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記得那位神秘的“權威人士”嗎？繼《五問中國經濟》《七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后，今天，他第三次現身人民日報，把脈當前中國經濟的五大問題。
開局首季問大勢，這回，權威人士說了啥？說了誰？釋放了哪些新信號？人民日報全媒體平臺（中央廚房）準備了滿滿的干貨。
一經濟形勢怎么看？
問：今年一季度，我國GDP同比增長6.7％，仍運行在合理區間，好于市場預期。有人認為，中國經濟實現了“開門紅”，有人認為是進入了“小陽春”，更有樂觀者認為中國經濟已觸底，將呈現U型反轉。這是不是說明經濟發展大趨勢發生了變化？對于中國經濟短期和中長期的走向，您的判斷是什么？
權威人士：總的看，今年開局的經濟形勢平穩。經濟運行的總體態勢符合預期，有些亮點還好于預期。但是，經濟運行的固有矛盾沒緩解，一些新問題也超出預期。因此，很難用“開門紅”、“小陽春”等簡單的概念加以描述。到底怎么看？還是要堅持兩點論，還是要結合發展階段和國際背景來看。
從一季度形勢看，我們希望穩的方面，穩住了，有些甚至還出現意想不到的回升。我們希望進的方面，也有了新進展。尤其是各地區各部門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要性的認識不斷提高，按照中央的要求主動開展工作，成效正在逐步顯現。
然而，不可否認，我們面臨的固有矛盾還沒根本解決，一些新的問題也有所暴露。“穩”的基礎仍然主要依靠“老辦法”，即投資拉動，部分地區財政收支平衡壓力較大，經濟風險發生概率上升。特別是民營企業投資大幅下降，房地產泡沫、過剩產能、不良貸款、地方債務、股市、匯市、債市、非法集資等風險點增多。因此，在面臨的主要矛盾是結構性而不是周期性的情況下，“進”才是“穩”的根基�！斑M”，就是解決經濟運行中的供給側、結構性、體制性問題，這需要時間，目前還處在起步期，新動力還挑不起大梁。
綜合判斷，我國經濟運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勢。
我要強調的是，這個L型是一個階段，不是一兩年能過去的。今后幾年，總需求低迷和產能過剩并存的格局難以出現根本改變，經濟增長不可能像以前那樣，一旦回升就會持續上行并接連實現幾年高增長�！巴艘徊健睘榱恕斑M兩步”。我們對中國的發展前景充滿信心，我國經濟潛力足、韌性強、回旋余地大，即使不刺激，速度也跌不到哪里去。對此，一定要內化于心、外化于行。對一些經濟指標回升，不要喜形于色；反之，對一些經濟指標下行，也別驚慌失措。
問：在經濟回暖的同時，我們也注意到，當前經濟運行分化趨勢愈益明顯。這種走勢分化傳遞出什么信號？
權威人士：分化是經濟發展的必然。
新常態下，我們最需要優化資源配置，培育新動力、形成新結構，這意味著分化越快越好。無論是地區、行業還是企業，總有一部分在“二八定律”的分化中得到“八”的好處，脫穎而出，前景光明。還有一部分，嘗到苦頭，但也挨了教訓，知道下一步該怎么辦了。我看也不是什么壞事。
在可預見的未來，在經濟分化中，我國將不斷冒出更有活力的地區、更具國際競爭力的行業和企業，但有些地區、行業和企業日子也會越來越難熬。與其苦熬，不如苦干。現在這些地區、行業和企業的干部群眾正在拋棄幻想，自立自強，主動促改革抓創新，力爭迎頭趕上。
二宏觀調控怎么干？
問：從一季度情況看，固定資產投資的回升，對于經濟企穩發揮了關鍵引領作用。有一種觀點認為，短期刺激仍然好用、管用、還要繼續用。對此您怎么看？
權威人士：這是大家議論比較多的一個問題，也是國際上高度關注的問題。能不能把握好這個問題，既影響眼前，又涉及長遠。
促進宏觀經濟健康發展，供給側和需求側的招數都要用，但在不同階段，側重點和著力度是不一樣的。當前及今后一個時期，供給側是主要矛盾，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加強、必須作為主攻方向。需求側起著為解決主要矛盾營造環境的作用，投資擴張只能適度，不能過度，決不可越俎代庖、主次不分。
當前，宏觀政策要突出三個要求：
一是適度擴大總需求，堅持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注重把握重點、節奏、力度。
二是堅定不移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著眼于矯正供需結構錯配和要素配置扭曲，全面落實“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重點任務。
三是注重引導良好發展預期，增強各方面對經濟發展的信心。
在工作中要做到“兩個確�！保阂皇谴_保中央已定的政策不走樣、不變形。二是確保中央的政策落地生根。
問：一季度的成績單顯示，一些問題正在得到化解，另一些問題又露出苗頭；經濟工作面臨“兩難”、“多難”和“一果多因”、“一因多果”的復雜性。那么，宏觀調控的著力點究竟應該放在哪里？
權威人士：當前，確實存在一些“兩難”或“多難”的問題。最突出的表現是，一方面經濟面臨下行壓力，另一方面實體經濟高杠桿，如果急于克服下行壓力，杠桿率就會進一步提高，怎么辦？那就要具體分析問題的性質，看看哪個問題更是要害。
我國勞動力總量逐年減少，產業結構在優化調整，即使經濟出現較大幅度下行，社會就業也能保持總體穩定，何況我國經濟也下行不到哪里去！但是，杠桿問題就不一樣了。樹不能長到天上，高杠桿必然帶來高風險，控制不好就會引發系統性金融危機，導致經濟負增長，甚至讓老百姓儲蓄泡湯，那就要命了。這么一比較，就知道工作的著力點應該放在哪兒，就知道不能也沒必要用加杠桿的辦法硬推經濟增長，“兩難”也就成了“一難”。最危險的，是不切實際地追求“兩全其美”，盼著甘蔗兩頭甜，不敢果斷做抉擇。比如，一些國家曾長期實施刺激政策，積累了很大泡沫，結果在政策選擇上，要么維持銀根寬松任由物價飛漲，要么收緊銀根使泡沫破裂，那才是真正的“兩難”，左右不是！
按照這個思路，我們就明確了股市、匯市、樓市的政策取向，即回歸到各自的功能定位，尊重各自的發展規律，不能簡單作為保增長的手段。股市要立足于恢復市場融資功能、充分保護投資者權益，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加強發行、退市、交易等基礎性制度建設，切實加強市場監管，提高信息披露質量，嚴厲打擊內幕交易、股價操縱等行為。匯市要立足于提高貨幣政策自主性、發揮國際收支自動調節機制，在保持匯率基本穩定的同時，逐步形成以市場供求為基礎、雙向浮動、有彈性的匯率運行機制。房子是給人住的，這個定位不能偏離，要通過人的城鎮化“去庫存”，而不應通過加杠桿“去庫存”，逐步完善中央管宏觀、地方為主體的差別化調控政策。
找到了著力點，在操作上還要把握好兩點：
一是避免短期化行為。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結構調整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坎，是一場綿綿用力、久久為功的持久戰。必須保持戰略定力，多做標本兼治、重在治本的事情，避免用“大水漫灌”的擴張辦法給經濟打強心針，造成短期興奮過后經濟越來越糟。
二是避免不適度。既不過頭，也防不及。即使方向正確、政策對路，一旦用力過猛，不但達不到預期目的，還會釀成風險。比如，恢復房地產市場正常運行，去掉一些不合時宜的行政手段是必要的，但假如搞大力刺激，必然制造泡沫，這個教訓必須汲取。
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怎么推？
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否已形成一攬子成熟的工作方案？下一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和難點是什么？
權威人士：中央提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工作的主線，往遠處看，也是我們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生命線”，是一場輸不起的戰爭。
在今年1月份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二次會議上，專題研究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思路，提出了“五個搞清楚”，即搞清楚現狀是什么，搞清楚方向和目的是什么，搞清楚到底要干什么，搞清楚誰來干，搞清楚怎么辦。按照這樣的要求，中央各部門緊鑼密鼓，認真細致開展調查研究，制定具體工作方案。目前，一些方案已基本成型，針對性較突出、政策措施較明確，可操作性也較強。接下來中央還要專題研究，并盡快推動貫徹落實。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五大任務是一個系統設計，每項任務都很吃重，各項任務之間有關聯互補作用，都要統籌兼顧，動態優化，積極推進。從具體操作看，飯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各階段也要有不同的著力點。下一段，化解過剩產能、處置“僵尸企業”等措施也會向縱深推進。這項工作的“減法”色彩較濃，不可避免涉及人和錢，即就業和債務問題，難度和要求都比較高。
問：有輿論質疑“去產能”是“一刀切”、“搞攤派”、“計劃經濟老一套”。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程中，行政手段是否必要？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應當怎么擺？
權威人士：這里要厘清目的和手段的關系問題。我們的目的是為了更多地減少行政干預，讓市場機制更多地發揮好決定性作用。但是靠什么手段能做到這一點？“解鈴還需系鈴人”，減少行政干預離不開政府自我革命。比如，減少對“僵尸企業”的補貼，不靠行政命令、單靠市場行嗎？
當然，那些本身沒有行政干預、市場機制發揮較好的領域，就別再去指手畫腳了。比如，消費品領域市場化程度高、競爭相對充分，市場能夠自動出清，他們去不去產能完全可以依靠市場調節。一句話，不管用哪種手段，最終都是為了有效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把握好的關鍵點。
完成“五大任務”，各級政府要積極作為、主動作為、帶頭作為：
去產能，各地要明確具體任務和具體目標，加大環保、能耗、質量、標準、安全等各種門檻準入、制度建設和執法力度；處置“僵尸企業”，該“斷奶”的就“斷奶”，該斷貸的就斷貸，堅決拔掉“輸液管”和“呼吸機”。
去杠桿，要在宏觀上不放水漫灌，在微觀上有序打破剛性兌付，依法處置非法集資等亂象，切實規范市場秩序。
去庫存，要加大戶籍制度改革力度，建立健全農民工進城的財稅、土地等配套制度。
降成本，就要把整體稅負降下來，把不合理的收費取消掉，把行政審批減下來。
補短板，就要注重脫貧攻堅的精準度，扎實推進科技創新和生態文明建設，完善基礎設施建設“錢從哪里來、投到哪里去”的體制機制。
問：現在對去產能、去杠桿有些疑慮，認為與穩增長存在一定沖突，會加大經濟下行壓力，這個問題怎么看？市場出清了，后面能否接得住接得好？
權威人士：這個問題的實質是如何處理短期和中長期的關系。
從長期看，穩增長與調結構是一致的。但在短期內，穩增長與調結構之間可能存在矛盾。例如，去產能或許會影響一些地方的GDP和財政收入，去杠桿會使一些風險顯性化。但如果不去，不要說長期穩不住，短期效果也越來越差，“僵尸企業”會越來越多，債務越積越重，加劇財政金融風險。處理好“穩”與“調”的關系，關鍵是把握好“度”，掌握正確的方法論，把深化改革作為主要抓手。
必須明確，依靠過剩產能支撐的短期經濟增長不僅不可持續，而且承受的痛苦比去掉這些產能要更大、痛的時間會更長。比如，一些產能過剩領域的企業，虧損加大，拖欠的工資增多，銀行很痛苦，職工也很痛苦，而且越拖越痛苦。怎么辦？長痛不如短痛。對這些企業進行“清盤”，既可以釋放出土地、信貸等稀缺資源，也使這些企業的職工在納入社保、接受培訓后走上新崗位，看到新希望。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加減乘除并用。在去掉無效產能的同時，也要增加有效供給，培育新的發展動力。這既需要決心，也需要咬定青山的努力、實實在在的政策。個別地方舊的矛盾、歷史負擔較大，短期調整確實難以見效，但也得邁開步子，“與其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
四預期管理怎么辦？
問：這幾年，對于經濟發展前景的預期不是很穩定，樂觀情緒與悲觀論調并存。從中可見，對經濟現狀和市場行為的深入研究還不夠，存在“觀點偏執”的現象。在這種情況下，應當如何引導好社會心理預期？
權威人士：預期并非無中生有，也不是無關痛癢，它來自現實，又影響著現實。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宏觀調控本質上是預期管理。
怎么穩預期？關鍵是穩政策。
首先，大政方針不能動搖，核心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這一點，中央從來沒變過。
其次，宏觀經濟政策不能搖來擺去。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策導向越明確，落實越有力，市場預期就越好。反之，如果我們還走需求刺激的老路，市場就會擔心遲疑、無所適從。
第三，要善于進行政策溝通，加強前瞻性引導，提高透明度，說清政策目的和涵義，減少誤讀空間，及時糾偏，避免一驚一乍，不搞“半夜雞叫”。
還有，提高輿論引導可信度也很重要，必須實事求是，拿捏好分寸。適當的正面宣傳對引導預期、提振信心是必要的，但是，對成績不能說過頭，對問題不能視而不見，甚至文過飾非，否則會挫傷信心、破壞預期。
問：在當前經濟大環境下，人的作用更為重要，特別是“三種人”，即企業家、創新人才、各級干部。在您看來，這些群體的積極性有沒有激發出來？怎樣形成全面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合力？
權威人士：適應和引領經濟新常態，不但要我們肯干、敢干，還要我們能干、會干，這就需要更好地發揮企業家、創新人才、各級干部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F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讓大家有了方向，有了希望，能干、會干的人越來越多。同時，也要看到，不理解、不適應的現象依然存在，發揮上述三個“關鍵少數”的作用，還要做大量工作。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亟需發揮企業家的創新精神，包括面廣量大的民營企業家�，F在最關鍵的是通過保護產權、知識產權，使企業家既有“恒產”又有“恒心”。要建立“親”和“清”的新型政商關系，把企業家當作自己人，讓他們充分體會到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在一些具體政策執行上，不要盲目翻舊賬，使創業者有安全感。
五經濟風險怎么防？
問：去年至今，銀行業利潤下滑和不良資產率上升頗受關注。一季度資本市場也一度發生較大波動。面對經濟下行壓力，我們能否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區域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權威人士：盡管我國金融風險整體可控，特別是銀行體系總體抗風險能力較強，但今年伊始發生的股市匯市動蕩，也反映出一定的脆弱性。要避免把市場的這種“超調”行為簡單理解成只是投機帶來的短期波動，而要從整個金融市場的內在脆弱性上找原因。其中，高杠桿是“原罪”，是金融高風險的源頭，在高杠桿背景下，匯市、股市、債市、樓市、銀行信貸風險等都會上升，處理不好，小事會變成大事。
當前，最重要的是按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求，積極穩妥推進去杠桿。在利用貨幣擴張刺激經濟增長邊際效應持續遞減的情況下，要徹底拋棄試圖通過寬松貨幣加碼來加快經濟增長、做大分母降杠桿的幻想。對各類金融市場存在的風險隱患，金融監管部門要密切配合，摸清情況，做好預案。目前銀行壞賬處于上升趨勢，是經濟問題在金融部門的必然反映。只要我們勇于面對，主動應對，不掩蓋和拖延風險，結果就沒那么可怕。
問：伴隨“去產能”，部分地區和企業出現人員下崗，這在鋼煤行業更突出，甚至有一些地方出現群體性事件。請問“去產能”是否會給就業帶來沖擊，進而引發影響社會穩定的風險？應該怎樣妥善處置？
權威人士：當前就業領域最突出的問題是，對“僵尸企業”的處置、對產能過剩行業的調整會引起下崗壓力顯性化。這輪下崗的行業和地區較集中，其中大部分是國有企業特別是40—50歲職工。我們要堅持以人為本，完善相關政策，講究工作方法，穩妥審慎地去產能：
一是堅定不移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保人不保企”，勇于處置“僵尸企業”。我們強調要多兼并重組、少破產清算，但對那些確實無法救的企業，該關閉的就堅決關閉，該破產的要依法破產，不要動輒搞“債轉股”，不要搞“拉郎配”式重組，那樣成本太高，自欺欺人，早晚是個大包袱。
二是要把人員的安置作為處置“僵尸企業”、化解過剩產能的重中之重。能培訓的培訓，能轉崗的轉崗，確實不能轉崗的要做實做細托底工作。要有人文關懷，帶著感情，將心比心，設身處地為他們著想，既幫他們解決好生活困難，又助他們提高再就業能力。這次產能過剩帶來的一大教訓是，距離上一輪國企改革10多年后，國企“人浮于事”仍很嚴重，職工“下不來”、“裁不掉”，企業辦社會、政企不分、企社不分的問題依然突出。本輪國企改革一定要在這方面取得實質性突破，真正把國企建成能面對市場競爭、以質量效益為導向的現代企業。
問：今年以來，肉價菜價走高，老百姓很關注，也有擔憂。如何既防范可能出現的通脹風險也注重防范通縮風險？
權威人士：處理好物價問題，是宏觀調控的永恒主題。從我國來看，價格形勢趨于復雜。在社會上認為通脹的人在增加，認為通縮的也不少，各有各的理由。
依我看，還不能匆忙下結論。一方面，產能過剩依然嚴重，工業品價格總體下降的趨勢一時難以根本改變，物價普遍大幅上漲缺乏實體支撐；另一方面，市場流動性充裕，居民消費能力旺盛，出現嚴重通縮的可能性也不大。但是，我們必須保持警覺，密切關注價格的邊際變化，尤其是工業品價格、消費品價格、資產價格及其相互作用。對部分食品漲價問題，既要加強調配、保障供給，也不能反應過度，干擾價格信號，對城市低收入群體，各級政府要及時跟進補貼政策，托好底。（本文刊于2016年5月9日出版的人民日報第一、二版，文章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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