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周刊本期封面
讀大學還值不值？
大學生就業難不僅讓高考失色，也讓“讀書無用”論卷土重來。
記者｜金 姬
曾幾何時，網上流傳著這么一句話 ：“如果把大學比作一列火車，清華北大是軟臥，其他名校是硬臥，一本二本是硬座，三本專科是站票，成教是擠廁所的。到了目的地，沒人在乎你是怎么來的，只在乎你能干什么。”如今，對于那些剛“下車”的大學畢業生而言，更郁悶的是發現搭不上大學這列火車的農民工兄弟似乎在就業市場更吃香。
于是，大學這列火車不再那么富有吸引力。根據中國教育部公布的數據，高考人數已連續5年下降。2009至2012年，全國共有300萬高中生放棄高考，占畢業生總數的10%。對農村棄考生來說，城市日益激烈的應屆生就業競爭和高昂的學費、生活費，使他們不得不重新權衡讀大學的利弊。今年中國有699萬名大學畢業生，人數比去年增長3%，就業崗位卻減少了15%。
而許多城市學生棄考后選擇出國留學，但他們中的六成是“海歸”，有的甚至成了“海帶”(海外留學回國待業)。據悉，2012年中國出國留學人員總數近40萬人，返流已達23.03萬人次，2006年至2012年中國留學生累計回國人數達104.87萬人次。“海歸”不只互相競爭，還要和“土鱉”(國內高校畢業生)進行一番廝殺，“僧多粥少”的就業市場注定十分慘烈。
如今，大學生“就業難”和農民工“用工荒”形成鮮明對比。人們不禁要問：讀大學究竟還值不值？
新“讀書無用”論
大學生就業難不僅讓高考失色，也讓“讀書無用”論卷土重來。
建國至今，中國一共出現過三次“讀書無用”論的思潮。第一次是在“文革”后期，以張鐵生交白卷上大學為高潮，那些年“我是中國人，何必學外語，不學ABC，照樣干革命”，成為廣大青年的口頭禪，學校停課，學生停學，知識分子是“臭老九”，成為批斗的對象。以大老粗為時尚，越窮越光榮。
第二次出現在改革開放初期的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最典型的口頭禪就是“造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由于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許多沒有讀過多少書、又沒有進入國營事業集體等等所謂“單位”的人，首先進入了個體戶的行列而勤勞致富。由于體制等原因，教授、醫生、教師、公務員、工程師等依然在單位拿著固定工資，收入差距十分明顯。
如今的“讀書無用”論首先從農村出現。過去靠高考改變命運的農村青年面臨無能為力的三大難題：一是高考的公平性不如以前；二是高昂的學費讓貧困家庭難以負擔；三是花費巨額費用大學畢業后卻找不到工作。在一些農村學校，放棄高考的學生高達三成。
尤其在如今“大學生滿大街都是”的前提下，“有個好爸爸就有好前程”的“拼爹”現象隨處可見，考大學改變命運的難度越來越高。要不然，“奮斗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的調調怎么能引起萬千屌絲的共鳴？
都是擴招惹的禍？
事實上，新“讀書無用”論始于2003年，當時的國人第一次發現大學生竟然存在“就業難”的尷尬。值得注意的是，那一年恰逢大學擴招后的第一批學生畢業。而1999年的高校擴招政策也被許多人認為對后來的大學生就業難問題難辭其咎。殊不知，當年擴招政策不僅是一項教育改革，更是對當時中國的一針經濟強心劑。
根據北京師范大學勞動力市場研究中心的《2012中國勞動力市場報告》，1997年7月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席卷全球，中國出口貿易額銳減，同時國內又出現了通貨緊縮的現象，消費市場不景氣，經濟發展缺乏原動力。為了減弱壓力，不少學者將目光轉向銀行的8萬億私人居民儲蓄，希望通過高校擴招并收費的方式將這些存款引入教育消費。
在擴招前，恢復高考20年的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高等教育在學人數與18-22歲年齡段人口之比)從1.55%升至9.76%。國際上通常認為，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在15%以下屬于精英教育階段，15%－50%為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50%以上為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
擴招可以“一箭三雕”：首先通過拉動內需，刺激消費緩解國家面臨的通貨緊縮壓力，實現中國經濟“軟著陸”，減少亞洲金融危機對國民經濟的不良影響；其次，解決中國高等教育長期面臨的經費投入不足難題，促進高等教育體制改革；此外，擴招可以吸納部分高中畢業生，延緩他們的就業時間，至少可以給大量因國企改革而產生的下崗職工讓位。
1998年11月，時任亞洲開發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湯敏上書國務院總理，首次提出《關于啟動中國經濟有效途徑——擴大招生量一倍》的建議書。一個月后，教育部制定了《面向21世紀振興行動計劃》，計劃到2000年使高等教育入學率達到11%，2010年接近15%。
1998年，中國大學新生人數為108.4萬，但1999年的招生人數一下子躍升至159.7萬，增幅高達47.3%。上海姑娘小金至今都記得自己2003年復旦本科畢業后一時找不到工作的尷尬：“校園招聘我幾乎都去了，也有一些公司的面試機會，但總是拿不到理想的offer。當時大家的起薪預期也從3000元一路降到‘白菜價’1500元，當然，這只有不考慮租房的本地學生才能承受。我后來去參加了公務員考試，筆試通過了，就去離家最近的區統戰部面試，想不到遇到了同班同學，正在感嘆‘同室操戈’的時候，我們的大學輔導員也走了進來，她當時研究生畢業，和我們競爭同一個職位！”
事實上，自1999年擴招以來，念大學就不再是件“稀罕事”——2002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就達到了教育部制定的2010年目標，2005年以來始終超過20%，2012年更是達到30%。
而從2004年開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劉易斯拐點”逐漸來臨，農民工“用工荒”問題日益凸現，一些人開始質疑：如果中國的大學保持精英教育，而讓更多高中畢業生成為藍領技術工人，“就業難”和“用工荒”問題是否也就迎刃而解？
“主要問題不是大學生太多。”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城市與區域研究中心主任左學金博士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訪時表示，“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的大學生比重還不夠，國家提出‘創新驅動轉型發展’，為何現在就不能容納這么多大學生呢？”在左學金看來，擴招本身沒有錯，大學生就業難問題在于兩個方面：一方面，中國的義務教育和高等教育都存在不少問題，培養出來的大學生創新、創業能力較差；另一方面，中國中小企業創業的商務環境較差，勞動力市場分層和社會流動性差，這些問題造成大多數大學畢業生愿意去當公務員或去事業單位、大企業等有保障的單位，而不愿意去創業或去民營企業打拼。
今年上海青浦區城管大隊計劃招收城管隊員60名，引來數百人報名，最后通過筆試進入面試環節的180人中，有來自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浙江大學等國內高校2名博士和119名碩士，還有一名來自英國蘭卡斯特大學的“海歸”。姑且不論城管是否需要研究生學歷，畢竟這工作在上海可是“鐵飯碗”——2011年起，上海城管開始參照國家公務員待遇，招錄納入公務員考試后，各區街頭都出現了碩士城管的身影，僅青浦區城管執法大隊先后有9名碩士入職。
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李長安也認為大家不能把“板子”打在擴招的身上：“中國目前的經濟結構更容易吸納低端勞動力，因此對農民工需求大，而對高端勞動力需求不足。”李長安還告訴《新民周刊》，“青年就業率在全世界都是一個問題，現在希臘、西班牙的青年失業率超過50%。”
“眼高手低”為哪般
即便在“史上最難求職季”的今年，部分 90后畢業生似乎全然不顧市場的低谷，“從容”和“挑剔”比往年更甚。根據前程無憂今年5月發布的《應屆畢業生面試爽約》調查報告，應屆生面試爽約率再創新高，近兩成的雇主在招聘應屆畢業生時面臨著超過75%的面試爽約率。
“職位申請太多，答應的面試太多”是應屆生給出最多的面試“爽約”理由，達到25.7%。海投、海申仍然是90后求職的主要方式，但是對互聯網越來越依賴的大學生在現實生活中人際交往能力卻呈現“退化”態勢。一些應屆生在接到面試通知的一刻不知如何回答，到最后就造成面試都答應了，卻無法妥善安排時間，有的發現地方不熟或路程較遠，就放棄了。“企業提供的薪酬比較低”也是他們直接放棄面試機會的原因。
前程無憂發現，有超過20%的學生承認“其實工作不難找”，只是自己比較挑剔。而挑剔的背后，是對“上班”的缺乏興趣。受訪的學生中竟有超過六成的應屆生認為，求職是需要父母幫襯的，如同當年他們的求學和未來的婚姻。一位畢業生曾被兩家雇主看重，但家長認為還可以找到薪酬更高的工作，慢慢找，總有機會的。
應屆大學不盡如人意的表現，讓企業不再“唯學歷論”。滬江網現有專職員工600人左右，兼職員工達到2000多人。員工平均年齡24歲。滬江網CFO兼黨支部書記于杰告訴《新民周刊》，“滬江網招收的大多是大學畢業生，而我們的客服總監就是高中學歷，但她后來自己進修，而且工作十分出色。”滬江網以往招收的應屆畢業生比例占到八成，去年降到五成，今年可能繼續下降，“從去年開始，企業挑選余地就越來越大，我們也希望招收更多有工作經驗的人。”
當大學生就業形勢總體嚴峻之際，中職校近年來交出的“就業成績單”就漂亮多了。根據上海市教委的數據，2012年上海中職生就業率近98%，五成月收入在3000元左右，八成多畢業生修讀專業與就業崗位對口。其中，航空服務、護理、數控技術應用和汽車運用與維修等專業畢業生的總體薪資水平比較高。不少用人單位表示，招聘中職畢業生時最看重他們的專業知識和技能、責任心、主動性，對于用工成本、團隊合作等方面則是次要因素。相對學歷層次而言，中職畢業生的年齡問題對工作影響程度更大些。
“大學教育本來就不是單純為了提高就業率的，這和技校沒有可比性。”2011年畢業于華東政法大學的山東姑娘小杜兩年來已經換了四份工作，雖然目前月薪四千的她在上海只能勉強養活自己，但從不后悔自己的選擇。“不讀大學，有其他更好的出路嗎？大學教育是給學生一個人生意義和世界觀的啟蒙，跟技校是不同層次上的。如果我讀了技校，即便輕松找到工作，眼光也就眼前那一畝三分地，對整個宏觀的行業、對整個社會以及人類文明的認知都會是蒙昧膚淺的。”在小杜看來，大學教育的效果會在10年20年后顯現。
根據麥可思研究院的《2012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2007 屆大學本科畢業生畢業半年后月薪2483 元，畢業三年后平均月收入為 5296 元；高職高專畢業半年為1735 元，三年后為 3480 元。值得注意的是，碩士研究生畢業后很快就追上了一直工作的同屆本科畢業生；專轉本的畢業生收入也不低于一直工作的同屆高職高專畢業生。提升學歷所中斷的就業并未帶來明顯的收入劣勢，學歷提升還會在將來帶來更大的回報。說白了，如今文憑的含金量雖然降低了，但還管用。
李長安認為大家沒有必要放大大學生就業難問題。“五六月間的簽約率低，并不一定就意味著今年7月統計的初次就業率也很低。而到12月份統計的二次就業率更能說明應屆生的就業情況。我自己的學生簽約率目前就有六成。”
對癥下藥
面對大學生就業難問題，李長安建議政府可以在短期政策方面鼓勵大學生創業、改變就業觀，政府也可以多開設一些公益性崗位 。
2008年畢業于華東理工大學的小肖在外企工作4年后，于去年年底開始創業。“繼續在公司里面發展，從長期上來說，5年，甚至10年，能做到什么程度，都是有前輩的經歷可以參考的。我想自己出來試一下，看能做到什么程度。”在小肖看來，現在的創業環境并不差，“真的創業，只要有靠譜的計劃，心態踏實一點，都能生存。資金、扶持是次要的。”但他并不建議大學生一畢業就創業，除非是跟隨有經驗的人一起做。“大部分創業都不是單靠想法和技術就能成功的。”
在長期政策方面，李長安建議中國教育體制需要改革：“我們現在不夠重視非學歷教育，忽視技能，造成很多大學生畢業時沒有任何競爭優勢。”此外，中國的經濟結構也需要調整，應該發展現代服務業，吸納更多的大學生，否則大學生“畢業即失業”的窘境每年都將繼續。
糾結的起薪
《中國合伙人》告訴年輕人，拿36元起薪的屌絲最終可以成就63億商業帝國，別太把起薪當回事；但若是薪水長期繳不起房租水電，能不能活到63億帝國起步的那天就是個問題。
記者｜任蕙蘭
以低薪致青春
前不久有一條讓無數父母扼腕的社會新聞：一個沉迷賽車的高中生，把趕來賽場勸他回去參加高考的母親撞翻在地，還義正詞嚴地宣稱：讀大學有什么用，每月就賺兩三千！
畢業生糾結的低薪，讓讀大學顯得越來越雞肋。
在這個“史上最難就業年”，大學生起薪應該指望多少？專家、數據、調查各種聲音告訴畢業生：沒有最低，只有更低。
北京青年壓力管理服務中心連續5年出具大學生就業壓力調查的分析報告，根據今年的調查，專科生期待月薪3444元，本科生月薪期望為3494元，碩士生為4879元，博士生主要集中在6000元。
平均來看，大學生期望月薪降至3683.6元，成為近3年中期望月薪最低的一年。和2011年大學生就業的期望月薪5537.5元相比，整整降了近2000元。比起2012年4592.5元的期望薪水，降幅也近千元。
這還不是最悲催的。時至6月，往屆生此時早已開始尋覓單位附近的出租房，眼下眾多一線城市的應屆生就業率還只有50%多一點。面對這些數據，專家們苦口婆心地建議畢業生，無論如何先找到工作，稅前2400元以上的月薪即可接受。
養尊處優的“90后”們學會帶著簡歷去擠菜市場一般的校園宣講會；學會上午收到拒信下午繼續信心滿滿地去另一家用人單位面試；學會早上穿著運動鞋去擠高峰時段的地鐵，到實習公司第一時間奔向洗手間換上高跟鞋和套裝，妝容精致地走進辦公室。辛苦奔波只是為了能在690多萬畢業生競爭的那鍋粥里多分到幾口。
“今年市場上用人單位給畢業生的起薪比往年要低。”交大工商管理專業人力資源方向博導、慧圣咨詢董事長顏世富說。雖然不同行業不同企業差別會很大，比如同樣是咨詢公司，有起薪過萬，也有底薪2000元，但總體而言起薪降幅明顯。“一般本科生起薪在3000元左右，但現在很多研究生給3000元也去，畢業生的薪酬預期放低很多，覺得要先找到飯碗再圖將來。很多人看公司如果規范，能辦戶口，薪水低也不介意。”
資深的HR也在勸畢業生不用太糾結起薪，這不是職業選擇的關鍵。“起薪和崗位重要性也就50%相關吧，畢竟有些崗位薪水起薪低但漲幅很大，有些起薪高漲幅很小，一般還是要看該崗位的3-5年的發展才能推測出公司的重視程度。”Manpower獵頭陳奇說。
《中國合伙人》告訴年輕人，拿36元起薪的屌絲最終可以成就63億商業帝國，別太把起薪當回事，但若是薪水長期繳不起房租水電，能不能活到63億帝國起步的那天就是個問題。
“裸活”一族
有多少職場新人每天早上睜開眼就是一串數字：房租1000、水電500、交通300、吃飯1000、娛樂500、人情往來不等……本地畢業生有父母照應補貼，外地生們卻是所有生活開支就指望著一點微薄的起薪，尤其是在“居不大易”的北上廣。
在上海度過幾年過客生涯后，陳虹(化名)終于決定接受父母在江蘇老家為她謀得的工作，回家鄉發展。2009年畢業后，她進入上海一家傳媒公司工作，月薪3000逐步提升到6000多，但經過幾年無可奈何的月光生活后，發現自己的青春沒有攢下經濟基礎。
房租是所有開支中的大頭，陳虹先后換了五六個住處。為了壓低房租開支，她經常與人合租，她租過每月500元的床位，也租過客廳里用木板隔出的每月1000元的“單間”，對她而言，“有床、書桌、空調和網線”就可以住。
陳虹剛畢業時，即使花費每月三分之一的薪水在租房上，居住條件也并不如意。一套10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會被隔成五六間，租給很多人，夏天空調用得狠，經常跳閘，物業來檢修時，大家會默契地按照房東交代，說是一個公司的同事，彼此認識，因為“租客成分太復雜會給房東惹麻煩”。
陳虹習慣了“家”里來來往往的陌生人，也習慣了忍受“二房東”的抽成。每個地方都有一個直接和房東打交道的租客，租下整個單元，再按間或按床位拆分轉租給其他人，自己賺個租金差價。“有一次我替二房東把租金給房東，才知道他加了幾百元。”
大城市的高租金不但推高畢業生的生活成本，也令他們沒有安全感。為了規避中介高額的手續費，陳虹經常在網上找房子，租賃雙方簽一份手寫合同，交租金時她會拿到一張手寫的收據。陳虹展示的一張收據中，“茲定于”被寫成“滋定于”，她知道這些錯別字連篇的協議并沒有多少保障。“有一次我簽了協議付了1500元押金給房東，搬進去才發現約定的電視機等家電都被房東搬走了，理論了半天，房東只退了一半押金給我。”
租房遭遇的種種亂象陳虹都已習以為常，不過她最大的噩夢就是房東跳價，年底房東經常會提出在原來租金基礎上浮100-200元，對于她而言這又是一次搬家的信號。
和很多在異地辛苦生活的女孩子一樣，房租壓力讓陳虹沒有太多閑錢買昂貴的衣服，而且搬家頻繁，衣服就是個累贅。她也不能隨心所欲出去吃大餐，陳虹會給自己做飯，中午帶飯菜到單位用微波爐加熱，雖然這在夏天很不方便。
陳虹也希望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如果租金是用來還房貸，多年后至少擁有一個屬于自己的小窩，但上漲的房價讓她只能苦笑著算算下一個交租日。
相比后面幾屆畢業生，70后王洛(化名)是幸運的，因為她實現了安居的夢想。她大學一畢業就在上海一家房地產企業工作，起薪2000多元，第一個住處是樓梯吱呀亂響的老房子。
王洛最早租住在黃河路附近某條里弄的三層樓老房子，她的房間在走廊最盡頭，每當她提著大包小包購物袋回家，只能側著身子踱進房間，因為走廊三分之二空間堆滿了各家的雜物。王洛很疑惑，家里清清爽爽，善于螺螄殼里做道場的上海人家，怎么喜歡在門口堆這么多垃圾。另一個讓她難以理解的現象是，鄰居永遠只掃家門前那塊走廊。
“蝸居”的那段日子，王洛每天早上在弄堂里買煎餅或包子，在里弄人家的煙熏火燎中去上班，走出弄堂拐個彎，高檔樓宇堆砌出摩登城市的繁華。
因為出道得早，王洛還有通過努力實現夢想的機會。2003年樓市飛漲，已經工作幾年的王洛小有積蓄，跟幾個同事湊錢付首付，買了一套期房，不到3個月轉合同出手，賺了一倍。她用這筆錢加上東拼西借湊足首付，買了一套50多平方米單價8000元小戶型，并在30歲以前還清了貸款。
而眼下，房價讓大部分草根出身的85后畢業生喪失了靠薪水在一線城市買房的機會，現在登臺的90后更是如此。面對房價和物價水平上揚，起薪卻在下挫的應屆生，似乎只能“裸活”了。
一些人性化的公司在薪酬設計時會考慮員工的生活成本，當外地員工和本地員工從事同一崗位時，暗中給前者開高一些薪水，補貼其生活開支。但也只是個例。“一般為公司主營方向的崗位，薪水才開得比較高。用人單位不太會顧及員工的生活成本，最多只是一些地處豪華寫字樓的公司會提供些用餐補貼。”陳奇說。
拿著連生存都困難的起薪，畢業生更談不上讓自己的教育投資“回本”了。
回不了本的投資
如果哪一天研究生考城管、公交公司配備“大專司機班”的新聞不再是新聞，那人們對“學歷高配”的現象就徹底淡定了。
北京青年壓力管理服務中心的數據顯示，今年實際考研人數達到創紀錄的180萬(占699萬畢業生總數的25.8%)；而在意愿層面，參與調查的求職者只有12%的人選擇畢業后考研。也就是說，在180萬考研大軍中，內心真正想考研的人也許還不到一半，只是在被動“刷學歷”。
日益嚴酷的競爭環境下，學子們被逼著去搶占學歷上的制高點，卻發現用人單位的要求也在水漲船高。教育上真金白銀的投入，理性也好，盲目也罷，越來越難保證換來一份好工作。
今年690多萬的就業增量中，還沒有算上“海歸”這一族。中國留學生源成為美國、英國、加拿大、新加坡等推行教育產業化國家的爭奪對象。各種游學夏令營、國際學校、托福班讓家長們眼花繚亂，乖乖掏錢。留學產業還帶熱了海外移民生意。來自富裕家庭的中國留學生背LV、開豪車穿梭于校園，工薪階層的子女也希望通過留學鍍金，并且拓展人脈。
出身于金字塔頂尖家庭的留學生，沒有就業壓力的困擾，父輩會為其人生鋪路。專業能力在金字塔頂尖的留學生，有足夠的資本留在海外發展，也無需回國擠獨木橋。但在這兩者之外，在海外過了過水的普通留學生卻不得不放下身段，和本土學生一起擠招聘會。
遺憾的是，在本土用人單位眼中，一年學成的“海歸”碩士未必比本土學生更有價值。“我從不輕易招海歸，要招實實在在做事的人。我試用過的‘海歸’來自美國、英國的都有，但印象好的很少。”一位咨詢公司老總表示。
顏世富認為，海歸做事的本領很難超過本地學生。學理工科的留學生相對好一些，專業學習時間比較長，學管理的回來很難說有優勢。因為在一兩年的留學時間里，過語言關就要花幾個月，真正用來學專業的時間很少，這樣輕輕松松拿到的文憑用人單位未必稀罕。海歸學生的強項在于外語能力，但在一般國企民企也沒太大用武之地，即便需要用外語的職位，國內學生的外語水平也能勝任。
于是“海歸”給用人單位留下了眼高手低的印象。“很多留學生知識沒學到多少，心態又壞了。因為花了五六十萬出國，找份工作一個月賺5000元，肯定做不久。用人單位也不想被當成跳板。”
海歸最理想的就業歸屬是外企，因為有語言優勢，但今年外企招人銳減，讓“海歸”前景更慘淡。“現在外企裁員很嚴重。因為中國對外企的政策在變化，國內企業逐漸成長起來，對外企傾斜的政策少了，很多外企開始離華。所以外企在校園舉辦熱鬧的宣講，做廣告的成分大于招聘。”顏世富表示。而且外企用英語的機會也不如外界想象的那么多，能用幾個單詞在聊天時裝點門面就足夠。
隨著“求穩”的心態彌漫在應屆生中，外企在好工作排行榜第一的位置被公務員取代。越來越多碩士生、博士生一窩蜂擠入公務員隊伍。
不過對公務員福利待遇充滿想象的高學歷應屆生難免會失望。“今年一些交大的MBA去考公務員，讀一年MBA要花23萬，靠公務員的收入是回不了本的。”顏世富認為，普通公務員收入并不如外界想象的那樣高，若在清水衙門謀得一個小公務員的職位，沒有上升渠道，薪水未必趕得上民企白領。
即便不考慮成本問題，博士、碩士研究生和公務員之間“路數也不同”。適合在研究機構發展的博士，未必擅長做實務。而“學歷高配”的員工不可能在一個崗位長久發展。“服從性也是衡量一個畢業生的指標之一，但高學歷人才容易不聽話，和領導對著干，不適合做公務員。”
倒下的多米諾骨牌
在某一個飯局上，一家上市民企董事長向別人抱怨，自己公司從總經理職位往下都缺人，他不得不兼著總經理的職位，又要花大量精力親自抓下面技術人員、管理人員的招聘。但當別人向他推薦幾個優秀的應屆生，他又馬上擺擺手。
一面是應屆生難找工作，一面是企業緊缺人才，這對奇異的矛盾真實地存在當下，推倒這個“最難就業季”的多米諾骨牌是哪一張？
顏世富估計，今年690多萬畢業生，加上海歸和以前沉淀人數，總數可能要在800萬。大學并校、擴招帶來畢業生數量的上升，卻也導致質量的下降。
“現在大學生質量跟十年前不能比，用人單位只好把研究生當本科生用，本科生當專科生用。因為本科四年實際上學生學習時間不到三年，第四年不安心讀書了，開始實習找單位。國內碩士生以前讀三年，現在很多都是兩年，加上第二年就忙著找工作，所以學到的東西很少。”
管理類、文史類學生的專業能力相對不易衡量，但對于醫學、機械等實踐性強的專業，畢業生學到了幾分本事，一上手用人單位就一目了然。
畢業生犧牲專業課時間混到的實習經歷，也在逐年貶值。實習經歷成為簡歷標配以后，用人單位對其含金量的要求也越來越高了。以前應聘者如果在某個知名公司實習，麥肯錫、波士頓等大企業的光環足以讓簡歷誘人，但現在HR會詳細詢問你在實習期間做過什么貢獻，究竟是接電話打雜還是認真做項目。“比起在大公司滾過一水的人，用人單位情愿要一個在小公司實實在在學到點小本事的人。”
除了專業能力不扎實和經驗不足，更為用人單位詬病的是90后畢業生普遍缺乏情商。大學并不注重情商教育，不懂人情世故幾乎成了90后的標簽。特別對于一些需要人際交往的工作，畢業生的表現更讓用人單位頭痛。
“咨詢公司資深的顧問一般都不愿意帶新人，要花很多心血教。剛畢業的新人有時連客戶需求都聽不明白，說話不注意又會得罪客戶，所以只分派一些做會議記錄的工作。”顏世富說。一個普通畢業生的培養周期在兩年左右，稍能上手又會籌謀跳槽，所以很多企業不想做應屆生的“黃埔軍校”，情愿花高薪挖成熟人才。
從供應方面來看，就業難的癥候在于現在的學校教育落后于企業發展。“如果把學生比作學校的產品，那生產者需要做市場調查。但因為教育資源稀缺，高校特別是重點大學壟斷文憑，所以學校沒有服務企業的意識，也不會調查企業需求，只考慮自己能教什么專業，不考慮需要教什么專業，不以企業需求為導向，所以才會供需失調。”顏世富指出。
此外，大部分高中生在選擇大學專業時會征詢中學老師的意見，而中學老師不熟悉大學專業設置變化，不了解社會需求，所以會導致很多人報考的熱門專業和社會需求不匹配。
另一方面，人才與崗位失調也與用人單位只認學校有關，錯失了不少沒有名校光環的能干畢業生。“有些公司看重畢業生的學校背景，覺得考進交大復旦的學生肯定很聰敏，學習能力強。也有些會看專業，比如東華大學、上海海洋大學、上海理工、上師大雖然牌子不如復旦交大，但也有些排名靠前的好專業。不過，不是每個在企業做人力資源的人都懂專業，大多數更看學校。”顏世富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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