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通湖區第一中學的網站上，有名為“崢嶸歲月”的校史展。其中一節寫道：1987年，余剛作為該校的文科狀元，考入了中國人民大學。
在大通湖區第一中學的官網上，還有記錄著名校友的“桃李芬芳”專欄，余剛作為“中央首長的得力助手”也在專欄里出現。該段文字中提到的“中央首長”已于2012年11月退休。
洞庭湖北隅，是一片良田沃土，在這里，坐落著一個大型國營農場——湖南益陽大通湖農場。
60多年里，來自全國各地的人們來到這里，在此處扎根，種田、畜牧、打漁，他們自給自足，生活平靜。
從湖南漢壽來的余家是遷入農場的其中一戶人家。1968年，余家的三兒子余剛在此出生。
1987年，19歲的余剛考上北京的大學，畢業后進入中央機關工作，成為農場所有人的驕傲。
又過了一些年，在國務院辦公廳秘書三局工作的余剛成為一位中央領導的秘書，此后一路相隨。
整整27年后，余剛46歲的時候，他出現在中央紀委的通報名單里。
2014年7月2日，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的一則通報打破了農場的寧靜：中央政法委辦公室原副主任余剛嚴重違紀違法被開除黨籍和公職。
通報稱，經查，余剛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巨額賄賂；與他人通奸。
余剛的三叔余則運聽說了這個消息，顯得十分痛苦，十多年前，他已經失去了自己的兒子，如今，侄子也深陷囹圄。
余剛的二叔的女兒、堂姐余輝聽到消息后的第一反應卻是“高興”。
她告訴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自從去年12月聽說余剛被調查以來，她一直擔心再也無法聽到弟弟的消息。
軍人家的孩子
大通湖農場成立于1951年。
當年4月，大通湖特區人民政府成立，與蓄洪墾殖管理處合署辦公。1952年1月，大通湖農場升格，與特區政府、管理處形成政、事、企三位一體的聯合組織，直屬湖北省政府領導。
其后，大通湖農場沿革不斷，歸屬調整頻繁。
2000年10月，在原大通湖、北洲子、金盆、千山紅四個國營農場和南灣湖軍墾農場及大通湖漁場的基礎上，撤場建鎮設區，大通湖區由此成立，由湖南省益陽市直管。
大通湖農場建成后，首批遷居來此的是一批退伍軍人家庭。余剛家就是其中之一。
余剛的父親在家中排行老大，有三個弟弟和一個妹妹。他曾參加抗美援朝，是個威嚴的老軍人，性子火爆，對兒女十分嚴厲。余輝笑稱自己的大伯甚至有“軍閥作風”，對孩子就是“打呀”，就連最老實的余剛，也沒少挨父親的打。
退伍后，余剛的父親成為了不折不扣的“農民”。早些年，余剛父親的工作是趕馬車，馱運豬飼料，隨著農場生產技術提高，馬車逐漸被淘汰，余剛一家人便被調到大通湖農場四分場的畜牧隊喂豬。
當年，大通湖農場有5個分場，每個場里有畜牧隊、副業隊、機耕隊等不同的分隊，余家在當時屬于四分場五分隊。
余剛一家六口人，除父母之外，他還有兩個哥哥，一個妹妹。這一家人要養一百多頭豬，盡管父母勤儉持家，家里條件依舊很貧困。家里還要供四個兒女讀書，壓力更大。
余輝向澎湃新聞回憶道，要養活四個兒女，光靠養豬還不夠，需要自己種些糧食。見這一家人忙不過來。余剛的叔叔嬸嬸們便喊上自家的鄰居、廠里的同事，專門去余家幫忙插秧。大家還會帶上買好的菜，給余家送去。
在鄰居的眼里，余剛的母親是個賢惠、溫和、好客的人。
一位柴姓村民也向澎湃新聞回憶，當年，大家在田頭勞作、喂豬，累了，就在余剛家門前休息，余剛母親會燒茶，為鄉親們解暑。聚在一起嘮嗑喝茶，也是當時大家工作期間的一件樂事。
余剛成為整個家族的驕傲之后，余剛的母親依舊很低調。“他媽媽從不向外界說什么，也不炫耀自己的兒子。”余輝告訴澎湃新聞。每當鄰居們稱贊余剛母親有個優秀的兒子，她總是回答：“是黨教育得好，我就是生了他。”
在余輝看來，余剛從小是個懂事的孩子，對父母，對叔叔嬸嬸都很孝順，深得長輩們的喜歡。
從小看著余剛長大的鄰居張漢東回憶著當時的少年：“余剛年輕的時候，長相很幼稚，像小孩兒一樣，呆呆的，總是笑瞇瞇，見到長輩就會問好，討人喜歡。他長得像他爸爸，現在四十多歲了，還是當年那個樣子。”
非人大不上
在張漢東的印象里，余剛從小勤奮念書，成績優秀，“他從不問家里要什么，只要能夠有書念，就夠了。”而這也是大家對余剛最深刻的印象。
余輝告訴澎湃新聞，余剛不愛干農活。因皮膚敏感，余剛在田里接觸到草，身上便會起疙瘩，癢得難受，這順理成章地成為了他不干活的理由。
余剛最大的愛好是讀書學習。周末時沒課，父親喊余剛下田、進豬圈干活，“他下田沒多久，就跑回家里，抱著書讀，”余輝回憶說。
余剛的小學和初中都是在農場附近的小學念的，成績一直名列前茅，高中升上大通湖區第一中學。
大通湖區第一中學的前身是大通湖農場第一所職工子弟學校。1958年，農場總場決定給這所小學辦初中，之后于1962年，學校分成小學和中學兩大塊，而當年一批正在農場勞動的“右派”人員被選到該校任教，這大大充實了學校的師資力量。
在之后的二十多年里，是大通湖區一中的輝煌時期，該校有不少學生考入北大、清華、人大等高校讀書。如今，由于師資待遇跟不上，教師們紛紛離開學校，這所中學的光環漸漸暗淡下去。
1984年，余剛進入一中就讀。在高中的三年里，余剛讀書的狠勁兒更大了。
一位在高一與余剛同班的同學對澎湃新聞說，學校一般在晚上9點半下晚自習，同學們都準時收拾書包回家睡覺。深夜的教室里只剩下余剛一個人。他點著蠟燭，在灰暗的燭光下繼續學習，直到深夜12點才回宿舍睡覺。
這一年，余剛也因學習成績優異，性格頗受同學歡迎，連續多次被同學們和老師選為班長。
在同學的眼中，余剛不是個有架子的班長，反而低調、脾氣好，看到同學調皮搗蛋，他會站出來和氣地“批評”道：“你不要鬧了！”。
高二文理分班時，余剛選擇了文科。曾在余剛高二時教過他的老師李成英向澎湃新聞回憶，分班后，余剛也幾乎次次拿下考試第一名。
時隔近30年，李成英已經退休。在他的心中，余剛是個聽話的孩子，各方面都很優秀，性格內向，不大和人交往，待人也很和氣，低調，從不張揚自己的成績。
當年的大通湖一中副校長陳守凡教過余剛高三的語文課程。在他印象中，當年的余剛是個勤奮好學、很有定力、很刻苦、有志向的典型好學生。
當時的一件小事深深刻在陳守凡的腦海里。一次，教室外有舞隊敲鑼打鼓，十分熱鬧，同學們都跑出教室看表演，唯有余剛一個人旁若無人地繼續學習。“他學習他的，外面敲鑼打鼓，他不去。”陳守凡回憶道。
在高三時，余剛喊出了“豪言壯語”：“我非人大不去！”“我復讀我也要考人大！”1987年，高考成績公布，余剛成為學校里的狀元，考上自己理想的學校——中國人民大學的法律系。這個結果，也在老師同學們的意料之中。
余剛考上人大后，當時的教導主任要余剛對著錄音機，錄下自己學習的經驗和自己的志向，之后的學弟、學妹們即使無法“目染”學長的風采，也要讓他們“耳濡”一番。
國務院小余
1987年到1991年，這是余剛在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的四年。
這年9月，人大法學院招了兩個班的本科新生，一個是經濟法專業，一個是法學專業，余剛，就是法學班上的一員。
“他那時也算是系里的才子了，好像還聽說是他們當地的高考狀元……”提起余剛，一位來自人大87級經濟法專業的校友這樣向澎湃新聞描述。
據他透露，大學前兩年，兩個班經常一起上公共課，住宿也是一幢樓的樓上樓下，大家自然比較熟絡。在高分考生云集的人大，余剛不是班干部，也不算很張揚，反倒是能給人留下一種“湖南人就是很聰明”的印象。
大學畢業后，余剛和他的大學同學，尤其是留在北京的，也時常小聚。“他似乎還是個熱心腸。”這位校友向澎湃新聞表示，曾經也有同學找余剛幫忙，一般情況下，他都會出手相助。
據李成英回憶，1991年從人民大學畢業之后，余剛面臨兩個工作分配的選擇，一個是去鐵道部下面的法律機構，另一個是國務院法制局。
國務院法制局于1986年成立，由原國務院辦公廳法制局和國務院經濟法規中心合并，屬于國務院的直屬機構，全面負責國務院的法制行政工作。
李成英很關心余剛畢業后的去向。他告訴澎湃新聞，“當時，余剛的第一志愿是鐵道部，我提出自己的建議：去鐵道部的下屬機構，對將來的發展不及去國務院這類中央機關作用大。”
最后，余剛聽從了李成英的建議，選擇了國務院法制局。
工作不久的余剛還是會和老師們聊起工作的事情。余剛曾告訴李成英，在國務院法制局工作期間，他經常跟著領導去各地視察。
有一次，時任國務院法制局局長還委托余剛代表他去云南開會，要他“只聽不表態”，回來再向局長匯報工作。
在老師們看來，這也代表了領導對他的信任。
陳守凡也向澎湃新聞回憶起余剛當年親口講的一個小故事。當年，余剛曾出差到河南鄭州，河南省委一個領導在鄭州請他吃了飯。在吃飯的時候，領導還給余剛勸酒：“小余啊，喝酒啊！”不過，那時才工作不久的余剛還不會喝酒。
在國務院法制局工作了幾年后，余剛調往國務院辦公廳秘書三局。
根據國務院辦公廳具體分工，秘書三局主要負責辦理教科文衛、政法民政等社會事業的文電、會務、督查，以及聯系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和軍隊等方面的工作。
2001至2002年間，余剛也曾在廣東江門下轄縣級市鶴山市掛職副市長。之后，余剛回到中央。
據余剛多位親友回憶，大約從2005年起，他開始擔任一位已退休的中央領導秘書，直到被調查。
十八大之后，與余剛一樣正在接受組織調查的人還有中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原副總經理李華林、四川省委原常委郭永祥、海南省原副省長冀文林和已經失去聯系的中石油國際事業有限公司黨委書記沈定成。
這五個人有一個共同的特征：他們均擔任過上述已退休中央領導不同時期的秘書，因而也被媒體稱為“秘書五人組”。
細伢子變了
1998年的一天，陳守凡去北京，余剛請他在國務院門外的一個湘菜館吃飯聊天。那時候，陳守凡也覺得余剛還是那個“細伢子（小孩子）”，如當年勤奮刻苦的學生一般沒有變化。
但9年后，李成英卻有了和陳守凡不一樣的感覺——那個曾經懂禮貌、尊重長輩的好學生已經變了。
2007年，余剛已是已退休中央領導的秘書。這一年，李成英去北京旅游，心里還記掛著經的學生，問到余剛的號碼就給他打了過去。
電話那頭，余剛對李成英說的第一句話就是：“你怎么知道我的電話的？”
李成英理解余剛的驚訝，“畢竟他的身份特殊，一般人沒法獲得他的聯系方式”，但同時，這句話也傷了他的心。
李成英聽說，鎮上一位科級干部曾去北京拜訪余剛，余熱情地接待了他，自己是余曾經的老師，卻只換來了這么個問句。
“算了，打了這個電話我就把你電話銷了。” 李成英有些生氣。電話那頭，余剛沒有任何回答，兩人便掛了電話。
李成英不忍心刪掉余剛的電話。
李成英告訴澎湃新聞，在北京的7天里，他一直在等著余剛打來，想著自己的學生會來跟自己解釋原因。但直到李成英離開北京，余剛都沒有任何表示。
臨走前，李成英給余剛發了條短信：“我來北京一趟也不容易，今后我們還要見面也很難了……”余剛依舊沒有任何回復。
李成英告訴澎湃新聞，這趟北京之行，讓他的心涼了。20年前，他把讓自己引以為傲的優秀學生介紹給人民大學的朋友。20年后，余剛連他的短信也不回復。
“我感覺到，余剛已經變了。” 李成英說。從此之后，李成英與余剛再也沒有聯系。
同在2007年，余輝想找余剛幫個忙，也遭到了拒絕。
余輝告訴澎湃新聞，2007年，余輝的外甥高考成績不理想，但想去北京念大學，為了幫外甥，余輝去了趟北京。
余輝打電話給余剛，想約堂弟出來吃個飯。電話那頭，余剛說沒時間見面。當時余輝覺著堂弟連自己也不愿意見，掛上電話后就哭了。
余輝決定第二天就回家。
在回去前，余剛給堂姐回過來了電話，他說：“大姐你來了很不容易，我抽個時間陪你吃頓飯。”吃飯時，余輝提到幫外甥的事情，余剛立即拒絕，說“不可能”。
回家之后，余輝選擇理解弟弟，“他在外面不容易，我們家里人不能影響他。”
親友們沒見過余剛妻子
做了“首長秘書”之后，余剛回家的次數越來越少，余剛的家人、鄰居、同學和老師都表示，甚至過年過節也很少見他。
對于余剛的工作，家里人也從未知道一點信息。大家知道的，只有給某位領導做秘書，這個工作很重要，也有很多機密。
一個令人有些疑惑的細節是，余剛的多位親友和鄰居們都表示，不知道余剛的妻子是誰，也不知道他何時結的婚。
7月2日，中央紀委公布余剛被“雙開”的消息后，余剛的親友都不愿接受這個事實。
“走到這一步，他真的不容易。他就是這樣毀掉了一生。”7月13日上午，談起堂弟，余輝幾度落淚，哽咽無法言語。
余剛的父親已經去世。余輝說，消息公布后，家里人一直不敢把余剛被“雙開”的消息告訴他70歲的母親，“擔心身體本就不好的老人受不住如此大的刺激。但一個鄰居不小心在老人面前說漏了嘴，老人知道了”。
從7月2日那天起，“余剛”，成了這家人最怕提及的兩個字。
相比于家人，曾經教過余剛的老師們評價更為冷靜一些。
“不容易啊，從我們這么個小地方走出去，他還是算比較成功的，但是他沒有把握好自己。”總結余剛的經歷，李成英感慨道。
感慨之后，李成英分析認為余剛走到這個地步，主要是因為自己個人的原因，“中央紀委已經立案了，說明他肯定是收受了賄賂。”在李成英看來，這不能怪罪他人。
李成英假設，余剛如果在廣東掛職后選擇離開國務院秘書三局，結果可能就不會如此，但他自己沒有選擇離開，繼續在“羽翼下面生長”。
李成英認為，如此下去，余剛是“長不大的”。
陳守凡用四個字描述自己的感受——“可嘆可惜”，嘆息又惋惜。陳守凡從沒意料到，余剛自己放松了。
“在那個時代，一個農村的孩子，沒有任何的背景，能夠考上好學校，能夠靠自己獨立有這么一份工作，多不容易！但一下子就這么垮下來了！實在是可惜啊！” 陳守凡慨嘆道。
事實上，早從去年底開始，這個家庭已經連續被不幸的事情籠罩。去年12月，余剛的親友獲知了其被調查的消息。
今年3月，余家小女兒余莉的丈夫被媒體曝出自殺離世。當時，兩個人的兒子才8個月。
四兄妹中，余莉最小，受哥哥余剛的影響也很深，在益陽市讀完中專后就去了北京。
余輝并不清楚自己的堂妹具體做什么工作。在她印象中，余莉讀了博士，但一直沒嫁人，而余莉母親最擔心的就是女兒的終身幸福。
2012年，等到34歲的時候，余莉才結婚了，新婚夫妻還特意在益陽老家擺了酒席。在婚禮上，余輝第一次見到了余莉的丈夫，印象不錯，覺得這個人很熱心，一直“大姐、大姐”地稱呼自己。
據財新網報道，2014年3月12日下午4時，銀河證券位于金融街國企大廈的辦公樓內驚現一起血案。
財新網引述知情人士的話稱，案件發生在國企大廈17層，該層是北京證券業協會辦公樓層。死者是銀河證券員工王垣，而他在17層樓梯間被人發現時，鮮血已染紅地面。公安機關當即派出多輛警車赴現場調查。
銀河證券事后對媒體聲明確認了這一事實，稱3月12日16時左右，公司發現一傷者倒在樓梯間，立即撥打120急救電話并報警。急救人員到場采取措施后確認該人已死亡，經證實，死者為銀河證券員工。
當天晚間，銀河證券又補充聲明稱，經公安機關現場勘查，死者留有遺書，初步認定為自殺。
據財新網報道，王垣曾為銀河證券監事長俞文修的秘書，目前監事長沒有配備秘書。
和訊網當天的一篇同題報道和財新網基本上一致，只不過死者的名字寫的是“王元”。
這也是余輝知道的余莉丈夫的名字。
她記得很清楚，2012年余莉和王元結婚時，在婚禮現場她看見了這對新人婚禮告示牌上，新郎的名字寫的是“王元”。
余輝告訴澎湃新聞，事情發生后，余剛的小叔作為益陽的家屬代表去了一趟北京。
“明年我一定來看您！”
2013年10月的一天，多年沒有回家的余剛突然出現在家人的面前。
在益陽市，一家人吃了頓飯，見到余剛，大家都很高興。余輝告訴澎湃新聞，當時余剛沒有透露任何工作上的情況，只告訴家人：“我們要團結，家庭和睦，大家也要照顧好自己的身體。”
余則運是個老黨員，那天在飯桌上，他還如過去一樣教育侄子：“你必須要做到兩袖清風。”
當時家里沒有人料到，2個月后，余剛被調查的消息就傳來了，這頓飯也成了余家人最后的一頓團圓飯。
回憶起當天的情景，余輝沒有發現余剛有什么異樣，余剛也沒有透露任何信息。但家里人事后回想起當時見面的場景，都認為當時余剛肯定知道自己將要出事。而這次回來，也是為了在被調查之前，再和家人團聚一次。
這次家庭聚會后，余剛又單獨請陳守凡吃了頓飯，兩人飯前飯后至少談了三個小時。
陳守凡直接問余剛：“余剛啊，你領導都退休了，你怎么還沒換工作啊？”余剛回答道：“我領導還不放我，要聽領導的。”
陳守凡又問余剛：“你以后想到哪里去？是政府？還是企業？還是去事業單位？”
余剛回答：“我想搞慈善事業。”
當天，余剛告訴陳守凡，中國的慈善事業還是很薄弱的，所以他想往這方面發展。
“如果他當時跟我透露一點他的問題的話，我就會勸他，你趕快向中央紀委自首。但是他沒有透露一點，他還有僥幸心理，而我自己也沒有意識到。”說到這里，陳守凡眼眶紅了。
在陳守凡心中，余剛依然是自己的學生，在那天吃飯的時候，他也對余剛講出了自己的希望。
他希望余剛能回到學校搞教育，當個書記，或者上課或者搞行政，遠離官場。聽了陳守凡這番話，余剛笑笑，沒回答。
吃完飯，余剛送陳守凡上車。臨別時，余剛對他說：“老師，我明年一定到大通湖來看您！”
這句話，余剛重復了說了兩遍。
陳守凡很高興：“那你講話要算數啊！你一定要來啊！你要是不來，以后就可能看不到我了！”
在回北京的路上，余剛又給陳守凡發了條短信。短信再次重復了那個承諾：“明年我一定來看您！”
(應受訪者要求，余則運、李成英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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