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本頁貪官的罪名可能有哪些？
貪污罪？受賄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除了大家熟悉的這些，其實還有隱瞞境外存款罪。這個罪名政知道（微信ID:upolitics）是最近才注意到的。
最高檢官網10月31日披露，上海市人民政府原副秘書長戴海波（正局級）涉嫌受賄、隱瞞境外存款犯罪一案，經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偵查終結，日前由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向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不過，戴海波并非涉嫌隱瞞境外存款犯罪的第一人。
誰是十八大后第一人？
政知道（微信ID:upolitics）注意到，就在5天前的10月26日，內蒙古檢察院認證微信公號披露稱，近日，通遼市政府原副市長許亞林（副廳級）涉嫌受賄罪、貪污罪、挪用公款罪、濫用職權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隱瞞境外存款罪一案，由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檢察院反貪污賄賂局偵查終結，移送本院公訴部門審查起訴。
許亞林雖然只是副廳級官員，但其涉及的罪名很多——“
受賄罪、貪污罪、挪用公款罪、濫用職權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隱瞞境外存款罪”足足六項之多。其中，隱瞞境外存款罪是其中之一。
許亞林也并非十八大后首位涉嫌隱瞞境外存款罪的官員，第一人可能跟他一樣是內蒙古官員。
目前公開報道可檢索的涉嫌該罪名的案子是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原副秘書長、法制辦主任、黨組書記武志忠及其妻子于惠瓏涉嫌貪污、受賄、挪用公款、巨額財產來源不明、隱瞞境外存款一案。2013年9月16日，該案在內蒙古呼和浩特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
當年12月18日，呼和浩特市中級人民法院根據被告人武志忠、于惠瓏(武志忠妻子)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社會的危害程度作出一審判決，判處武志忠無期徒刑，判處于惠瓏有期徒刑9年。
9個月后，內蒙古自治區高級法院二審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此前《21世紀經濟報道》就此案進行報道時曾指出，二審裁定將決定“其是否可能成為級別最高的隱瞞境外存款罪官員。”
何為隱瞞境外存款罪？
隱瞞境外存款罪并非新罪名，其在刑法中已存在近二十年。
刑法第395條，隱瞞境外存款罪與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一起，被列為貪污賄賂犯罪范疇內的一項單獨罪名。
第395條第二款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在境外的存款，應當依照國家規定申報。數額較大、隱瞞不報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較輕的，由其所在單位或者上級主管機關酌情給予行政處分。
該罪名隨著1997年新修訂的刑法實施而生效。1999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關于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立案偵查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試行）》，明確：
隱瞞境外存款罪是指國家工作人員違反國家規定，故意隱瞞不報在境外的存款，數額較大的行為。涉嫌隱瞞境外存款，折合人民幣數額在30萬元以上的，應予立案。
不過，據政知道（微信ID:upolitics）了解，近二十年來，適用該罪名的案例并不多。
網絡公開可檢索的適用案例，最早可追溯至2003年，當年8月21日，深圳地鐵有限公司原總經理馬恭元，因犯受賄罪和隱瞞境外存款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6年，并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時隔4年后，2007年，廣州、上海、北京均有適用該罪名的案例披露。對上海而言，這是該市查處的首例隱瞞境外存款案——
上海市嘉定區供銷合作總社原主任張偉民，犯貪污罪、受賄罪、隱瞞境外存款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四罪并罰被判處有期徒刑20年。
2007年后，至十八大前，公開報道中都未見相關案件。僅通過中國裁判文書網檢索出一例，2010年，上海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電子信息產業管理處原處長徐紹敏，犯受賄罪、隱瞞境外存款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
案例少因查實條件差
隱瞞境外存款罪寫入刑法近二十年，為何適用案例如此少？
“現實中比較少見很重要的原因，是查實的條件比較差。”知名刑法學專家、中國政法大學刑事訴訟法教授洪道德對政知道（微信ID:upolitics）分析說，“從罪名的角度來講，刑事案件的罪名責任完全在控方，要從官員的境外存款中查找國內的犯罪所得比較困難，造成有些案件雖然有一些線索，但是無法查清楚，不能達到法律需要的證明條件。有些案件經過分析、評判，最終就不以該罪名進行起訴。”
政知道注意到，上海2007年查處的首例隱瞞境外存款案，就是因成功得到香港廉政公署協助才最終定罪。
檢方在對與張偉民案有關人員進行調查時，一名張偉民的“老部下”向檢察官提供了一疊書面單據，單據顯示了張偉民曾在香港開設賬戶并向美國轉移資金，涉案金額達344萬元。這筆錢最終成為隱瞞境外存款罪的定罪依據。
“受司法管轄權限制，我們只能委托香港廉政公署協助取證。協助取證程序復雜，審批時間漫長，此前曾有檢察機關欲赴境外取證，但因等待批復時間超過偵查期限，最后不了了之。”負責辦案的上海嘉定區檢察院事后披露說，“經向市檢察院二分院、區委、市檢察院報告獲批準，又經市檢察院反貪局審核上報最高人民檢察院，我們終于得到了最高檢的‘破格’支持。等辦齊赴港手續，時間已過去近4個月。”
最終，他們在香港廉政公署的幫助下，獲取了嫌疑人張偉民在香港匯豐銀行的賬戶資料，并約見該案一名重要證人——股市操盤員，成功做完筆錄。
這類案件今后可能會多起來
在洪道德看來，官員隱瞞境外存款被發現，一般是通過兩種途徑：一種行賄人是境外的，國內受賄人要求行賄人將行賄款項直接存在境外，這種暴露主要是從行賄人角度進行突破；另一種是通過代理人境外存款，當事人因為到國外去存款不方便，在當地委托代理人幫助協辦事情，偵查機關從代理人途徑查實的。
“現在黨內干部財產申報制度，內部已經在很嚴格地執行，如果隱瞞不報很可能在被調查后確定為該罪名。”洪道德說。
政知道（微信ID:upolitics）注意到，戴海波一案就是如此。
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起訴書指控：被告人戴海波利用擔任上海市張江高科技園區開發公司、上海張江(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上海張江集成電路產業區開發有限公司董事長，上海市浦東新區區委副書記、副區長，上海市南匯區區委書記，上海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主任等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在境外銀行開設銀行、股票、基金賬戶，存款數額較大，未按國家規定向主管部門如實申報，依法應當以受賄罪、隱瞞境外存款罪追究刑事責任。
“今后，這類案件可能多起來。”洪道德說，“我們正在和一些國家、地區加快建立刑事司法協助，如果刑事司法協助建立起來，一旦有線索——犯罪嫌疑人將非法所得存在某個境外的機構，中方即可通過協助請求對方機構提供幫助。”
不過，也有觀點認為，目前隱瞞境外存款罪在查處上存在尷尬之處。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教授阮齊林說，中國在官員必須報告其境外存款方面的法律規定“不是很清晰”。據他了解，目前，在黨的紀律方面，有要求處級以上的干部都要申報財產，但在法律上尚未明確。
資料 | 南方日報、廣州日報、中國青年報、最高檢網等
校對 | 王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