洞府幽深的道教圣地崆峒山；也無論是野兔遍地的蘭州、戒備森嚴的肅王府（即今甘肅省人民政府所在地）及美麗的三公主，還是那豪放的“八大王”、祟人的巨龜及因不耐聽制藝文而食人的老虎，都會令人感受到大西北那古老而神秘的文化氛圍。《賈奉雉》中對深山洞府的描寫，更令人神往：
（賈奉雉）飄然遂去，漸入深山，至一洞府……房亦精潔，但戶無扉，窗無欞，內唯一幾一榻。賈解履登榻，月明穿射；覺微饑，取餌啖之，甘而易飽。因即寂坐，但覺清香滿室，臟腑空明，脈絡皆可指數。
這里所說的“深山”，當即《八大王》中肅府三公主所游之“崆峒”，亦即位于平涼市西三十華里的崆峒山。崆峒山為天下道教第一名山，傳說黃帝曾到此問道于廣成子，而秦始皇、漢武帝等都曾登臨過。其山有八臺、九宮、十二院、四十二座建筑群，至今猶存。而山名“崆峒”，即取道家空空同同、清凈自然之意。《賈奉雉》中的這一段描寫，可謂是對崆峒洞府的形象寫照。
蒲松齡對于甘肅風物為何會有如此出色的描寫呢？除了這些故事在傳播時其本身所帶有的地方色彩及蒲松齡杰出的文學才能外，清代西北學的興起及西北文化的開始引人注意也是一個重要因素。一般認為，清代西北學之興當在晚清，其實，隨著清人的入主及邊境用兵，清初已有很多人就開始對四夷、邊疆之學感興趣了，顧炎武便是其中的一個。顧氏身為南人，卻長期居于西北，他的《天下郡國利病書》分敘各省的地理形勢、水利、屯田、設官、邊防、關隘，對西北地區尤為看重。這種對西北史地大感興趣的學術空氣也會影響到其他領域（包括文學領域），并波及于蒲松齡所在的山東地區。而素喜談奇說異的蒲松齡，在得到有關西北的創作素材后，即憑借其淵博的知識和過人的才華而精心進行加工，遂成為《聊齋》中獨具特色的甘肅故事了。這對于今日的絲路文學創作，應不無啟示意義。
二是這些篇章在生態學上的意義。眾所周知，西北地區生態環境惡劣。但這只是近代的事情，古代卻并非如此。就拿蘭州來說吧，明人還描寫過皋蘭山的“天晴萬樹排高浪”（周光鎬《皋蘭山》），清人也說后五泉是“千章夏木翠凌空”（吳鎮《后五泉》），而今安在哉？同樣的，《聊齋志異》中所描寫過的“八大王”，其后代子孫至今竟無一存者。今天，研究甘肅生態的人也都說洮河流域無鱉。但《聊齋志異》中的“八大王”故事，其根據卻實實在在是洮水鱉！再看這一帶出土的母系氏族社會時期的彩陶器皿，其中竟也有龜鱉之類的造型。這樣說來，《聊齋志異·八大王》一篇，應是可以作為洮河流域曾經有鱉的佐證了。但愿隨著生態環境的改善，“八大王”的子孫們還會有重回洮河流域落戶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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