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所有解放的城市中，沒有一個像哈爾濱那樣特別：當人們回首1949這個解放之年的時候，哈爾濱早在之前的三年——也即1946年4月28日就獲得了解放，從而成為全中國第一個獲得解放的大城市；哈爾濱的解放過程，先后經歷了二戰后蘇聯紅軍撤出、國民黨接收和共產黨進駐這樣三股力量的變局；更具意味的是，解放哈爾濱的主力部隊，就是從南泥灣走來的大名鼎鼎的三五九旅。
喜迎蘇軍光復
痛恨“中央接收”
今年81歲的波羅德科·弗拉基米爾·菲，和列寧同名，1945年還是一位17歲的毛頭小伙，退役前被授予海軍上將軍銜。經中國駐哈巴總領館推薦,來華訪問的老將軍健步走來，聲若洪鐘，回想當年哈爾濱解放的序曲——蘇軍在這座曾有著“東方莫斯科”之稱的美麗城市趕走了日本侵略者，好似說著剛剛發生的故事：“1945年8月，我們兩小時的戰斗就打跑了日本兵，開著坦克進入哈爾濱。”
波羅德科當時是從沈陽方向進入哈爾濱的，只用了兩個小時的時間，就俘獲了關東軍駐哈爾濱的指揮官。“我是坐在坦克車頂上進入哈爾濱的，路兩旁的市民拼命鼓掌，臉上都洋溢著陽光般的笑容，有的人還往坦克上扔鮮花。記憶最深刻的是，在哈爾濱居住的俄國人，當時很多人都娶了漂亮的中國妻子。這些漂亮的中國姑娘看到我們，用標準的俄語對我們喊：感謝你們光復了哈爾濱。”
為履行《雅爾塔協定》，1945年11月17日，蘇聯通知中共地方黨、軍領導機關和武裝力量撤出哈爾濱，準備將城市政權移交給國民黨接管。為避免內戰，在陳云主持下，11月22日，中共北滿分局、松江省委、省軍區等全部撤至賓縣。
現在算起來，從蘇軍移交政權到哈爾濱最終解放，國民黨接收大員在哈爾濱的100多天里，工廠沒能開工，經濟更加蕭條，物價猛漲。老百姓憤憤地罵道：“什么接收，純粹劫收!什么青天白日，簡直暗無天日！”“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想接收，盼接收，接收完了更難受”，這都是當時最流行的民謠。
哈爾濱1945年的時候約四五十萬人口，是個移民城市。原哈爾濱市文化局局長王志超，當時是哈爾濱一中剛剛20歲的學生，接觸了很多的底層百姓：“靠（松花）江邊，那完全是貧民窟，苦力、妓女、說書的、賣破爛撿破爛的，冬天街上有很多‘路倒’，就是尸體，披著麻袋凍死的，早上起來時，馬車把這些‘路倒’用繩子拽上，一車一車地拉走了。”
這是夜幕下的哈爾濱，也正是這座城市的黎明時分。
1946年2月26日，駐東北蘇軍參謀長柯里琴科中將宣布開始由南至北陸續撤軍。蘇軍要撤出哈爾濱的消息傳出后，引起人們極大不安。因為自蘇軍撤出沈陽、佳木斯、長春、齊齊哈爾等國民黨接收大員控制的一些城市后，立即出現社會秩序混亂，土匪搶劫，壞人橫行。3月9日，抗日民族英雄李兆麟將軍被國民黨特務暗殺，更激起了哈市人民的義憤。4月26日，哈爾濱市各界代表130人聯名電吁東北人民自衛軍（前身是東北抗日聯軍）迅速進駐，中共北滿分局為此決定立即進軍哈爾濱。
南泥灣走出三五九旅
北上解放哈爾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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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哈爾濱的三五九旅旅長劉轉連，1955年被授中將銜。 |
這并非歷史刻意的安排，一支從“陜北好江南”南泥灣走出來的著名部隊，擔當起了解放第一個大城市的歷史任務。
1942年春,剛升任三五九旅參謀長的劉轉連由延安去南泥灣,參加并指揮了著名的南泥灣大生產運動。1945年6月,以三五九旅等部隊組成的八路軍南下二支隊在司令員劉轉連、政委晏福生率領下,離開延安,南下抗日。日本侵略者投降的消息傳來后，此時正在南下途中的劉轉連接到上級命令,要他們向東北挺進。劉轉連率部于初冬季節抵達沈陽,部隊恢復三五九旅番號,劉轉連任東北人民自衛軍三五九旅旅長,從南滿打到北滿,一路勢如破竹。
1992年病逝于廣州的劉轉連將軍（他于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曾在《三五九旅回師北上解放哈爾濱》一文中清晰地回憶起那個激動人心的時刻：“4月28日拂曉5時，進攻開始了。部隊迅速占領了指定目標，在前進途中，只在南崗和道外個別地方遇到小股敵人的抵抗和暗槍射擊，并迅速將其殲滅。我軍比較順利地解放了哈爾濱。”盡管只是寥寥數語，但卻道出了哈爾濱解放的干脆利落。
周密的軍事準備事實上在28日前就完全做好了。4月25日至4月27日，隨著蘇軍的撤退，三五九旅劉轉連所部向哈爾濱城外的三棵樹地區推進，哈東軍分區司令員溫玉成所部向上號(香坊)地區一帶進攻，哈南軍分區司令員王奎先所部向顧鄉屯進發。
劉登遠當時在東北人民自衛軍遼東第三支隊七團，參加了解放哈爾濱的任務。他在回憶錄中提及，七團的任務就是24小時內占領火車站、松花江橋等重要軍事目標，“各營連排班都在規定時間完成了任務，沒有遇到抵抗”，因為原先占據哈爾濱的國民黨接收大員，早已望風而逃。
雖然解放哈爾濱的戰斗并不激烈，但進城仍然是高度戒備的。從三棵樹出發挺進哈爾濱的張旭東，時任獨立團二營特派員，“早上9點鐘從三棵樹出發，進到道外（哈爾濱市內一地名），也就十一二點鐘吧，戰士們都端著槍，進來以后都散開，不是扛著槍‘一二三四’喊正步那樣進來，那是準備打仗的，你不知道什么時候遇到敵人呢。都是這個班進去一段隱蔽起來，然后一個班再進去。”
王志超那天早晨甚至還正常上學，他在上學路上見證了張旭東所說的一幕：“我走到正陽街街口，靠著墻根子，這邊一支軍隊，排成一列，拎著槍，往正陽街大馬路這邊走，那時哈爾濱偽滿留下的軍警憲特和國民黨的保安隊，都潛伏著，（咱們的部隊）就是那種準備巷戰進來的”。
讓哈爾濱市民感到神奇的是，幾乎一夜過后，蘇軍撤走后的空白就由共產黨的部隊“無縫銜接”上了。原哈爾濱市教育學院院長馮光武，其時也在哈工大上學，“那天早晨起來以后，突然都是民主聯軍站崗了，蘇聯紅軍就沒了。他們都有崗位，在（原來）蘇聯紅軍的崗位上站崗。”
戰士“五一”還穿棉襖
市民趕著送單衣
寒冷的東北，那個時候已經暖意融融了。4月28日這個解放的日子，離五一很近了，張旭東所在的二營當時負責巡邏北十二道街到景陽街這一帶，他清楚地記得“松花江都開了（融冰了），天熱了，我們還都戴著狗皮帽子，穿著棉衣服，進城的幾支部隊都沒換衣服”。這樣的細節很快讓熱情歡迎部隊進城的哈爾濱市民注意到了，“人家給咱們做衣服了，一兩天就發下來了，用大馬車送過來。戰士都換上新衣服，不光換單衣，秋衣秋褲也給了，戰士們都洗澡換衣服，非常高興。”當年的這般“魚水情”，至今也讓張旭東難以忘懷。
對哈爾濱市民來說，時局變化真是太快了。日本人被趕走沒幾天，接著來了國民黨，轉眼，共產黨領導下的東北民主聯軍就來解放這座城市了，以至于一些市民還有點恍惚地仍將共產黨的部隊稱作八路軍呢。當時在哈爾濱市第二中學讀書的梁萬栓，先是聽班里的一位同學說，三棵樹一帶“來了很多八路軍”，不打人不罵人，對人很和氣，還幫老百姓干活兒。梁萬栓聽了感到很好奇，就利用休息日來到三棵樹，遠遠地去看“八路軍”，果然，“他們在給老百姓劈柴，有的在挑水”。后來在城里，梁萬栓在尚志大街上再次看到很多東北民主聯軍，隊伍前面有馬拉的大炮，4個人扛著重機槍，后面的戰士8個人一排，都扛著槍。“后來聽人說，這是部隊在搞入城檢閱式呢”。
那天，很多市民拿著紅色、粉色的三角形小旗子涌向道里街，看部隊的入城式。當時只有15歲的文史資料收藏家朱俊峰正和哥哥去買大豆，“我也就去看熱鬧，他們看到我們一幫孩子追著游行隊伍跑，也不瞪眼睛嚇唬人，還都整齊地扛著槍走著，不像那些舊部隊，老百姓看都不敢看，更別說追著部隊玩了。”
太平安寧的新社會，哈爾濱人終于是盼來了。1946年5月3日，哈爾濱市人民政府成立。當年6月，中共中央東北局、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部及其附屬機關全部遷駐哈爾濱市，在此后兩年多的時間里，哈爾濱一直是東北地區黨政軍領導機關所在地，是東北解放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也是支援東北和全國解放戰爭的重要后方基地。
（部分素材取自《記憶：紀念哈爾濱解放60周年系列歷史言談節目》，謹致謝意）
生活報記者 于鴻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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