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為改革開放殺出血路

稱自己“一輩子沒犯過‘左’的錯誤”

　　14歲參加學生運動，21歲當選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平民出身的習仲勛參與創建了陜甘邊特區，后長期主持西北局工作。新中國成立后，他在國務院協助周恩來總理工作長達10年，被譽為國務院的“大管家”。“文革”期間，習仲勛蒙冤十余年。改革開放時期，他主政南粵，帶領廣東“殺出一條血路”。

    對于習仲勛的一生，他的夫人齊心有一句深情的概括：“我常說，仲勛英雄一世，坎坷一生。他胸懷寬廣坦蕩，從不計較個人的恩怨得失。”這也印證了習仲勛那句流傳甚廣的自我評價：“我一輩子沒有整過人，一輩子沒有犯‘左’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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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英雄出少年

    二十出頭當“主席”的習仲勛讓毛澤東十分驚訝

    1913年10月15日，習仲勛出生在陜西富平縣城西南10余公里外習家莊一個農民家庭。1926年春，習仲勛進入渭北地區最有名的立誠公學高小部。這是一所具有濃厚民主進步色彩的學校，也是渭北地區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中心地點之一。在這里，習仲勛開始了人生的新起點。不到13歲，習仲勛就加入了共青團。1927年底，習仲勛與數名進步學生被抓，入獄4個月。在獄中，習仲勛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0年2月，習仲勛揮淚辭家，走上了追尋革命的道路。1932年3月，習仲勛組織發動“兩當兵變”，他與劉志丹、謝子長等人建立的照金陜甘邊區革命根據地，也成了我國北方地區第一個山區革命根據地。

    1934年11月，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在南梁成立，年僅21歲的習仲勛當選蘇維埃政府主席。1935年，毛澤東帶領紅軍經過長征到達陜北，第一次見到習仲勛就十分驚訝：“你這個主席原來這么年輕。”

    1936年8月，習仲勛受中共中央委派赴關中，守衛陜甘寧邊區南大門，長達6年時間。1943年1月，毛澤東親筆為他書寫“黨的利益在第一位”題詞，予以表彰。

    抗戰勝利后，習仲勛歷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陜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委員、陜甘寧野戰集團軍政治委員、西北野戰軍副政治委員，長期主持西北局工作。

    新中國成立后，習仲勛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書記，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代主席，西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第一野戰軍暨西北軍區政治委員，長期主持西北黨、政、軍全面工作。

    1952年9月，習仲勛調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兼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書記。他主持制定“整頓提高、重點發展、提高質量、穩步前進”的16字方針，指導了建國初期的文教工作。1953年9月后，歷任政務院秘書長、國務院秘書長。1956年9月，在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1959年4月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負責國務院常務工作。他在國務院協助周恩來總理工作長達10年，受到周恩來總理的高度稱贊，被譽為國務院的“大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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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蒙冤

    7年不見，習仲勛幾乎認不準自己的兒子

    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習仲勛因所謂“《劉志丹》小說問題”被停職審查。1965年，他被下放到洛陽礦山機械廠當副廠長。“文革”爆發后，他又被揪到西安，此后身陷囹圄。直到“文革”結束后，習仲勛才徹底平反。

    蒙冤時期的習仲勛，到底過著怎樣的生活？其子習遠平在回憶父親的文章中這樣寫道：“(7年后再見面)父親與我幼小心靈中的形象已截然不同：一頭烏發已然不見，瘦了，蒼老了，兩鬢斑白。他凝視著我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可誰都沒想到，父親與全家人相互打量著，見到我時，他問的第一句話竟然是：‘你是近平還是遠平？’聽到他這樣問我，大家都哭了，父親的淚水也奪眶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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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創辦經濟特區

    鄧小平要求習仲勛“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

    1978年4月，中共中央決定習仲勛擔任廣東省委第二書記，主持廣東省的日常工作。到廣東不久，習仲勛就遇到“偷渡外逃”這個老大難問題。他實地來到收容站，問外逃人員：“你們為什么要跑到香港那邊給人當奴仆，受人剝削？”有人回答說：“到香港容易找工作。”

    看到這些偷渡不成反被關押的農民，習仲勛哭了。他說：“這個不怪你們，是我們沒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習仲勛意識到，制止偷渡外逃的根本措施是發展經濟，提高群眾生活水平。經過深入思考，他認為，如果中央給廣東一些特殊政策，廣東完全有能力把經濟搞上去。

    1979年4月，習仲勛到北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在向華國鋒、鄧小平、李先念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匯報時，習仲勛鄭重提出，廣東鄰近港澳，可以發揮這一優勢，在對外開放上做點文章。雖然有反對意見，但這個構想得到許多其他中央領導人的支持。鄧小平對此非常贊同，并追溯陜甘寧的傳統，提出“特區”的概念。談到配套資金，鄧小平說：“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準廣東和福建兩個省委的報告，決定對廣東、福建兩省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

    在廣東，習仲勛還做了另外一件大事：在習仲勛的努力下，不到3年的時間，“文革”中被立案審查的11.2萬名干部被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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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中央

    習仲勛在工作中一貫反對鋪張浪費

    1980年11月，習仲勛調回中央工作。在1981年6月舉行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增選習仲勛為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書記處在中南海勤政殿辦公，習仲勛在這里度過了7年的時光。

    回到中央工作后，習仲勛依然保持著愛民之心。1985年11月，習仲勛到江西考察，當時陪同的中共江西省委書記萬紹芬曾撰文回憶說，因為路遇堵車，警車不時鳴響警笛，還從車上伸出兩面紅旗左右揮動，指揮過往車輛注意讓道。看到這些，原本與萬紹芬侃侃而談的習仲勛，臉色立即變得嚴肅起來：“車上坐的不是老爺，我們是來給老百姓辦事的，不是來給群眾添麻煩的！”中途停車時，習仲勛親自去與警車上的人員溝通，要求不要揮旗鳴笛。

    反對不切實際的做法、反對鋪張浪費也是習仲勛在工作中秉承的一貫原則。1961年4月，習仲勛到河南長葛縣調查。他發現在縣城搬遷過程中，新縣城仿照北京長安街設計，有一座像人民大會堂那樣的禮堂，占用了大量農田。為了建設新縣城，還強迫農民拆遷，甚至動用民兵武裝強制推行。習仲勛直言不諱地批評當地，“腦子里沒有群眾利益，只有個人利益，這樣的黨員就不夠格！”

    1993年3月，習仲勛從領導崗位退下來后，晚年時光多數在我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深圳、珠海度過。2002年5月24日，習仲勛在京逝世。京華時報記者陳蕎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